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庆昌身为沈阳造币厂副科长，1961年偷走50斤黄金，此后19 年不敢花一分钱，最终因一次他老婆上银行兑换出事

宁静致远

1980年4月15日上午，春寒料峭的沈阳街头行人匆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刚刚开门营业，大厅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

九点二十分左右，一位穿着褪色蓝色棉袄的中年妇女走进营业大厅。她个子不高，面容憔悴，神情紧张地在大厅里张望了一圈，才慢慢走向七号窗口。

柜台后的营业员管凤昆注意到，这位妇女的手一直紧紧攥着怀里的布包，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当布包被打开的那一刻，管凤昆的瞳孔骤然收缩。包裹里躺着一块切割不规则的金块，在灯光下泛着耀眼的光芒。

管凤昆从业十多年，经手过无数民间黄金，但眼前这块金子让她心头一紧。

金块表面光滑如镜，纯度之高远超普通民间黄金。管凤昆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金块边缘有明显的人工切割痕迹，而且切割手法粗糙，显然是用钝器强行分割的。

这绝不是普通的家传黄金。管凤昆的手微微颤抖，她意识到自己可能遇到了一起重大案件。

她抬起头，用平静的声音对那位妇女说需要检测一下纯度，实际上已经在桌下按响了警铃。此时此刻，没有人知道，这块重约3斤的金块，将揭开一桩尘封整整19年的惊天大案。

【一】百年造币厂的特殊使命

沈阳大东区大东路138号，这里坐落着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工厂。高高的围墙内，是新中国最重要的货币生产基地之一——沈阳615造币厂。

这座工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6年。那一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因沈阳地区制钱短缺，光绪皇帝根据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奏请，批准在沈阳东关外、大东边门内设立"奉天机器局"铸造银元。

这是东北第一家机器工厂，开创了近代沈阳机械工业的先河。1898年，这里生产出了第一枚清光绪二十四年"壹圆银币"，打破了中国历代以钱两计重的传统。

经历了晚清、民国、伪满等多个历史时期的变迁，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这座工厂被更名为东北银行工业处，后来又改称东北银行工业处总厂，代号615厂。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承担起了为国家铸造钱币的重任。1955年，这座工厂铸造出新中国第一枚壹分硬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进入20世纪60年代初期，615造币厂的任务变得更加繁重和特殊。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

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粮食短缺，物资匮乏，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为了度过难关，国家需要用黄金白银等硬通货从国外换取粮食和其他急需物资。

615造币厂接到的任务就是冶炼从民间收集来的黄金白银，锻造成高纯度的金块银块。这些金块银块将作为国家外汇储备，用于对外贸易和偿还债务。

工厂的冶炼车间日夜运转，炉火通明，一批批高纯度的金块从这里产出。这些金块每块重约6斤，表面光滑如镜，纯度高达99.9%以上，达到国际工业黄金标准。

工厂的管理非常严格。进出厂门需要出示工作证，门卫会仔细检查每一个人。车间实行岗位责任制，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黄金白银的出入库都要进行严格登记，理论上不可能出现差错。工人们都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关系重大，丝毫不敢马虎。

那时候的615厂是沈阳人人向往的好单位。工厂效益好，工资高，福利待遇在全市都是一流的。能在这里工作，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工厂的职工宿舍区就在厂区附近，有的家庭还分到了带"两水两气"的新式楼房，在那个年代简直是天大的福气。

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他30多岁，工作认真负责，是厂里的业务骨干，还是预备党员。

由于任务繁重，冶炼车间生产出来的金块银块来不及全部入库，郭家惠负责的包装组就在车间里设立了临时仓库。

这个临时仓库其实就是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房间，墙壁是木板搭建的，门上挂着一把普通的铜锁。里面堆放着用木箱装好的金块银块，每个木箱外面都标注着"100号产品"的代号。

这些看似普通的木箱里，装着的是价值连城的国家财富。

每一块金子，都凝聚着国家和人民的希望。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防护措施简单的临时仓库里，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正在酝酿之中。



【二】关庆昌的双面人生

在615造币厂，有一个人人称道的"老实人"——关庆昌。

关庆昌时年36岁，身材中等偏瘦，一张国字脸，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显得斯文有礼。

他是厂里生产管理科的副科长，负责生产计划和劳动组织工作。这个职位虽然不算很高，但在当时已经算是干部了，在工人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

