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壶与秤杆

精海

今天接了一个电话要涨号条费，在这“水涨船高”的时代，那杆曾称量药材、也称量良心的“秤”，今日该如何摆放？

　　《子夜的秤》

白纸在台灯下浮起，

像未拆封的判决。

窗外，月光正缝合城市，

药房的光是它不肯愈合的创口。

忽然想起煤油灯，

父亲蘸着唾沫翻动的账本。

药名是最易滑落的字符，

一落，便压弯整季收成。

几位主任医师的联名建议，

要增加的号条费，

静静散发纸张的寒清。

他们说水涨船高——

我懂，如同懂听诊器，

听不见存折变薄的声音。

处方笺在左，

建议书在右。

中间是我悬停的笔，

和四十多年前那杆，

在药房柜台上，

磨光了星的秤。

《子夜的号条费》

电话是某个大夫打来的，声音隔着一层电子介质，听起来有点飘，又带着公事公办的严实。“陈主任，跟您汇报个事，”她说，“咱们科几个骨干医生联名提了个建议，考虑适当调整一下号条费。”她顿了顿，像是等我消化，话筒里传来纸张翻动的窸窣声，“理由嘛，您也清楚，我们晋升了这么长时间，咱们号条费一直没动。医生们的技术价值总得有个体现，收入上不去，人心不稳，队伍也不好带。”

我没立刻回答，只是静静思考。窗外的夜是沉实的黑，玻璃上隐约映出我自己的影子，一个模糊的的轮廓。我能想见她此刻的样子，眼镜片反射着电脑屏幕的冷光。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在理，像一块块码放整齐的砖，砌成一堵你挑不出毛病的墙。

“嗯，”我终于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干，“容我在我想想。”

“好，明天一早就送您办公室。其实幅度也不大，”她补充道，语调放轻松了些，像是完成了一项传达任务，“就是跟上大环境。您知道，现在什么都涨。”

又说了两句不咸不淡的，电话挂了。忙音响起来，急促，空洞，在突然安静下来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响亮。我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用力揉了揉鼻梁两侧。眼睛有些发涩。

她最后那句“现在什么都涨”，像颗小石子，投进心里那潭本以为早已波澜不惊的水，却莫名地激起了一圈不小的涟漪。“什么都涨”……是啊，药价，耗材，护工费，住院的床铺钱，医院门口包子铺的肉包，哪样不在悄没声地往上爬呢？虽然这几年药品零加成，耗材的集采降了不少价，但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仍是不小开支。这小小的号条费，混在其中，似乎真是不起眼的一笔。医生们的要求，站在她们的立场，提到相应年限和级别的号条费，天经地义。辛辛苦苦寒窗苦读二十几年，担着性命干系，看着昔日同窗在别的行业风生水起，心里有点想法，再正常不过。我自已从小学、中学、大学，再读硕士和博士，读书就耗了二十三年。我这主任，不也该满足手下的人这点正常的诉求吗？

可我这心，怎么就沉甸甸地往下坠呢？

台灯的光，把我拿笔的影子拉得老长，晃晃地投在后面的书架上。那影子颤巍巍的，像个没了筋骨的人。我忽然觉得有点胸闷，像是这间开了地暖、温度适宜的书房，空气一下子变得稀薄起来。我站起身，走到窗前，一把推开了半扇窗。初冬的夜风“呼”地灌进来，带着点凉意，还有楼下花坛里残桂似有若无的苦香。

风一吹，脑子似乎清楚了些，可心底那点郁结，却更具体了。眼前黑沉沉的天幕上，稀拉拉钉着几颗星子，忽明忽暗。看着看着，那星星的光，恍惚间就变了，变成了别的东西。

变成了村里黑透了以后，灶膛里将熄未熄的那一点暗红的煤油灯。我仿佛又嗅到了那股混合着柴草灰、猪食和潮湿泥土的气味，那是我童年夜晚最熟悉的味道。父亲就着那点火光，蒙着油腻的煤油灯，在算账。一个磨得起了毛边的旧本子，一支短得快握不住的铅笔头。卖了多少米和鸡蛋，换了多少钱，要还的债，要买的盐，要给我们交的学杂费……数字总是出奇地小，而出项总是出奇地多。他算得很慢，眉头锁成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嘴里念念有词，手指头在粗糙的纸面上来回点着，仿佛多用一分力，那数目就能变大一点似的。算到最后，常常是长长的一声叹气，那气息混着旱烟的味道，在低矮的房里盘旋，沉甸甸地压在我年幼的梦上。

