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一一四）“李闯王”何以成不了“朱洪武”（下）

平民

或许有意贬损，《明史》中的李自成一副异族面相，“高颧骨，深眼窝，鹰眼蝎鼻，声音如豺‌”，后又在开封战事左目中箭失明，成了“独眼龙”，因此有人说他的面相无福，失败是命中注定。可历史上的朱元璋长像也并非尽善尽美，现存的太祖真像有两类，一类“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雍容富态、威武英明中不乏仁慈气概，另一类则在抓住史书描述的“奇骨贯顶”做文章，用“鞋拔子”长脸，额头凸昂，下巴拉长，胡须乍起的漫画手法，刻意夸大其不类常人的形象特征。第一次在盱眙“明祖陵”见到这一“真像”时，我的感觉还是“长得真不咋地”，可后来再在别处见到时，熟知其人生的我，看到的竟是“真龙天子”的神秘莫测和势不可挡。这些虽然玄幻，至多只是茶余饭后的“戏说”谈资，然而佛经《无常》偈语“相由心生”和“命由己造”所揭示的外在表现与内在动因的“因果制约”，却不失为决定成者所以成，败者所以败的根本原因。万物皆有因，万般皆是果，李自成和朱元璋自然也不能例外。而我之所以不直接用我信仰的唯物史观，譬如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顺应民心向背与否，直接决定着历史发展和英雄人物成败命运；以及是否能动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样一些原理法则，来回答李自成为什么成不了朱元璋的现实问题，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当年李贽推论朱元璋为“万千古一帝”的理由，已然切合唯物史观要义，并充满佛性趣味，故而顺其“腔调”，以求合一。

李自成不能成为朱元璋，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一般的天时地利人和，而是二者政治理想和人格境界的巨大差异。正如李贽所言，朱元璋“起自濠城，以及即位，前后几五十年，无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无一时而不思得贤之辅”，其中“无一日而不念”、“无一日而不思”之“小民之依”和“得贤之辅”，他毕其一生，真心诚意地这样做了，故而成就“治隆唐宋”的“万千古一帝”伟业；而李自成的功败垂成，说到根本处，就是他既没有志向成“小民之依”，也没有胸襟“得贤之辅”，结果人心丧失，兴勃亡忽，原因就这么简单。

先看“小民之依”，别看字面平白无奇，可它却是中国治理天下传统思想的灵魂和根基。西周初期摄政的周公旦曾明确告诫年幼的成王，“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以为只有体察农耕劳作的艰辛，才能在自己安逸时亦不忘体恤民众的疾苦。‌语中的“小人”，当时是与“君子”相对应，后人引用时改称“小民”，主要是为了与国君相应。这便是“小民之依”最早的出处，后来的意思，则集中体现为治理国家的君主必须体恤百姓的生存状态与诉求，施政以民为本。当然，如果单论“体恤民众疾苦”，李自成与朱元璋并无太大区别，他二人投身起义，都是现实社会的残酷压迫和个人际遇的走投无路逼出来的，因此与社会底层民众有着天然的情感共鸣和共同的利益诉求，成为起义队伍的一份子乃至后来成为统帅和领袖，都是时势造英雄的历史结果。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二人对百姓利益诉求的理解和把握却有着质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让他们一为鸿鹄，展翅翱翔而为千古明君；一为燕雀，没于庸常而难脱“流贼”之咎。尽管他们从一开始都是因不同原因，追随潮流加入起义队伍，并没有太大的人生抱负，所有的政治追求，都是在后来的战斗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李自成的目标理想，自始至终，几乎都未曾离开让“饥民”有饭吃这一最迫切的现实问题，政治主张至高也不过是以声名浩大的“不纳粮”标志的“均田免赋”。尽管这样的执着，让他在争取底层民众支持拥护方面收到了巨大成效，在波澜挫折中越战越勇，直至攻破北京城，覆灭大明王朝；同时也让李自成始终被禁锢在“治标”的浅层思维，直到建立大顺政权，重兵逼近京师城下，他的目标也依然是做一个为明朝效力但不受皇帝节制的“西北王”，直到仓促登基称皇的那一刻，他也没有完成从“小写的私”向“大写的公”的质变升华，缺乏天下为公的精神境界和治理天下的足够准备，决定了他的皇帝生涯，只能以昙花一现的方式转瞬即逝。