关庆昌给人的印象非常好。他工作勤奋，从不偷懒；待人和气，脸上总是挂着温和的笑容；乐于助人，同事有困难他总是主动帮忙。

厂里评先进工作者，他年年榜上有名。在那个讲究政治觉悟的年代，关庆昌的表现堪称模范。

他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发言总是紧跟形势；主动申请加入党组织，写的思想汇报工工整整；遇到脏活累活，他总是抢着干。

同事们都喜欢关庆昌。他从不摆架子，跟谁都能聊得来。

工友们下棋打牌，他会站在旁边给出主意；有人家里遇到困难，他会主动借钱帮忙，从不催着还；厂里组织义务劳动，他总是第一个报名。

大家都说，关庆昌这个人心眼实在，跟他打交道放心。

关庆昌的妻子黄淑珍也在615厂工作，在电解车间负责分离金属元素、提纯黄金白银。

黄淑珍年长关庆昌两岁，个子矮小，皮肤黝黑，话不多。两人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五口挤在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筒子楼里。

关庆昌的家庭生活看起来非常普通，甚至有些清贫。他常年穿着那几件旧工作服，洗得发白也不舍得换新的。

家里的家具都是老旧的，连个像样的柜子都没有。孩子们穿的衣服都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补丁摞补丁。逢年过节，别人家炖肉飘香，关家最多买二斤肉改善一下。

有同事觉得关庆昌过日子太抠门，劝他："老关，你工资也不低，怎么把自己和家人弄得这么寒酸？"

关庆昌总是憨厚地笑笑："咱工资是不少，可家里人口多，开销大。得攒点钱给孩子将来上学用。"这话说得有理有据，大家也就不再多问。

关庆昌在厂里还有几个让人觉得有点怪的习惯。他从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同事关系都保持在表面上的客气，从不深交。

下班后别人喜欢串门聊天，他却总是直接回家，很少参加集体活动。

即使参加了，也是早早离开。他对自己的家庭情况讳莫如深，从不邀请同事到家里做客。有人想去他家坐坐，他总是婉言谢绝。

工友们觉得关庆昌性格内向，可能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怕丢面子。谁也没往深处想。更没有人知道，这个看似老实本分的人，内心隐藏着一个惊天秘密。

关庆昌的真实经历远比表面复杂。他出生于1925年，家境贫寒，读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

青年时期恰逢战乱，他曾在抚顺市警备队担任上士文书，负责文书档案工作。那段经历让他熟悉了一些调查侦破的程序和手段。

解放后，关庆昌敏锐地意识到，那段历史可能成为他的政治污点。在填写615厂职工登记表时，他隐瞒了这段经历，只写自己是贫苦出身，靠做工谋生。

在自我鉴定栏里，他工工整整地写下"忠诚老实"四个字。就这样，他顺利进入了这家国家重点企业。

进厂后，关庆昌表现得格外积极，很快从普通工人晋升为副科长。

他知道，想要站稳脚跟，就必须表现得比别人更加可靠。表面的热情、适度的距离、清贫的生活，这一切都是他精心营造的保护色。

1960年以后，关庆昌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看着车间里一箱箱的黄金，他的内心开始躁动不安。

那些金灿灿的金块，每一块都价值不菲。工厂里流传着金块的价值，一块6斤重的金条，按当时的价格，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十几年的工资。

关庆昌开始做梦，梦里他拥有无尽的财富，住上大房子，孩子们穿上新衣服，一家人吃香的喝辣的。

醒来后，他看着破旧的房间，听着孩子们因为饥饿而发出的梦呓，一个念头在心底疯长：如果能弄到一些黄金该多好。

起初，这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慢慢地，这个想法变得清晰起来。关庆昌开始留意车间里的情况。

作为生产管理科副科长，他有足够的理由出入各个车间。他注意到，临时仓库的防护措施很简单，木板墙容易撬开，木箱也不难打开。黄金的出入库登记虽然严格，但也有漏洞可钻。

更重要的是，关庆昌发现，工厂的防范重点在外来人员，对内部职工尤其是干部的防范相对松懈。

只要精心策划，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偷走黄金并非不可能。这个想法一旦萌生，就像魔鬼一样缠绕着他，让他日夜不得安宁。

关庆昌开始暗中观察，摸索作案的可能性。

他注意哪些时间段车间人少，哪些地方监控薄弱，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作案并制造不在场证明。他还特意让妻子黄淑珍打听包装组的情况，了解金块存放的具体位置。

黄淑珍文化程度不高，但听话顺从。她利用工作之便，跟包装组的女工闲聊，不动声色地了解到临时仓库的很多细节。

晚上回到家，她把打听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丈夫。关庆昌在纸上画出仓库的草图，计算着每一个环节的时间。

