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时代

致远

我的小学时代

昔日盐碱滩今日米粮川。

一

我是在上盐湾小学读的书。

上盐湾小学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的学校，但她具体是哪一年开办的，无资料可查。父亲曾给我说：“我和你大大都在上盐湾小学上过学。你爷爷走得早，我十一二岁就顶壮劳力了，所以上到四年级就不上了，要种家里的那把地”。据此推算，大约在民国21年（1932年）前后，上盐湾小学就有了。父亲还说，以前这周围苏、李、马等大户人家都办有私塾，但上学的人少。公家创办小学，号召大户人家停办私塾，支持新式小学，有的私塾老师就到小学里任教了。小学收费比私塾低，公家再一号召，平民子弟上学的人就多了。办学是公益，得有地方，上盐湾村上的老爷庙和盐神庙的庙产窑洞具有公益性，小学就办在了庙旁的窑洞里了。当时庙内殿宇楼阁、神牌塑像和礼桌香炉等一应陈设还在，神事活动与办学活动互不影响。

我是1971年上的小学。我上学的时候，小学已经把庙里的大殿、厢房都占了。庙高处的楼阁（一说是塔）早已坍塌，庙内的设施也都不见了，据说是“破四旧”运动中毁的。剩余建筑都重新整修过，用作学校办公室和教室。

解放前全国兵荒马乱，解放初国家又百废待兴。所以六十年代以前，上盐湾全镇就只有这一所小学。五六里路以内孩子们上学还方便一些，再远就要大费周折了，所以过去小学普及率很低。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全镇的小学才逐渐多了起来。1975年以后，全镇的孩子们都可以就近入学了。我们二年级时，铁炉峁村的同学能回本村上学了；三年级时，寨坬村的同学也回到本村了；五年级时，秦、马、郭赵山的同学也就近到秦山小学上了。公社在1968年还办起了初级中学，孩子们小学毕业有了就近上中学的机会。不像过去，全镇能上中学的孩子凤毛麟角，因为要想继续升造得跑到三十里外的鱼河堡、镇川堡，甚至县城才可以。

我的小学时代正直文革后期。有人说文革对教育的冲击很大，但我觉得这种冲击主要反映在中、高等教育上和大城市里，对农村小学教育的冲击其实并不大。上盐湾镇小学教育的普及和初级中学的创建，正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这个成绩是巨大的。

小学虽然普及了，但是师资严重不足。那时，上盐湾小学作为镇中心小学，也只有三四个公派教师，其他乡村小学连一个公派教师都没有；就连办了五六年的中学也有一半以上的教师是民请教师。过去上过一点学的人和插队知识青年成为民请教师的主要来源，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更是被当作宝贝一样。

二

我七岁入学符合当时的正常情况。那时国家推进教育普及，设法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老百姓的观念也转变了，前两年被耽误的孩子们也纷纷入学，所以，我们班有不少比我大几岁的同学。当时小学是五年制，但在我们快毕业时，赶上国家改秋季入学为春季入学，我们又在小学多上了半年。

虽说文革对小学冲击不大，但是文革特有的现象在我们的小学生活里处处体现着。比如，班主任有时利用自习课给我们安排政治学习，巧霞同学常受老师委托给我们读报纸。我们还听过贫苦农民的忆苦思甜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校劳动教育抓得紧，秋忙时，高年级学生统一行动，浩浩荡荡上山帮生产队搞秋收。每年冬季，我们都有为集体积肥的任务。天寒地冻拾粪难，为了完成任务，有的同学只好把家畜圏里的粪肥带到学校上缴，劳动委员长利每天给大家目测重量。公社和学校时不时有大活动，需要拉起一支长长的秧歌队伍烘托气氛，所以我们每个同学都会扭秧歌。学校还有一只文艺队，我也曾参加其中，除了六一儿童节要汇演，乡镇遇到大型活动，还要把文艺队拉出去亮亮相。

文革期间处处唯成分论，小学也不例外。我家是富农成分，所以我和鹏飞等同学加入少先队成为一名红小兵的时间要比大部分同学晚一年，即使我们学习和表现很不错，那也不行。唯成分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我的中学。我参加了中学的武术队，武术技巧还不错，但学校选派队员上县城比赛时，大部分人参加了，我却没有份，原因也是受富农出身的影响。遇到这些不公心理自然不好受。但也许是因为学龄前农村孩子没幼儿园可上，在田野中野蛮生长的缘故，我们天生抗压能力强，再大的委屈也是一阵子。一阵子过去，该学习学习，改完耍玩耍，一切照旧。出身是一个人的宿命，那个年代的人，即使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也早已认命了。

