在怀柔的那些日子（二十五）

牧羊人

25、评工分

自从我的脚冻伤以后，“老怀”再也没有让我上山去干活儿了。眼瞅着马上要过大年了，“老怀”决定赶在腊月二十三前，带我们全部撤回了生产队。

　农历腊月二十三，是民间俗称的“小年”，据说这一天，是灶王爷上天庭向玉皇大帝做一年“总结汇报”的日子。

在怀柔，“小年”也是老乡们改善伙食的日子。说白了，还不是给灶王爷“灌”迷魂汤，想让他向“上面”多说几句好话的意思吧。

对于知青们，因为年龄尚小，所以对“小年”这个传统节日，大多数人是没有丁点儿概念的。

再加上“文革”时期“破四旧，立新风”等诸多因素，哪里还有人会主动要求食堂改善伙食啊。

记忆中，知青食堂冷冷清清的，没有任何一点儿动静。

　过了腊月二十三没有几天，我们宿舍的人被知青“小干部”给集中在了一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召集人是倪守根。

倪守根告诉大家，马上就要年底分红了，因此需要尽快把每个人的工分给确定下来，以便年底统计和结算。

于是，我们拿了小板凳围坐成了一圈，听倪守根给大家讲解如何评工分。

知青“小干部”倪守根（前左）和上海干部老王（右）、齐市知青李颖涛在怀柔知青欢迎邓建雄回国接风聚会上（拍摄于2012年6月上海小南国）

　那个时候，怀柔实行“评工分”的分配制度。“评工分”一般都会放在年底分红前来完成。

这种考评方法是当年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 “农业学大寨”时的产物。换言之，无论哪一个人，不到年底分红，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劳动分值究竟是多少。

　队里每天有人负责记出工，年底一汇总，再乘以工分值，就可以算出一年的总分值了。

　在怀柔，一个人的劳动分值并不一定与你干活儿时付出了多或少相互成正比。因为，工分是“评”出来的，而其中又以“印象分”占了很大的比重。

可以这么说吧，如果你的人脉多、人缘好，所得到的分值一定会相对别人高出很多。

更过分的还不是这个，两个人虽然干着一样的活儿，但并不意味着你俩会享受同样的劳动报酬。

记得第一次给我评的分值是“七分”，也就是劳动一天可以拿到七分工，这个分数评得不高，而且还不是当场评出来的……。

围坐在一起评工分（图片转自网络）

　要是说起那次评工分，还是颇具一些“戏剧性”的。

按照倪守根的意思和评判标准，每个人的分值必须先由各人按照自己的“劳动表现”来报。干满一个劳动日的满分标准是“十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报分。

　倪守根嘴里所讲的“劳动表现”包含的因素还是蛮多的：譬如，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劳动态度要端正、还要团结互助等等等等……。不难看出，在上面的诸多条件中，唯独少了一条：“能够完成劳动定额”。

从领导定下来的评分标准中，你大致上可以明白其中的一、二了。什么劳动啦、团结啦，其实都不重要，归根到底还是“表现”二字。“表现”才是评工分中最最关键的“重中之重”了。

　宿舍里的知青都没有在一起干过活儿，彼此又不十分熟悉，虽然我们围成了一圈坐在那里，但都一声儿不吭，当时的气氛显得蛮尴尬的。

看到大家都不说话，弄得倪守根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他一个人在那里哔哔哔的，但始终没有人去接他的话茬。

就这样，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的，闷声不响坐了很长时间……。

　见到这个情形时，我暗自思忖，不就是自报工分嘛，怎么就那么难啊？如果像这个样子都不吭气，估计坐到天黑也不会有结果的。

不管怎么样，总得有人起个头才行，既然你们都不报分，干脆我先带个头，来个“抛砖引玉”吧。

于是，我自告奋勇、“傻乎乎”地给自己报了个“九分”。

当我把分数刚一报出口时，大家有点儿吃惊了，有人甚至带着复杂的神情盯着我看……。

估计他们也没有想到，一个在知青中默默无闻的人居然开了个“头炮”，而且，他的口气还不小，给自己报的分数还蛮高的。

不过，自我带头报分以后，其他的知青也都一一开了“金口”，报出了自己期望的得分……。

为什么会给自己只报“九分”而不是“十分”呢？我是这样考虑的：虽然自己在“二线”和老乡干着一样的活儿，并且也能够完成队里规定的劳动定额，但考虑到我和老乡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自己报的这个分数应当算实事求是的。

毋容置疑，我的想法是好的，但是结果却很悲催。虽然考评会上没有确定我的分数究竟是多少，但会后没有多久，我得知队里最终给我定的分数是“七分”。

不过，当得知我的师傅小尚也不过是“八分半”工的时候，我也就释然了。因为，你的工分总不可能比师傅更高吧？

小尚对自己的工分是不满意的，但那又怎么样啊，谁让他在队里不沾亲带故的，也没有任何的人脉啊？

现在，他的分值已经定了，也无法变更了，大不了是发发牢骚也就慢慢过去了……。以后的日子还得过，活儿照样也得干嘛。

后来过了很久，我才慢慢知道了这个评分结果的来龙去脉。

听可靠人士透露，因为自己的“政治表现”不乍样，也没有和贫下中农们打成一片，所以，领导们经过评议后最终给了我七分工。

这里的“政治表现”应当是说我没有要求进步，也没有积极地向组织“靠拢”吧；

　而第二个原因就比较简单了，你跟着一起干活的老乡是小尚，他是队里的盲流，这个人的身份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更别说他是不是贫下中农了，搞得不好他或许还是“漏网”的“阶级敌人”、“坏分子”呢，想你一个“小阿拉”跟着他一起“混”，又能干出个啥名堂啊？

另外，有可能我和胥学政在二线干的恶作剧被人告发了。你俩居然把贫下中农关在仓库里，还差点儿把人给冻坏了，这个影响别说有多坏了……。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我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每天如同和尚撞钟似的，“混”一天是一天……；

另外，对我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没有人对你管头管脚、找你的麻烦就已经足够了。至于干一天活儿能得多少工分的事我还从未考虑过呢。

这或许是当年的我还非常“幼稚”、也不成熟的缘故吧？

上面所提到的“同工不同酬”确实是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

在怀柔，有的知青虽然干活儿并不咋样，但他们拿到的分值却不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葩了。

这是因为，那些人似乎在“政治表现”上下了比干活儿更大的气力。其中，还有不少的知青是因为跟对了人，才拿到了比较高的工分。

而我，就跟“傻狍子”一样，只知埋头干活儿、却不知道还有不需要卖力干活儿也能挣到高工分的“好事”呢！

　这是我在怀柔插队落户五年期间所参加过的唯一一次评工分，所以记忆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