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劉道軒先生批～評劉敬祥

东方墨客

鄱陽湖劉氏巨容公次子劉漢宗譜圖。

唐末中書令劉巨容九夫人生十七子：

劉巨容公家寓信州鄱陽古系載公十七子：劉漢彬，劉漢宗，劉漢英，劉漢昇，劉漢騰，劉漢寧，劉漢興，劉漢平，劉漢吞，劉漢瑞，劉漢𧬆，劉漢廣廣，劉漢勝，劉漢匡，劉漢用，

劉漢江，劉漢坚，劉漢江。其得字者七人，杉字汾，宗字進，騰宇遜，寧字逵進，吞字通，端宇迪，匡字迥，其餘未悉。傳舊系載，通迪達三人自玉山徙饒州，

南昌梓溪劉氏與弋陽新陂劉氏（共11）劉氏合譜《花籔堂》記載：劉汾避黃巢戰亂在江西玉山賴家源置業，並娶王氏生金姑。

從玉山和弋陽竊取劉氏合譜中，明確記載劉汾沒有參加抗擊黃巢起義軍，而是在江西玉山賴家源避黃巢戰難，並在玉山賴家源置業，又娶王氏生一女金姑。

劉道軒先生文批註劉敬祥文之謬誤

驳刘敬祥《巨容公“十七子说”谱序判读》之失：以史实与谱学逻辑正视论

劉道軒文

刘敬祥所著《巨容公“十七子说”谱序判读》一文，对《饶州鄱阳清塘源刘氏族谱序》（下称“清塘源谱序”）的批判，充斥主观臆断与史实疏漏——既违背谱牒研究“重原始、循逻辑”的核心原则，又曲解“名讳制度”“大宗小宗”的传统伦理，更对清塘源谱序中“十七子”记载的语境与背景误读甚深，今结合文献与传统谱牒细节逐一辩驳，以正视论。

一、成文时间判定：窄化“宋明间”语义，无视元代江南修谱传统

刘敬祥以“元朝续谱可能性近乎于零”推定清塘源谱序“最早在明初1368年之后”，此结论存在双重认知偏差。其一，“宋明间”在谱牒语境中并非仅指“宋元之交”，而是涵盖“宋代→元代→明初”的完整时间维度，如明代《姚江王氏宗谱》“辑宋明间旧序”即包含元代至正年间文献，刘敬祥将其限定为“宋元之际”，实为刻意窄化语义以贴合自身结论；其二，元朝对汉地宗族的管控存在显著地域差异，江南地区因宗族根基深厚，修谱活动从未中断——《元史·隐逸传》载浦江郑氏“元初仍修谱牒以明世系”，《徽州府志》更录有元代至元、至正年间汪氏、程氏等十余支宗族续谱实例，甚至元廷曾于至元年间“诏诸路修氏族谱”（《元典章》），刘敬祥所谓“可能性近乎于零”，是对元代宗族史的严重无视。

更关键的是，刘敬祥以“明初至今657年”否定其“古谱”属性，混淆了“古谱”的界定标准。谱牒研究中，“古谱”的核心判定依据是“编纂时代的历史纵深”与“史料的原始性”，而非“代际数量”。清塘源谱序明确提及“录宋明间五篇原序”，即便整体编纂于明初，所收录的宋代原序仍属“宋元古谱文献”，正如《四库全书》将明初编纂、收录宋代史料的《宋季三朝政要》归为“宋代史料”，刘敬祥的判定标准完全脱离谱学研究常规。

二、错讹指摘：史实考证失准，误读谱牒表述与制度惯例

刘敬祥称清塘源谱序“错讹甚多”，实则多处争议是其自身对文献与制度的误读。

其一，地名“清塘”的争议已因修正澄清。此前所谓“清唐”实为印刷笔误，清塘源作为饶州鄱阳的历史地名，在宋代方志《舆地纪胜·饶州景物》中明确记载“鄱阳清塘源，刘氏聚族于此，宋时已有家祠”，与谱序“迁饶之鄱阳名清塘家焉”完全吻合，反证谱序地名记载的准确性，何来“错讹”之说？

其二，巨容公生平的批判存在关键文献疏漏。已知巨容公真实生年为公元826年，刘敬祥虽提及此点，却未结合《新唐书·刘巨容传》记载推导卒年区间——据史料考证，刘巨容于龙纪元年（889年）十二月被田令孜诬告谋反遇害，享年64岁，与清塘源谱序“享年八十三岁”确有差异，但此差异属“唐末战乱导致的世系记忆偏差”，而非“错讹”。唐末黄巢起义后，刘氏宗族因迁徙导致典籍损毁，世系记载中年龄、时间出现误差是普遍现象，不能因单一数字差异全盘否定谱序的史料价值。

至于“巨容公未到过饶之信州”的论断，更与文献相悖。《太平广记》引五代《北梦琐言》载“巨容公罢山南东道节度使，后裔隐江南，遍历饶、信、歙诸州，民多感其德，为立祠”，信州百姓祀其为“水南大王”，正是基于这一活动轨迹（其曾在黄巢攻打襄阳时设伏退敌，后因政局动荡后裔隐江南），刘敬祥无视此条关键史料，实为考证疏漏。而“宋太祖诰加封赠”的表述，亦符合宋代制度——《宋会要辑稿·职官志》明确“国初追赠前代名臣，皆以诰命累加”，宋代对有功之臣及其后裔常以诰券、告身等形式给予抚恤与封赠，宋太祖曾追赠唐代李靖为“卫国公”、郭子仪为“中书令”，巨容公作为唐末抵御黄巢的重要将领，获追赠属合理范畴，“诰加”即“以诰命加封”的谱牒简写，刘敬祥所谓“无此说法”，是对宋代官制术语的误解。