1961年初，关庆昌的计划终于成熟了。他选定了作案时间——3月18日，星期六。那天下午工人们精神松懈，晚上还有工厂俱乐部的舞会，正好可以制造不在场证明。

他准备了作案工具——一把普通的羊角锤，这种工具在工厂里随处可见。他还特意找了一双比自己平时穿的鞋大一号的旧棉鞋，准备作案时穿，这样留下的脚印就不会和他的脚对上号。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时机到来。关庆昌表面上依然是那个和善的"老实人"，内心却在做着最后的倒计时。



【三】1961年3月18日的完美犯罪

1961年3月18日，星期六，沈阳飘起了蒙蒙细雨。雨水打湿了地面，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息。

这一天，615造币厂的气氛比平时轻松许多。周六下午，工人们的心思已经飞到了周末的休息上。车间里的机器声音似乎都变得慵懒起来，工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讨论着晚上舞会的安排。

关庆昌早早地来到厂里。他穿着平时常穿的灰色工作服，脚上是一双旧棉鞋——那双特意准备的比平时大一号的棉鞋。

他的公文包里藏着一副薄手套和一把羊角锤。关庆昌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不停地看表，计算着时间。

下午的工作显得漫长而煎熬。关庆昌强迫自己保持镇定，照常处理工作，跟同事闲聊。

他的内心却像有一团火在燃烧，手心不停地冒汗。终于，下午5点的下班铃声响起。工人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关庆昌也跟着人群走出办公室。

此时，关庆昌开始执行他精心策划的计划。下午6点，他出现在厂浴室。浴室里雾气蒸腾，十几个工人正在洗澡。

关庆昌走进去，跟每一个人都打了招呼。"老张，今天干得不错啊！""小李，晚上舞会见啊！"他的声音洪亮，态度亲切，让所有人都注意到他的存在。

关庆昌在浴池里简单冲洗了一下，不到十分钟就匆匆穿好衣服离开。他看了一眼手表，6点15分。按照计划，他还有充足的时间。

离开浴室后，关庆昌没有直接去俱乐部，而是拐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办公楼里已经空无一人，走廊上只有昏暗的灯光。他从公文包里取出手套戴上，又拿出羊角锤握在手中，深深吸了一口气。

雨越下越大，雨点敲打着窗户，发出沙沙的声响。

关庆昌推开办公室的门，借着夜色的掩护，快步走向生产车间。他对厂区的每一条路都了如指掌，避开了可能有人的地方，选择最隐蔽的路线前进。

车间里一片寂静，冶炼炉已经熄火，空气中还残留着金属的味道。关庆昌来到临时仓库前，四下张望确认没有人，才开始动手。

他用羊角锤撬开木板墙，木板钉子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在空旷的车间里显得格外刺耳。关庆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手心全是冷汗。

撬开墙板后，关庆昌钻了进去。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微弱光线，他看到了码放整齐的木箱。木箱上标注着"100号产品"。

他用羊角锤撬开其中一个木箱，金色的光芒刺得他眼睛一痛。两块金灿灿的金条静静地躺在木箱里，每一块大约6斤重。

关庆昌的手颤抖起来。这一刻，他犹豫了。一旦拿走这些黄金，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他想起了家里等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想起了自己在厂里辛苦建立起来的形象，想起了如果事情败露将面临的严重后果。

就在这一瞬间的犹豫之后，贪欲战胜了理智。关庆昌咬了咬牙，伸手抓起了两块金条。金条冰凉而沉重，入手的分量让他的心跳加速。

他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两块金条绑在一起，挂在脖子上，金条坠在胸前两侧。他脱下工作服披在外面，又套上雨衣，从外面看不出任何异常。

完成这一切，关庆昌看了一眼手表，6点25分。从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

他把木箱恢复原样，用木板重新挡住撬开的墙壁，尽量不留痕迹。随后，他扛着沉重的黄金，顶着雨水，匆匆离开车间。

雨夜中，关庆昌的身影在厂区里快速移动。金条的重量压得他呼吸困难，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从车间到厂门，平时只需要五分钟的路程，今天却像走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来到厂门口，关庆昌放慢脚步，调整呼吸，让自己看起来自然一些。门卫正在值班室里烤火，透过玻璃窗看到关庆昌走过，只是挥了挥手。关庆昌点点头，保持着平时的步速走出了厂门。