而朱元璋则不然，自被擢为镇抚，独立领军起，他便表现出志在天下、卓尔不群的行动意志，站在起义民众的前列，用“为治，以安民为本”，将体恤民众的政治主张，落实到制度性和长期起作用的重大问题解决上，正如他在登基当日作的那首虽俗不可耐却气吞山河的《金鸡报晓》宣示的那样，“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 三声唤出扶桑日，扫尽残星与晓月”，他所期待的，是雄鸡三鸣唤来的日月更替的新未来。坊传，在场的大臣初闻，大多忍俊不禁，而当听完全诗，顿觉醍醐灌顶，莫敢仰视。因此，他面对形势，处置复杂问题，总是要从大局和长治久安出发，把制度创新和国策有效放在突出位置，力求标本兼治。譬如灾民（饥民）解困，李自成的做法，初期以流寇暴掠方式，劫富济贫，对于无粮可食的饥民，无疑具有极强的效力，可到了中后期，饮鸩止渴的抢掠，则显然不是安定民众的长久之计，因此他接受了李岩等人的建议，提出“均田免赋”的政治口号，试图以土地制度改革和税赋减免来安定饥民，重建秩序，稳定局面。严格说来，“均田免赋”并非李自成首创，在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均田”一直是人们维护土地制度稳定和正义的理想追求，每当农耕经济出现萧条败坏和秩序混乱危机，总会有人以此为旗帜，推动社会革命，推翻黑暗统治，恢复正常秩序。问题在于，因为具体环境条件的限制和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李自成提出的这一主张，包括很多不错的政策，非但没有得到有效落实，而且还因为“不纳粮”加持的负面效应，让后期上百万规模的义军队伍，直接面临粮饷无法正常保障的现实危机，没办法，只能凭着“追赃助饷”的强力掠取，以战养战，并为后来的队伍变质，纪律涣散，战斗力丧失留下祸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朱元璋也搞“均田”，但他的“均田”，更多的体现在“耕者有其田”和让民众丰衣足食的实惠举措上。出身贫苦的他，深知土地对于民众生机的普遍重要性，更深知土地制度一旦失衡，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必将给底层民众乃至整个社会带来无以复加的严重灾难。因此，他在以“土地改革”推进“均田”时，为了根治现实危局，形成长效机制，他通过“抑强扶弱”的政策措施，打击土地兼并的主要作俑者即豪强官僚大地主，进而获取可以重新分配的大量耕地，对丧失耕地的佃户和生活贫困的农民，根据实际需要和耕种能力，分配相应的田亩，结果不仅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和完善，同时也让底层民众因为有了安居乐业的物质基础，进而焕发出旺盛的发展积极性，拥护新朝廷、等着大明王朝开创新纪元的人心向背形成和巩固，便成了历史进步的必然。在这些方面，朱元璋显然已从庄子讲的“藏富于屋”的“小私”，升华为“藏富于天下”的“大私”，这样的“私”，对于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无疑是普天同庆的福祉。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推进“均田”时，还做了几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一是经济扶助。对分得土地的贫困农户给予急需且必要的耕牛、农具和种子的免费提供，对垦种荒地的农户，不仅开得的土地归其所有，而且还免除其后三年税赋。二是将一家一户无法进行的区域性水利建设等生产配套工程，纳入朝廷财政投入，仅洪武朝的前二十八年，就疏通河道五千余处，整治塘堰四万余处，修建堤坝五余处，极大改善了广大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三是严密防范土地兼并风险。《明史》给我一个深刻印象，朱元璋其人，一生最恨两种人，一种是为富不仁的大地主（大商人），另一种则是祸害民众的贪官污吏。而这两种人恰恰是肆意兼并土地、破环社会经济基础、荼毒民生的罪魁祸首，因此对他们，朱元璋始终持有强烈且鲜明的敌对情绪，并将打击遏制这两类人，视为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地主，朱元璋的态度却是保护和尊重他们的社会权益，甚至在内心希望广大的农户，都能拥有中小地主家庭的财富创造能力和富足生活水平。为了保护民众利益不受伤害，也为了让大地主阶层和贪官污吏不能为所欲为，他特意在自己亲自编制的《御制大诰》中订立法条，授予民众“告御状”权力，规定“自布政史至于府、州、县官吏，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抑或官吏勾结，包揽词讼，陷害良民者，民众可连名赴京状奏”。并严厉警告，各关津把隘，必须为入京面奏百姓放行，“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细则做法，既有循古例，设“登闻鼓”，由御史值守，直接听取民众诉讼，借以声张正义，了解社情民意，更有破天荒的规定，在“民告官”时，遇有违反皇令，“下乡扰民”的“贪婪之徒”（特指布政使及以下衙门官吏、皂隶） ，“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来京”。这一尺度，在整个专制朝代为匪夷所思的独一无二。朱元璋的《大诰》，不仅立有法条，还列举了不少自己亲自审处的案例，并分别加以相应的法理道德诠释。为了教化之“明刑弼教”目的，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将自己订立编写的《御制大诰》印发千家万户，作为家庭必备书。并诏命社会，凡持《大诰》“民告官”者，朝廷一律给予二十两白银奖励。由此可见，朱元璋为了“小民之依”，是用真心动了真章的，与他比起来，李自成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在境界上存在断崖式落差。