那时候，他最怕听到的，就是我们兄妹几个哪个“不舒服”。一“不舒服”，就意味着可能要去看医生，要抓药。而药，哪怕是几分钱一包的宝塔糖，在那本蓝皮账簿上，都是一笔需要反复权衡、可能挤占掉盐罐子或铅笔的开销。母亲总说“拖一拖就好”，父亲则沉默地抽着烟。平时腹痛或拉肚子也就切一点“肚寒药”，长大后才知道是清滕香。奢侈的就是胡椒、大蒜煎鸡蛋，小时候的我特别盼望拉肚子。记忆的模糊，也记不清究竟是五十年前还是四十多年前，有一次我二哥发烧、拉肚子，实在拖不过去了，父亲半夜背他去县医院。医生开了张单子，父亲接过，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了又看，手指在“合计”那个数字上摩挲了很久，然后转过身，从贴胸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紧紧包着的小卷，一层层打开，抽出其中一张最破旧的毛票，又数出几张更小的分币，蘸着唾沫，数了两遍，才递进收费的小窗口。那钱，还带着他的体温和汗气。我二哥趴在他背上，看着他后颈上被扁担磨出的厚茧，和那些过早生出的、深深的白发茬。那不仅仅是一张药费单，那是一座山，压弯了一个农民父亲的脊梁，也过早地压进了一个孩子对“病”与“钱”关联的理解里。

风大了些，吹得窗框微微作响，也把我从那股浓稠的旧日空气里拽了出来。脸颊有点凉，我抬手抹了一把，指尖是干的。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用再那样数着分币过日子了呢？是考上医学院，吃着助学金，穿着陈旧但浆洗干净的衣，心里揣着跳脱农门的庆幸与惶恐？是工作后，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家里拿回一部分，感觉自己终于能从那本蓝皮账簿上，轻轻撕下一页？还是这些年，职称上了，职务有了，坐在了这间可以俯瞰城市夜色的家里，想的不再是几分几毛，而是科室规划、技术引进、还有……“号条费”的调整？

我们真有这样苦吗？某某老师，还有那些联名的医生，他们苦吗？比起我父亲那一辈，比起此刻或许正蜷在某个角落，为明天治疗费发愁的病人，我们至少生活无忧。可人心里的苦，似乎并不总与钱包的厚度成反比。医生的苦，是连台手术后的精疲力竭，是面对疑难重症的无力感，是被误解、甚至被伤害时的委屈与心寒，是看着同龄人鲜衣怒马时，那份隐秘的不甘。这些苦，同样真实，同样需要抚慰。用合理的报酬来体现价值，来留住这些苦读了二十几年、能救人性命的人，错了吗？

似乎没错。

可“增加号条费”，这轻飘飘的五个字，落下去，会砸在谁的身上？会不会就砸在某个像当年我父亲一样，手指在“合计”栏上反复摩挲的人身上？砸在某个为了省钱，把小病拖成大病的人身上？砸在某个刚刚看到一丝希望，又被一纸费用通知单推回绝望边缘的家庭身上？

何为思考社会？何为思考百姓？我从不觉得自己品德有多么高尚。我只是……无法忘记那盏煤油灯，无法忘记那破旧的账本，无法忘记父亲递钱时那微微颤抖的、开裂的手指。那记忆不是勋章，是烙印。它让我在这明亮家里，时常感到一种不合时宜的“看见”。想着那些冰冷的数字曲线背后，一张张具体而细微的、为生计所困的脸。

脑子里嗡嗡的，是她的话语，以及明天的我该如何应对。我知道里面会有详实的数据对比，有严谨的成本分析，有对医生队伍稳定的担忧，每一页都会论证着调整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那将是一份无懈可击的报告。

我重新坐回椅子上，台灯的光还是那么暖黄。我是一个科主任，明天我要主持晨会，要处理这份建议，要平衡各方诉求，要做出一个“妥当”的决定。决定可能最终还是倾向于调整，因为那堵用“现实理由”砌成的墙，太过结实。

但今夜，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请允许我，这个侥幸从田埂走进大楼的农民的儿子，为着记忆中那一卷浸着汗气的毛票，为着或许正在某个挂号窗口前踌躇的“父亲”，静静地、毫无作为地，难过这么一会儿。

这难过无济于事，改变不了任何数字。它只是月光下，一滴很快就干的，咸涩的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