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中学补习班：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印记

李斌

7.2:通化中学补习班：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印记

一九七八年的春节刚过，年味儿还没散干净，就传来说通化中学要开两个高考复习班，一文一理。头一年我虽止步于初选，却揣透了一个实理：想上大学，全得凭真本事硬磕。像我们这种去年闯过预选线的往届生，学校是敞着门欢迎的。我立马找到李文学，拉着他一起去报名——他去年也拿到了预选资格，跟我一样憋着股劲儿。

可他犯了怵，磨不开面子，嘴里嘟囔着“这么大年纪了还跟小年轻挤复习班”，磨蹭了半天才被我拽去学校。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站队报名，瞅着队伍里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应届生，我俩往那儿一站，年纪最扎眼，他脸腾地红了，扭头就想走。我一把拽住他胳膊，好说歹说：“咱是来考大学的，不是来比年纪的！”总算把他劝住了。谁能想到，这一劝，竟劝出了两个北京钢铁学院的名额，后来我们俩真就一起考上了。

我选理科，一来是高中那几年，地理、历史课压根没正经开过，底子空得像筛子；更要紧的，是父亲对那时的政治气氛早没了心气，甚至有些怕了。父亲是北大毕业的，后来考进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原本专攻中国逻辑史，可后来偏偏转去研究古人、琢磨历史，这里面的门道，我多少能猜着几分。在北京时，他曾跟最要好的大学同学吵得面红耳赤——那位同学，正是文革期间“梁效”写作班子的笔杆子；回到运城后，又因为不肯按上面要求写“批邓反右”的材料，被他在地委宣传部的高中同学拉着“谈心”，话里话外全是提醒。父亲后来虽说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可以说足《三晋文化》研究开山鼻祖。可那些成就都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说到底，他是想躲着风头，图个安稳。

复习班满打满算就四个月，可学校安排得实打实，从基础到难点，捋得明明白白。老师们更是个个铆足了劲，讲课声音都比平常高八度，恨不能把肚子里的学问一股脑全倒给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那几位老师是真有本事。

物理老师是北师大的高材生，讲课条理清得很。临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他刚带着我们做过一道电学、力学混合大题，还把解题步骤掰开揉碎了讲，没成想，这道题竟原封不动押中了高考题，整整二十分！考场上我掀开卷子看见那道题，心里一下子落了底，稳得很，只需按老师讲的，多乘一个sinα就行。

语文老师讲起二〇〇〇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远景时，眼睛亮得发光，声音洪亮，手一挥一扬的，听得我们浑身热血沸腾，心里头对未来满是念想。那模样、那语气，这么多年过去，闭上眼还能清清楚楚地想起来。

政治老师总盯着我，生怕我偷懒不背题。其实我记政治题还算灵光，父亲从虞乡寄来一套复习资料，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实在不想再在这上面耗功夫。可他不知情，老是悄没声地绕到我身后，冷不丁抽查一句，弄得我赶紧坐直身子假装背书，脸都热了。

我数学底子最差，属于那种越算越糊涂的。有一次数学老师开玩笑，指着我说：“你这就是‘六零炮’，打不准还慢！”没曾想，这话竟真成了谶语，高考数学我真就只考了60分，成了所有科目里最低的一门，想想都觉得好笑又无奈。

化学原本是我最头疼的，简直一窍不通，看方程式就像看天书。好在年前在虞乡，父亲抽了半个月空，把化学知识点掰开揉碎了给我讲；到了补习班，化学老师又系统地过了一遍，慢慢竟开了窍，越学越顺。最后高考，化学反倒成了我分数最高的一门，真是意外之喜。

那几个月的复习，天天像上紧了发条，紧张却有序，每月一次模拟考，次次都像小高考。我的成绩一点点往上爬，最幸运的是，最终高考的分数，竟是我整个补习期间考得最好的一次。想想我这人，大概是关键时刻运气不差，总算没掉链子。

高考前一周，学校放了假，让大家回家休整。可这节骨眼上，谁舍得真休息？母亲怕外人打扰我，把我安置在北房的阁楼上，关上大门，自己就守在院子里，寸步不离，谁来都不让进，就怕耽误我多看一道题。

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定在七月二十到二十二号三天，考点设在万荣县中学。我们都背着铺盖卷，晚上就铺在教室的地上打地铺，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屋里，此起彼伏的呼噜声，竟也成了睡前背景音。考前一晚，我心里又紧张又兴奋，翻来覆去烙饼似的睡不着，只好摸出从家里带的两片“安定”吞下去，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合了眼。

第二天一早考政治，我感觉难度不大。下午是物理，翻开卷子一看，题目大多也都会，心里刚踏实点，上下眼皮却开始打架，困得直点头。我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把，疼得一激灵，心里念叨：“兄弟，这可是决定命运的时刻，可不能睡！”

考场里每排摆四张桌子，中间两张并在一起。我坐在第一排中间靠过道的位置，右后方是我们补习班的一个同学。考试还没过一半，他就用手指轻轻捅我的后腰，压低声音说：“卷子往下放点，让我看看。”监考老师就坐在讲台前，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吓得浑身发紧，只好慢慢把卷子往下挪了挪。快交卷时，他更胆大了，竟直接伸手拽我的卷子，“嘶啦”一声，卷子被撕出个小口子。我吓得魂都飞了，赶紧撂下笔，起身走出教室。他倒沉得住气，直到下课铃响了好几分钟，才慢悠悠地出来。

中午休息时，我忍不住说他：“你也太胆大了，万一被抓着，咱俩都完了！”他却满不在乎地摆摆手：“没事，那两个监考老师都是我以前的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还笑着告诉我：“刚才我把你物理最后一道题全抄上了，那道题你肯定满分吧？谢了啊！”我没吭声，心里清楚，那道题我确实拿了满分二十分。后来，考场还真出了事儿——不是我们，是别的考生作弊被人举报了。我们上大学没多久，县里就派人来学校找我们每个人了解情况，想起当时的场面，至今还有点后怕。

不管怎么说，也算帮了他一把。那同学最后也考上了大学，虽说不是什么名校，可二十多年后再见面，他还特意提起当年这事，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谢，说当年多亏了我那道题的分数。

那年语文考试还有个小插曲，文理科用的是同一张卷子，除了公共题，还有几道题标明了“文科做”或“理科做”。我瞥见一道六分的题，扫了一眼觉得挺简单，心里还嘀咕：“这么容易的题，怎么给文科生抽的？”结果考完跟同学对答案，才发现那道题其实是给理科生做的，我压根没答。瞧我这马大哈，就这么稀里糊涂丢了六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惜。

英语那时只算参考分，不算入总分。我们高中时没学多少英语，靠补习那几个月也补不上来，我就没太下功夫。考试时对着选择题瞎蒙乱划，没想到竟还得了二十多分。更意外的是，入学后英语分快慢班，我竟被分到了中班，也算捡了个小便宜。

高考第二天晚上，大概是紧张劲儿过了一半，不用吃安定，我倒头就睡，睡得格外沉。到最后一天考完，我更是睡得跟死猪似的，怎么叫都醒不来，那股绷了几个月的劲，总算彻底松了下来。

那一年，我最终考了387.5分，在全县排到二十几名。我们学校那两个补习班，一百多号人，除了极个别同学落榜，大多数都圆了大学梦，要么是本科，要么是专科。如今想来，满心都是对当年通化中学和老师们的感激，没有他们倾尽全力的教导，没有那段四个月的埋头苦读，就没有我们这些人的今天。这份情，我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