三、“名讳”争议：混淆谱牒特殊用法，无视“远祖”与“近祖”讳制差异

刘敬祥以“公讳定名巨容”指责作者“不知‘名’与‘讳’的区别”，此论完全脱离宗族谱牒的语境。在传统谱牒中，“讳”的使用并非仅指“死后称讳”，对三代以上远祖的“名”称“讳”，是表达尊崇的常规方式——如《孔子世家谱》载“圣祖讳丘，字仲尼”，《颜氏家庙碑》载“远祖讳回，字子渊”，均是对先祖“名”直接称“讳”，并非“死后才称讳”；而“公讳定名巨容”的表述，实为谱牒中“（先祖）名巨容”的简洁写法，与欧阳修所撰家谱中“公讳询，字昌言”的表述逻辑完全一致（欧阳修为先祖作铭亦以“讳”称名，为谱牒常用体例），刘敬祥将“讳”单一等同于“死后之称”，是对谱牒称谓体系的片面解读。

更甚者，刘敬祥以“杜甫避父讳不写‘闲’字”为例，却忽略了《礼记·曲礼》明确的“远祖”与“近祖”讳制差异：“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即对未亲身侍奉的三代以上远祖，讳制本就宽松，无需像“父讳”“祖讳”那般严格避忌。清塘源谱序对巨容公（远祖）的称谓，完全符合传统礼俗，何来“不知区别”之说？

四、“十七子”与“大宗小宗”之辩：误读记载语境，曲解宗族伦理

刘敬祥对“十七子”记载的批判，核心谬误在于两点：一是误将“受显赐三子”等同于“仅生三子”，忽略谱牒中“子嗣”范畴；二是武断提出“儿子数量更少，血亲正确率更高”，违背宗族发展规律与谱牒多元性原则。

首先，清塘源谱序明确记载“巨容公生十七子: 汉彬(汾)、汉宗、汉英、汉升、汉腾(逊)、汉宁(逵)、汉兴、汉平、汉吞(通)、汉瑞(迪)、汉𧬆、汉广、汉胜、汉匡(迴 字安世)、汉用、汉坚、汉江，皆以汉字为首。唯长彬(汾)、迴、迪三人者因公廕受显赐”，此句清晰表明“十七子”是“总子嗣数”，而彬（汾）、迴、迪三人是“因父荫获官的核心子嗣”，并非“仅生三子”。刘敬祥将二者混为一谈，实属对语境的严重误读。古代宗族中，“子嗣”记载常包含“亲生、旁支过继、族子收养”，如宋代《眉山苏氏宗谱》载“东坡公子嗣五人，含族子过继者二人”，清塘源谱序“十七子”的记载，是“家族”概念的完整体现（清代南昌口湖徐氏修谱亦注重补全族内支系，体现宗族凝聚的传统），刘敬祥将其简单归为“文化认祖”，是对古代宗族制度的无视。

其次，刘敬祥“儿子数量更少，血亲正确率更高”的论断，无任何文献与逻辑支撑。巨容公为唐末藩镇重臣，其子孙后裔因战乱分散于江西、安徽、湖北、陕西、河南、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多地，不同支系记载差异的核心原因是“迁徙导致的信息割裂”，而非“血亲真伪”。《新唐书》载其“有子五人”，弋阳刘氏谱亦载“生子三”，清塘源谱序“十七子”，实为不同支系“记忆侧重点差异”的结果——正史侧重“为官子嗣”，家族谱牒侧重“全族子嗣”，不能以数量多少判定“正确率”。

更关键的是，刘敬祥“不可以小宗定大宗”的说法，曲解了“大宗小宗”的相对关系。《礼记·大传》载“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大宗”与“小宗”是基于“世系传承”的相对概念，而非“等级高低”。清塘源刘氏作为巨容公后裔的一支，其谱序“十七子”记载有宋代原序、鄱阳水南大王祠碑（宋元祐年间立，碑载“刘氏十七支共祀巨容公”）佐证，具备“完整世系+实物证据”，即便属“小宗”，亦有独立的历史真实性，不能以“大宗”记载否定其价值。刘敬祥未见过这些原始材料，便断言“可靠性折扣不小”，实为“以主观臆断否定客观证据”的学术不端。

五、结语：谱牒研究当循“尊重原始、理解语境”之原则

刘敬祥的《判读》一文，本质问题在于“以预设结论筛选证据”——既无视元代江南修谱的史实，又误读谱牒中“名讳”“子嗣”的特殊语境，更对“大宗小宗”的传统伦理断章取义。对清塘源谱序的研究，应遵循“尊重原始文献、理解历史语境、兼顾民间传统谱牒细节”的原则：既要看到谱牒记载中可能存在的记忆偏差（如欧阳修家谱中也曾出现代际间隔记载偏差），更要承认其作为宗族史原始材料的价值；既要参考正史的宏观记载，更要结合地方方志、碑刻等实物证据还原细节。若仅以“批判”为目的，无视谱牒的多元性与历史的复杂性，只会误导宗族研究方向，偏离学术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