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麦子香

城南旧事

　　一九六零年，生产队的磨窑门口，五岁的父亲领着三姑佯装玩耍，眼睛却偷瞄着那个看磨的老女人，祈盼着她能多去几趟茅厕。

轰隆隆的磨盘上，褐色的小麦带着诱人的光泽，前赴后继地滚进磨眼，变成飘飘洒洒的雪，轻盈盈地落在被笤帚扫得溜光的黄泥磨台上。

偷两把生麦子还能“跑脱”，是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父亲最大的心愿。后来他给我们说：“生麦子好吃，柔津津的香…”

大队干开会的门外，兄妹俩拣食过人家丢出来、烧得焦黑的洋芋皮，那是他们几天才能碰上一次的好运气。

年幼的三伯和二姑，抬着一瓦罐掺杂着洋芋疙瘩白菜叶子的米汤，小心翼翼地走在弯弯曲曲的回家路上，抬着下工后集体食堂打来的金贵口粮，瓦罐里晃荡着一家人的望眼欲穿。

父亲说，伯父那时候老是个刮瓦罐的。每次一家人分完粥，伯父就拿着勺子，抱着那个倒完了粥的瓦罐，刮一下罐帮子舔一下勺。那个刮瓦罐的“吱啷”声，很多年后还在他夜半三更的梦里飘飘荡荡…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有很多我们没吃过的“好吃头”：灰条籽馍馍、白菜根、红根、苦苦菜，还有熬出来像果冻一样的榆树皮……

对饥饿深入骨髓的记忆，甚至由内而外地具象到了人们日常的口头表述中。小时候听见大人吵架最常用的话术就是：一个鄙夷地说：“把你吃饱才有几年呢”，另一个狠狠地回敬：“那些年把你咋没饿死！”。

一九七五年，作为长子的我出生了。老妈说那年生产队里的收成好，社员们的“工分”也挣得高，过八月十五的时候，队长破天荒地下令宰了羊。连同娘肚子里的我，我们家分到了四斤羊肉。为了我，父母没有舍得吃一口，全都炼成“臊子”装在那个双耳的紫色小瓦罐里。

我出生一个月后，父母就用那点羊肉臊子和奶奶积攒的一点白面，做了一顿羊肉臊子面，款待了前来送满月的乡亲们。

那时候的人都穷。来出满月的人多数都是拿一把挂面，或者用手帕夹棉花缝个婴儿帽。洼上张奶奶和袁奶奶每人给了两毛钱，是所有为数不多的宾客中少有的拿钱的人，妈说人家那时候的光阴都好。

那天，我的姥姥拿了最重的礼——给了我这个她的长外孙大大的两块钱，外加三尺做衣服的花布，代表着给我从头换到脚。那个给了我人生第一笔巨款和第一身套服的姥姥，去世已经快两年了。

一九八二年，在老学校给四年级学生代课的四姑，下课后从她那个老旧的办公桌抽屉里，掰给我一块雪白的白面大馍馍，那是太太去世后“过事”剩下的，磨面粉的麦子是自家前年承包的土地里打下来的。老记着四姑递给我馍馍时的那句话：“两个手捧着吃……”。

一九九五年，又一茬新麦子铺上场开始碾场了。老天爷“待谅”得好，雨水足、收成不错。表兄看着麦秸上的麦粒基本没啥了，拖拉机便少转了一“幔”，急匆匆就“起场”了。

场边上的大姑随手抽出来的一把麦秸秆上，赫然竟带着几颗稀稀拉拉、没碾干净的麦颗子。谁也劝不下大姑的执拗，表兄虽然嘴里笑着说：“妈哎，还不够油钱的呢”，但还是顺从地把那些麦秸铺上场，又认认真真碾了一遍。

大姑不是算不过那个账，是小时候饿怕了。糟践粮食，是她们那辈人心目中最不可饶恕的罪过。

二零一五年，我抛下那些养活了祖辈几代人的土地，进城另谋生计，光阴荏苒，一晃就是十年。外面世界的酸辣苦甜、冷暖寒凉大多已不堪回首，只记得老家的麦子又熟了十回。

饱经风霜的父辈们，在历尽苦难之后，终于收获了富足的幸福。人丁兴旺、子孝孙贤、家业蓬勃。但我们始终不敢忘记，那些父辈们挨过的饿，受过的苦。记着端牢自己的饭碗，好日子，珍惜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