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评鉴的五个维度

梨乡安然

摄影：毛延茹

　　评鉴一首诗词的优劣，不能只凭感觉，应该说出个所以然来，好，好在哪里，不好，不好在哪里，批评者如果说不出来，被批评者是不会服气的。当然，批评者也要有公认的理论原则来做为批评的标准，不能以自己的主观喜好为尺子去度量别人的作品，这样做是没有说服力的。我认为品评一首诗词作品的优劣，需从以下五个维度入手。

一是看有没有创意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有一句“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说明了随着时代的变迁，诗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也在不停地流变创新。从形式上来看，中国古典诗歌经历了五次显著的变化。第一次是从四言的《诗经》演变为以屈原为代表的《离骚》体。第二次是从骚体诗演变为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西汉五言诗体以及杂言的乐府歌辞。第三次是从五言诗和乐府歌辞演变为初唐时期的歌行杂体。第四次是从歌行杂体分化演变。一枝变为初唐武后时期以沈宋（沈佺期、宋之问）为代表的律诗（近体诗）。一枝则糅合了乐府歌辞和民间曲子词，形成了一种称为“词”（诗余、长短句）的全新诗歌形式。词始于南北朝的梁代，形成于隋唐，成熟于五代，大盛与两宋。第五次是宋词与民间的俗谣俚曲合流，形成了元曲。因为人类的情感表达需求越来越复杂多样，导致了诗歌形式的不断变化和演进，这充分说明了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创新，至今人们还写《诗经》那样四言诗的情境。这是从形式的嬗变说明诗歌创新的重要意义。从诗歌抒写内容和写作手法来看，创新和创意更是诗歌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从上古时期的口头歌谣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经》，形成了题材丰富，涵盖了战争、劳动、爱情等丰富内容，赋、比、兴表现手法兼用，语言朴实、韵律和谐、意境生动为主要艺术特征的诗歌范例，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基础。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高度概括了《诗经》强调真情流露，不虚假矫饰的艺术特点。由于四言诗节奏短促、单调呆板，导致容量有限，不能表达更加细腻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于是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诞生了，他们不拘于《诗经》的四言为主的传统，学习吸收民间的“俗歌俚句”，创造了一种以六言为主，掺入五言、七言大体整齐而又参差灵活的长句句式，这就是骚体诗。骚体诗结构更加自由，没有固定的诗行和字数要求，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自由伸缩。形式上的自由更适合个性化的表达，对偶、排比、设问等大量修辞手法的运用，造成了它辞藻富丽的特征，表达的情感更加丰富、细腻、深刻。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古诗十九首》是在汉代民族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有感而发，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毫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儒家的哲学意境。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其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可见诗歌的每一次嬗变都离不开从形式到内容的创新。

二是看有没有格调

格调指诗歌所呈现的精神品格与审美高度，是作者胸襟气度、思想境界在作品中的集中体现。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云：“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作品的格调高低，往往取决于创作者的人格修养与精神追求。陶渊明《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自然平实的言语中透露出超脱世俗、返璞归真的生命境界；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在雄浑苍茫的景象中寄寓了深沉的历史感喟与忧国情怀。这些作品之所以传诵千古，正因其格调高远，具有超越时代的精神感召力。反之，若作品局限于琐屑私情，或流于阿谀逢迎，则难免格调卑弱，纵有辞藻之工，亦难称上品。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强调“诗之品有九”，其核心亦在格调气象。故品评诗词，当观其是否承载了高尚的情志、深邃的思理与脱俗的审美趣味。当代余秀华、凉小薄、宋倩倩等一众从事自由诗写作的女诗人，作品肉欲恣肆，情色横溢，正是失在格调低下。

三是看有没有意境

意境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指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能引发读者无限联想与回味的美学空间。王国维《人间词话》指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意境的有无与深浅，直接决定诗作的感染力与艺术价值。王维《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简淡之笔勾勒出空明静谧的山水画卷，景中寓情，传达出诗人远离尘嚣的恬淡心境；李商隐《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通过朦胧而富于象征的意象，营造出哀婉迷离、意蕴层深的境界，令读者涵咏不尽。意境创造贵在“言有尽而意无穷”，能使读者透过文字表层，进入更为广阔的情感与哲思世界。反之，若诗作止于物象罗列或直白说理，缺乏情景的融合与韵外的延展，则难免失之枯淡，难以动人。

四是看有没有底蕴

底蕴指诗歌作品所蕴含的文化积淀、历史厚度与思想深度，是作者学养、阅历与感悟的结晶。钟嵘《诗品序》倡导“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强调作品需有深厚的内容支撑。杜甫被誉为“诗史”，其《春望》《北征》等作，将个人命运置于时代动荡之中，融家国情怀、历史观察与人生沉思于一体，沉郁顿挫，底蕴磅礴。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不仅描绘江山胜景，更融入对历史兴衰、人生短暂的哲学叩问，展现出广博的学识与通达的宇宙观。诗词的底蕴亦体现在对传统的化用与创新，如辛弃疾词中大量熔铸经史典故，却自然贴切，毫无堆砌之感，深化了作品的内涵。缺乏底蕴的诗文，往往流于浮浅，虽有一时之巧，难以经受时间的淘洗。

五是看有没有辞彩

辞彩指诗歌的语言艺术，包括炼字、声律、对仗、修辞等形式美要素。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亦主张“文采饰言”，皆强调语言锤炼的重要性。优秀的诗词必在辞彩上经得起推敲：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显其自然俊逸；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见其锤炼之功；李贺“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则以奇崛瑰丽的想象与辞采营造独特意境。辞彩并非唯美是求，而应与内容相得益彰。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叠字的运用既富声律之美，又深切传达出孤寂愁绪，成为词中典范。反之，若一味追逐辞藻华丽而内容空洞，则易落入纤巧浮靡；若语言粗糙平直，则亦难成佳作。故辞彩须服务于情感表达与意境营造，方为可贵。

总之，创意、格调、意境、底蕴与辞彩，五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品评诗词艺术价值的重要维度。唯有在这诸方面均经得起审视的作品，方能穿越时空，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批评者亦当以此为据，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方能使批评本身成为一项富有建设性的学术活动，推动诗歌创作与鉴赏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