那时的农村生活贫苦而简陋。上学的书包都是母亲缝制的布兜；牛皮纸包书就感觉很美观了。一身布衣夏天穿过，入冬后改成棉衣继续穿，补丁打补丁。家里没有钟表，早晨起床全靠大人叫。起来也不洗漱，也常忘了喝水，到学校常常渴得难受，于是就跑到坡下喝井水，冬天则到河里砸冰块吃。学校好像没想到过为学生提供饮用水的事。陕北冬天冷，教室生火炉取暖，每天大家轮流值日生火，不少同学干过捅炭火爆玉米花的事。

农村人没有吃早餐的习惯。那时农民要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父亲天一亮就起床，喝几口凉水就上山，午饭在山上吃。母亲九点多些做好饭，给父亲盛在瓷罐里，交由生产队里的放羊人集中担到田间地头，然后把我们的饭菜留在热灶头旁，自己吃过也要去参加集体劳动。我们同样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到中午放学，又渴又饿，家里留下什么就吃什么，通常就是简单的烩菜和窝窝头，只能填饱肚子，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不营养。

三

那时虽然生活艰苦，时代特殊，但我们的小学生活是简单而快乐的。

我们这一代大都是多子女家庭，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并不高，他们不太关心你的学习。在他们眼里，你能健健康康长大，识上几个字不至于成睁眼瞎就可以了。如果你能做到上学不惹事，放学还能帮家里干点活，那就是好孩子。如果你一不小心有了好的表现和好的成绩，带给父母的都是意外和惊喜。

我们的学习任务并不重，没有现在孩子们所学的外语、科技、思政等课程。音乐和美术没课本，老师想怎么教就怎么教，很简单，主要课程就是语文和数学。通过早读，我们能把语文课本倒背如流；数学内容也不像现在复杂。大家都是同样的家庭条件，课余也没有补习班可上，不像现在孩子那么卷。我们认真地学习过珠算，由马思候老师教我们。高年级时还练过好长时间的毛笔字。有一学期我没有范例描写，就去找马思超老师，他亲自写了一张“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的楷体字给我。

也许是老师们各有所专吧，五年半的时间里，语文、数学的任课教师每年都换，不过老师们上课都挺认真的，保证了良好的教学质量。老师们没有教学评比的压力，学生的学习主要靠自觉和兴趣。下午一般都会有两节自习课，作业就在自习课上完成，老师很少给我们留家庭作业。放了学，我们还要上山去给家里的猪啊羊啊去挖草。我们的班主任也换得勤，好像赵世芳老师、郭彩华老师、叶小华老师、魏英老师、马思超老师、陈芝兰老师，都给我们当过班主任。

我们那一代适龄儿童多，一年级时竟然有五十多人来上学，挤了满满一窑洞。随着周围小学的分流和辍学留级淘汰，到五年级时，我们班还有二十五六名同学。至今我对大部分同学还记忆犹新。记得班里有郭氏四姐妹，比我们大一些，她们显得稳重懂事，学习都很认真。我们秦氏三兄弟是好玩伴，常在学校旁生产队饲养室外的草堆里摔跤，直至满头大汗押着铃声跑进教室。有三个学名或者小名叫巧玲的女同学，其中一个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和我同桌。另一个巧玲的堂哥是下乡知青，叫叶成仁，教我们四年级数学。我估计巧玲的父母和我们的父母一样，并不在乎孩子的学习。但他的这位堂哥不这么想，看到他妹子学习不认真时就非常生气，有好几次训得巧玲哭鼻子。结果是当哥的无比焦虑，当妹的无比难受，像极了现在一些家长和孩子的紧张关系。各人记忆有所不同，在我的记忆里班里最调皮的，前排是友友，后排是吉平，中间是三娃。友友没心思听课，小动作多，幸亏有同桌巧霞管束，影响范围有限。吉平的注意力也不在学习上，总要搞出点动静来，同桌改生受不了时，敢和他对着干，其破坏力也主要局限于后两排。三娃捣乱有点无法无天，周围都是些乖乖娃，敢怒不敢言。不过周围不远处有长利、智生和侯明三大金刚，他们谈不上太调皮，但他们不惹事，也不怕事，对三娃有一定震慑，使他不至于太过分。健娃是我们班里字写得最漂亮的一个，学校出版报主要靠他。红儿和加厚是两个小聪明，爱追着老师问问题。毅娃乖静又好学，成绩很好……

现在，小学与中学合并。

每一代人的经历都各不相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幸运的。文革冲击并不大，学习没有落下；公社中学搬到新校区扩大招生，大部分同学有机会继续深造；中学毕业又赶上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升学创业都有无限的前途。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这届同学后来不论是升学还是创业都混得风生水起，个个都小有成就。

在九十多年的办学历史中，上盐湾小学经历过无数重大社会变迁，培养了几十代盐湾人成长。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经历和记忆，过去的事好也罢，坏也罢，到今天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学时代陪伴了我们的童年，记录了我们的成长，让我们有美好的回忆。

希军 202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