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战舞刍议

畊者郭健生

文中插图为郭健生为中国潮阳英歌一书付梓发行仪式赠送出席嘉宾而作

中华战舞刍议

郭健生

英歌作为潮汕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民俗文化形式，其起源与农耕社会的生存语境深度绑定。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始终处于被动渺小的地位。英歌的核心原始诉求并非“战斗”，而是以仪式化的民俗形式实现与天地神的善意沟通，祈求平安顺遂的生存环境，本质是人类与自然、神明共融共建的文化表达。将英歌简单定义为“战舞”，既违背其农耕文明的生成逻辑，也亵渎了其“沟通、包容、妥协”的精神内核，是对这一民俗本质的误读与反动。基于农耕社会的生存特性、英歌的民俗仪式内涵，结合文化本质的溯源分析，英歌的核心价值在于“共融”而非“斗争”。

英歌流传于潮汕地区，特别是榕江南岸的潮阳、普宁、惠来及陆丰部分地区，是集舞蹈、音乐、武术于一体的传统民俗活动，其中，潮阳及普宁英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期以来，学界与民间存在将英歌定义为“战舞”的观点，认为其动作刚劲、气势雄浑，暗含“战斗”“抗争”的意味。然而，若回归英歌产生的历史语境——农耕社会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诉求，便会发现这一定义存在根本性偏差。农耕文明的存续高度依赖自然环境，雨水、气候、灾害等自然因素直接决定生产成败与人类生存。在无法掌控自然规律的时代，人类既无力“战天斗地”，也从未以“斗争”姿态面对天地神明，而是通过仪式化的民俗活动寻求与自然、神明的和解与共融。英歌正是这一精神诉求的具象化表达，其原始内核是“祈求”而非“战斗”，是“沟通”而非“对抗”。

农耕文明以土地为核心生产资料，粮食产量完全依赖自然条件的稳定性。粤东地区虽气候湿润、土壤肥沃，但历史上频繁遭遇台风、暴雨、干旱、蝗灾等自然灾害。据潮汕地方志记载，宋代以来，平均每十年便有三次较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发生：台风过境则农田被淹、作物倒伏；干旱持续则河床干涸、禾苗枯死；蝗灾爆发则颗粒无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耕社会，人类缺乏有效的防灾、抗灾手段，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往往束手无策。一场灾害便可能导致整年颗粒无收，引发饥荒、流离失所等生存危机。这种对自然的高度依赖与对灾害的无力感，构成了农耕社会最核心的生存困境。

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农耕时代的人类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的地位。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认知水平，都无法与自然规律抗衡——所谓“战天斗地”不过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往往不堪一击。这种“渺小感”催生了独特的精神诉求：既然无法对抗自然，便寻求与自然、掌控自然的“天地神”建立和谐关系。人类相信，天地神明是自然规律的主宰者，唯有获得其庇佑，才能获得风调雨顺的生产环境与平安顺遂的生存状态。这种“祈求庇佑、寻求共融”的精神诉求，成为农耕社会民俗文化产生的核心动力，英歌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民俗形式。

英歌的民俗内涵是通过与天地神的善意沟通与共融诉求及仪式化表达，祈求平安的核心诉求。

英歌的表演场景与仪式流程，始终围绕“祈求平安顺遂”展开。传统英歌多在春节、元宵、游神赛会等重要民俗节日表演，表演前往往伴有“请神”仪式：表演者身着传统服饰，手持英歌槌，在祠堂或神庙前祭拜天地神明、祖先，祈求神灵降临，庇佑一方水土五谷丰登、人畜平安。表演过程中，英歌的队形编排、动作设计、音乐节奏均蕴含“祈福”寓意：队形多呈“八卦”“太极”等对称图案，象征天地和谐、阴阳平衡；动作刚劲但不具攻击性，以挥槌、踏步、转身为主，传递的是对神明的敬畏与虔诚；音乐以鼓、锣、钹为主，节奏雄浑庄重，意在吸引神明关注，表达人类的祈愿。