出了厂门，关庆昌加快了脚步。他家离工厂不远，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雨水打在雨衣上，关庆昌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他低着头，避开行人的目光，直奔家中。

到家后，关庆昌直接进了厨房。黄淑珍早已等候多时，看到丈夫回来，她紧张得浑身发抖。关庆昌取下脖子上的金条，两个人一起把金条塞进了灶台下的烟道深处。

处理完这一切，关庆昌立刻换下那双旧棉鞋，让妻子连夜拆换鞋底。原来的鞋底被黄淑珍塞进灶膛烧掉了。

安顿好黄金，关庆昌换上干净的衣服，穿上平时常穿的那双布鞋，又匆匆赶往工厂俱乐部。此时是6点50分，距离舞会开始还有10分钟。

工厂俱乐部位于厂区北侧，是一座两层小楼。一楼是礼堂，二楼是图书室和活动室。每个周末晚上，这里都会举办舞会或者放映电影，是工人们业余生活的主要场所。

关庆昌推开俱乐部的门，暖烘烘的热气扑面而来。里面已经聚集了几十个工人，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练习舞步。音乐还没有响起，主持人正在调试设备。

关庆昌深吸一口气，脸上挂起了平时那种和善的笑容，大步走进人群。"老王，来了啊！""小刘，今晚咱们来一曲！"他的声音洪亮，主动跟每一个人打招呼。

平时不爱跳舞的关庆昌，今天显得格外活跃，逢人就搭话，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这里。

7点整，舞会正式开始。音乐响起，工人们开始跳舞。关庆昌也邀请了几位女工跳舞，虽然舞步笨拙，但态度积极。

中间休息时，他还跟几个同事下了几盘棋，输了赢了都笑呵呵的。整个晚上，关庆昌都在众人的视线中活动，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他。

9点半，舞会结束。关庆昌跟着人群一起离开，还跟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几个邻居一路同行，边走边聊。10点左右，他才回到家中。

回家后，关庆昌没有马上休息。他检查了黄金的藏匿情况，确认没有任何破绽。黄淑珍已经换好了棉鞋的鞋底，新鞋底是从一双旧布鞋上拆下来的，看起来已经穿了很久。

至于羊角锤，关庆昌戴着手套使用，上面没有留下指纹，而且这种工具在厂里到处都是，根本查不出来源。

深夜，关庆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的心脏剧烈跳动，耳边仿佛能听到警笛的声音。

他不停地回想整个作案过程，担心是否留下了什么破绽。窗外的雨还在下，雨声敲打着窗户，像是催命的鼓点。

两天之后的3月20日，星期一，清晨。

615造币厂像往常一样开始了新一周的工作。工人们陆续进厂，车间里响起机器的轰鸣声。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照例要清点周末前包装好的产品。

上午8点30分，青年工人高兴贵拿着登记表来到临时仓库，准备核对库存。他推开仓库的门，习惯性地数了数木箱的数量。

突然，他的动作僵住了。木箱的数量对得上，但其中一个木箱的盖子似乎有些歪斜，箱子外侧的木板上有新的划痕。

高兴贵的心一紧，快步走过去查看。当他打开那个木箱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木箱里应该装着两块金条，现在却是空的。高兴贵的双腿开始发软，登记表从手中滑落。他转身冲出仓库，嘴唇颤抖着，连话都说不清楚。

郭家惠看到高兴贵的样子，心里咯噔一下。当他跟着高兴贵来到仓库，看到空空如也的木箱时，整个人几乎瘫倒在地。

两块金条，重达800.7两，价值相当于普通工人几十年的工资，就这样不翼而飞了。

消息迅速上报，整个工厂炸开了锅。厂领导紧急召开会议，公安机关立即派出专案组进驻。

这起案件的性质极其严重，不仅是简单的盗窃，更是对国家财产的严重侵害。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800两黄金能从国外换回多少粮食，能救活多少人，谁都清楚。

专案组开始了地毯式的调查。每一个接触过黄金的人都成为调查对象，每一个周末在厂的人都要接受询问。

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在临时仓库的地面上发现了一枚不太清晰的鞋印——那是一只39到40码的钉胶掌家做棉鞋留下的脚印。

在撬开的木板上，提取到了工具留下的痕迹，专家判断作案工具应该是一把羊角锤。

这两条线索成为破案的关键。厂里立即组织人员以检查卫生为名，要求所有职工上交家中的胶底棉鞋和羊角锤。

然而，这个看似保密的行动很快传开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那个精心策划了整起案件的人，再次展现出了他的狡猾与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