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莆田人物志22:</p><p class="ql-block"> 蔡京（4）</p><p class="ql-block"> （凤凰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启示录：坏的制度使人变坏</p><p class="ql-block"> 传统专制独裁体制下 只有逢迎谄媚者能大行其道</p><p class="ql-block"> 官场中的官员，为奔一个好前程者，显然不能把“为民干实事”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要把“为上级服务”作为其核心任务。历代官场中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所谓“会做人”，并非是指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级面前“值得信赖”，上级的嘉许高于一切口碑。在官官相争以及一个别人成功就是自已失败的零和博弈社会中，恶性竞争不可避免地发生。</p><p class="ql-block"> 约束官员权利道德自律无法依靠 必须制度约束</p><p class="ql-block"> 权利制约机制是最重要的，道德的信仰是次，是辅助的，如果你把道德信仰放在第一位的话，那就回到了60年代。一个人，比如说一个官员，他不需要有一个信念吗？当然有信念，但是我们不能靠他的信念，我们得靠制约他，我们不能相信他内圣外王，我们得相信权利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利使人绝对的腐化。现在就是用道德的谴责代替了制度的制裁，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在西方这是两个东西，而咱们是一起的，一个人又要做牧师又要做警察。他的道德考验要有多大？</p><p class="ql-block"> 不好的制度能逼人走上邪路 把好人变成坏人</p><p class="ql-block"> 西方说把制度设计完善了，把法律设计完整了，这人就坏不了，他就会变成一个好人。在道德建设上，制度、法制所起的作用很大。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只会把好人变成坏人。如果制度不好，不能防止甚至会激励人走邪道；制度框架好，就不会让人走邪道。制度如果逼着人往坏道上走，那它就是坏制度。 </p><p class="ql-block"> 杜绝蔡京悲剧的路径：宪政民主下政府权力与职责对应</p><p class="ql-block"> 专制政府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同时也往往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政府，在统治者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情况下，只有先以宪政消除了权大责小的“最差政府”之弊。能够权责对应的政府就是宪政民主政府。人类社会经过长时期的“试错”，民主与宪政都渐成熟而融会为现代宪政民主或曰民主宪政。</p><p class="ql-block"> 中国历史上的奸臣 </p><p class="ql-block"> 唐代奸相李林甫的升官术 </p><p class="ql-block"> 唐代中期奸相卢杞：大奸似忠，因为善拍马屁而得到唐德宗的宠爱。 ”</p><p class="ql-block"> 明代大贪官奸臣严嵩：在嘉靖包庇下，严嵩在穷凶极恶地贪赃枉法、想尽办法疯狂攫取、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p><p class="ql-block"> 清代巨贪奸臣和珅：和珅拥有的财产触目惊心，其所藏宝物许多皇宫都没有。他攫取了大清朝15年的收入。</p><p class="ql-block"> 结语：</p><p class="ql-block"> 有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蔡京的悲剧正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脚。在一个政府公权无限扩大，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形成全面控制的社会中，这种权力又被控制在最高统治者个人手中。这样的结构下，就必然导致统治者之下的任何人，如果想要“上进”，就必须围绕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好恶进行逢迎讨好，没有第二条路。同时，已经走上这条路的官僚，也不再有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的退路。要么被体制淘汰，要么就如蔡京一样，将自己所有的才能用来为逢迎上级讨好上司服务。无论他原本是不是“好人”，结果都只有一个，就是被制度逼成“坏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各种奸臣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这正是体制本身制造出来的批量产品。千载之下，回首审视蔡京这个有才的奸臣，他带来的经验教训，却尚未过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