英歌的核心精神是“善意沟通”与“包容妥协”，这与“战斗”的对抗性本质完全相悖。从民俗逻辑来看，人类向天地神明祈福的前提，是承认自身的渺小与对自然的依赖，以谦卑、虔诚的姿态进行沟通。英歌的表演并非向天地神明“示威”或“挑战”，而是通过仪式化的动作与音乐，向神明传递“敬畏之心”与“祈愿之情”：锣鼓声响是为了“唤醒”神明，挥槌踏步是为了“表达”虔诚，队形变化是为了“展现”敬意。这种以“沟通”为核心的民俗形式，本质是人类与天地神“共融共建”的诉求表达——人类承诺以敬畏之心对待自然，祈求神明以庇佑之恩回馈人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

英歌的表演形式与文化内涵，还暗含着“差异包容、争议妥协”的成事之道。一场英歌表演往往需要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协作完成，表演者来自不同村落、不同家庭，年龄、性格、技艺水平各有差异。但在表演中，所有人都需遵循统一的节奏、配合一致的动作，摒弃个体差异，追求整体的和谐统一。这种“个体服从整体、差异走向包容”的表演逻辑，正是农耕社会生存智慧的体现：在自然面前，人类唯有团结协作、包容差异、妥协分歧，才能共同抵御灾害、维系生存。英歌将这种生存智慧融入民俗表演，既向天地神明传递“人类愿以和谐之心共处”的信号，也在族群内部传递“包容妥协方能成事”的价值观——这与“斗争”所倡导的“对抗分歧、排斥差异”完全背道而驰。

将英歌定义为“战舞”是对英歌历史语境的割裂，本质是脱离其农耕社会的历史语境，用现代“对抗性”思维解读传统民俗。“战舞”的核心是“战斗”与“对抗”，指向的是不同族群、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与较量。而英歌产生的背景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非人类之间的冲突。其表演对象是天地神明，而非“敌人”；其核心诉求是“祈求庇佑”，而非“战胜对手”。这种将“人与自然的共融关系”曲解为“人与人的对抗关系”的定义，完全割裂了英歌与农耕文明的历史联系，是对其起源语境的无视。

英歌的精神内核是“敬畏自然、善意沟通、包容妥协”，这是农耕社会人类生存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化传统的体现。将英歌定义为“战舞”，则将其精神内核扭曲为“对抗、斗争、排斥”，这是对英歌文化精神的严重亵渎。这种定义忽视了英歌中“请神”“祈福”的仪式内涵，无视其“和谐共生”的核心诉求，仅仅抓住表演中“刚劲动作”的表象，便武断赋予其“战斗”意味——如同将祭祀仪式中的跪拜解读为“屈服”，将祈福中的诵经解读为“谈判”，完全背离了民俗文化的本质。

“任何事都以斗争形态出现，对人和事都是毁灭性的”——这一朴素的生存智慧，既体现在英歌的文化内涵中，也揭示了“战舞”定义的反动性。农耕社会的存续依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包容”，而“斗争”思维只会破坏这种和谐与包容：与自然斗争则遭灾害反噬，与人斗争则引发族群分裂。英歌所倡导的“共融、沟通、包容”，正是对“斗争”思维的否定。将英歌定义为“战舞”，本质是将“斗争”思维强加于传统民俗，违背了农耕文明的生存逻辑，也背离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本质。这种定义不仅无法理解英歌的原始诉求，更可能误导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导致对民俗精神的误读与传承的偏差。

当然，英歌的产生源于农耕社会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诉求，其核心本质是人类与天地神的善意沟通，是“祈求平安、共融共建”的民俗表达，与“战斗”“对抗”毫无关联。农耕社会的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性，决定了其从未以“斗争”姿态面对天地神明，而是以谦卑、虔诚的态度寻求与自然、神明的和谐共生。英歌的仪式流程、动作设计、精神内涵，均是这一诉求的具象化体现，其传递的“沟通、包容、妥协”的价值观，不仅是农耕社会的生存智慧，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将英歌定义为“战舞”，是脱离历史语境的误读，是对其精神内核的亵渎，更是对文化本质的反动。在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今天，我们应摒弃“斗争”思维的片面解读，回归英歌产生的历史语境与精神内核，深刻理解其“与天地神共融、以善意沟通成事”的原始诉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传承英歌的文化精髓，让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继续传递“和谐共生、包容互鉴”的精神价值，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包容的社会提供传统文化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