李自成不能像朱元璋在立朝时尽得民众拥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残暴性情，《明史》说他“性猜忍，日杀人剒足剖心为乐”，可能带有污损的成分，但他的队伍“所过，民皆保坞堡不下”，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不争事实。李自成后期用兵尤其凶猛，尤其攻城拔寨，战法更是如狼似虎，“攻城，迎降者不杀，守一日者杀十之三，二日杀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杀人，束尸为燎，谓之打亮。城将陷，步兵万人环堞下，马兵巡徼，无一人得免”。后人统计，在陕西，其率领的队伍曾屠所过七州县；在河南，历史明确记载的屠城事件亦多达十二起。残暴程度，较之享“屠川”恶名的张献忠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他对外宣称的“五年不征，一民不杀”的救民口号，形成巨大反差，更与朱元璋用兵，“时时禁喻诸将”善待民众具有天壤之别。自毁民心向背的天然优势，最终丧于民团武装之手，倒可谓是种瓜得瓜的因果恶报。

“小民之依”如此，“得贤之辅”又待如何？必须肯定，在明末起义中，以成就论，李自成无疑是最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其帐下亦可谓英才荟萃，文有谋才，武有勇将，但即便如此，不能“得贤之辅”，依然是他不能成为朱元璋的致命短板之一。历史地看，他在与“人”有关的关键问题上确实存在不少重大失误和缺陷。

其一，在义军队伍整合上，他缺少广博胸怀和战略远见。曾在荥阳大会上提倡义军协同，声名大振的他，却因“从献忠求皇陵监小阉善吹鼓者，献忠不予”，一怒之下，与实力强悍的张献忠分道扬镳，导致彼此互不相让、长期掣肘和摩擦缠斗，结果煮豆燃萁，亲痛仇快，两败俱伤。如果二者合一，南北呼应，后来的历史可能就是天翻地覆的另一模样。之后，李自成又在“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号罗汝才（江湖名号“曹操”）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自成善攻，汝才善守，两人相须若左右手”，珠联璧合，锐不可当的情势下，为“专制心”迷惑的李自成，竟因“独忌汝才”而设计戗杀罗汝才，“悉兼其众”。这一内讧危害到底有多大，众说不一，但有两点无可疑议，一是李自成在义军高层的驾驭力和信任度大大削弱，而人人自危的军队，是不可能有团结的意志和顽强战斗力的；二是罗汝才不死，善守的他，极有可能在进入北京城之后的战事发展创造不一样的战果。二者都说明，李自成这样做，是极大的错误。

其二，对士人阶层的漠视和排斥。史实一再证明，李自成几乎一直视读书人为异己，不仅不能像朱元璋那样，倾尽全力、真心实意地延请前朝隐士和知名学者共图大业，反而对既有的士人阶层明显表现出厌恶和排斥情绪。其中特别恶劣的是，襄阳战役时，他竟然指使部下“劓刖诸生百九十人”，不仅数量众多（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人数只有四百六十余人），而且手段十分残忍，割鼻子，砍断脚，极具侮辱性。得势之后，他也曾开科考试，招揽人才，明明是一件好事，但在颁布的榜文中，无端威胁，“有不预试者，屠全家”，同样竭尽鄙夷之能事。进了北京城，明朝大量官员都像今天职场上的职业经理人，对李自成的新政权持待价而沽的期许观望态度，本就准备不足的李自成如果将他们笼络到自己的队伍中，借助他们的政治影响和行政经验，新诞生的大顺王朝一定不会四十二天就逃离京城。可李自成偏偏来了个四品以上旧朝降官不予录用，把真正管用的那帮顶级大官拒之门外，并以“追赃助饷”将他们直接推给自己的敌人一方。如此对待士人，结果必然是失去社会精英阶层的参与和支持。也正因为没有士人精英的积极支持和踊跃参与，他的部下，无论将帅，还是文臣，与朱元璋时期的文臣武将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仅凭这一点，李自成就成不了朱元璋。

其三，辖治部下疏于失衡，缺少驾驭实力。实事求是地看，李自成是个挺有人格魅力的英雄好汉，就连非常鄙视他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他“不好酒色，脱溯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然而，他对部下为非作歹的恶劣行径，只要不直接影响军事行动，却大多采取管而不到位的姑息态度，而一旦功成名就，到达胜利的顶峰时，这种“姑息”，便立即转化成为由贪图钱财、争权夺利催化的断崖式腐败。名为“追赃助饷”的敲诈勒索，不仅让有心投降，为“大顺”效力的明廷大臣断了念想，成为死敌，而且还因将“编排甲，令五户养一贼，大纵淫掠，民不胜毒，缢死相望”的劣政由京城蔓延至整个占领区域，与匪无异的这般做法，在广大民众中造成的后果，除了绝望，就是反抗。更严重的是，李自成最倚仗的得力助手刘宗敏利令智昏，以挟其父吴襄，抢劫其爱姬陈沅（陈圆圆）的独断行为，逼得手握明军主力，驻守山海关，已有意投降李自成的吴三桂，激愤易辙，转投清军，并在山海关给领兵征伐的李自成以沉重打击，逼迫其放弃北京城，从而为清兵夺取大明江山打开沦亡之门。在这一过程中，根本见不到“得贤之助”的一丝痕迹。就连曾为他出谋划策的三个重臣，最终也都没有好下场。最惨的是政治眼光独到的战略高人、制将军李岩，颇得李自成器重，言听计从，进而遭宰相牛金星嫉妒，牛金星便借李岩请命率兵前往河南平定乱局，以“十八子之谶”向李自成诬告其“欲反”，结果被李自成毒杀。而宰相牛金星和军师宋献策在劝李自成不要亲征山海关无果后，先后选择抛弃李自成，牛金星携儿子牛佺在李自成遇害当月即“藏匿降清”，得善终，算是气节有亏。宋献策则与刘宗敏同时在武昌被清兵擒获，有说其被清军处死，也有说他设计逃离，从此下落不明，似是而非，难有定论。

再看朱元璋，前有淮西老乡组成的精兵强将开疆辟土打江山，后有浙东士人代表的文人谋士建章立制修国本，他们中的很多人如徐达、常遇春、刘基、宋濂，就是后来被清算的李善长、蓝玉，放在历史上，无不是所在领域的顶级精英。而李自成的手下，在他们面前连提鞋的份儿都没有。更别说，朱元璋用人的大局观和包容度，譬如他北伐消灭元朝朝廷时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正义大旗，但并不妨碍他以“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天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的表达，承认元朝在中国历史延续中的正统地位，将蒙古等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对自己头疼的敌手，如能征惯战、被其视为“天下奇男子”的元军大将王保保，只要能力出众、品行端正，他都不吝夸奖，视为珍宝，公开表达与之联手成就大事的殷切期望。有人称其为兵法权谋，惺惺作态，但我却认为是他天下为公博大胸襟和主宰一统江山伟岸气魄的真情表达。如果一定要以权谋论之，那也是为天下安宁和百姓幸福团结一切积极因素，建立统一战线的阳谋。至于对文化和文化人的尊重和任用，朱元璋对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改革创新，特别是打击官吏腐败，严以治吏，都几乎到达登峰造极的新高度。在这方面，我有两个认识更新：一是过去总认为元朝灭亡是由民族压迫之深重所造成的，可真实原因却更多的是元朝治理机制“宽纵”导致的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和经济奔溃，民族矛盾并不是第一位的，因此朱元璋在新朝政治特别是吏治上采取的方针大多反其道而行之，除了经济上以“休养生息”的“缓”为主，政治上则明显表现出由“宽纵”而“严苛”的显著特征。二是朱元璋治吏之严，除了维护专制皇权不受侵犯损害的底线，还有一个底线，就是“官不争民利”基础上的廉洁奉公，前者维护的是皇权，后者维护的则是百姓利益不容侵害的民权。仔细检讨洪武朝朱元璋处理的重大案件，基本上都与这两个底线密切相关，即便是广受诟病的诛杀功臣，别的不说，那些被杀的勋臣大佬，哪一个没有抢占民田、鱼肉乡里、贪墨枉法、尾大不掉的劣迹，诛杀他们于法有据，株连者之外，少有冤枉可言。这也是一种历史真实。

把李自成与朱元璋放在同一维度比较，并不是要分一个高低优劣，可以这么说，在各自所处的时代，他们都是最为杰出的存在。但从借鉴历史的角度比较他俩，则更可以让后来人从他俩的身上，看清历史发展的规律脉络和成败兴衰的因果由来，进而开拓视野，增长见识，收获借鉴，这才是意义重大的价值所在。

2025.11.30.于淮水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