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人生》（十）陈独秀狱斥北洋

绿土地文学

在阴冷的狱中，陈独秀提笔写下这些字句时，手在颤抖，心却从未如此清醒:北洋政府以为一纸禁令、一副镣铐就能锁住真理的声音？他们错了。真正的力量不在枪炮，不在权势，而在人心。他痛斥北洋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向列强低头跪拜。他不是为了激怒谁，而是为了让四万万同胞看清——这山河若无人挺身守护，终将沦为他人案上鱼肉。

和平从来不是乞求来的。那些幻想靠妥协换安宁的人，忘了百年前的教训，也忘了脚下这片土地曾流过的血。我陈独秀或许身陷囹圄，但我的声音不会沉默。每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都是火种。当千万人不再沉默，黑暗便无处藏身。

有人问我，值不值得？为一句真话，丢掉自由，甚至可能赔上性命。可人生到了不惑之年，我们才真正明白：所谓“不惑”，不是看透世故就选择闭眼，而是明知前路艰险，仍愿做那个第一个睁眼的人。这世间最可怕的不是牢笼，是人心的麻木。

铁窗之外，是深秋的夜，风从墙缝钻进来，带着腐叶与泥土的气息。他蜷在草席上，听着远处更夫敲梆子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像在丈量这长夜有多久。这牢房不过方寸之地，却容得下整个中国的回响。他听见学生在街头呐喊，听见工人在工厂里怒吼，听见农夫在田埂上叹息。他们或许不识字，不懂“民主”与“科学”为何物，但他们知道，这世道需要讲民主。

我常想起在上海渔阳里那些夜晚。独居租房，仿佛看到桌上摊着《新青年》的稿纸，李大钊、胡适、鲁迅……感觉他们的无时不在。那时年轻的面孔围坐一圈，争得面红耳赤。有人主张温和改良，有人疾呼彻底革命。

当狱卒送来一碗糙米粥，碗沿豁了口，像这国家的边界，残缺不全。他低头不语，脚步轻得像怕惊醒什么。我忽然想，他是否也曾在学堂念过书？是否也曾梦想救国？可如今，他却是一个阶下囚。

昨夜做了个梦。梦里我站在北大讲堂的台阶上，台下黑压压一片学生。我讲《敬告青年》，讲“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讲“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声音洪亮，字字如锤。可当我讲到“科学与人权并重”时，台下忽然空了。只剩风卷着落叶在空地打转。我惊醒，冷汗浸透衣衫。若今日在贪婪面前无人挺身而出，明日便无人可教，无人可唤，无人可救。

有人送来一本《孟子》，书页泛黄，边角卷起。我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句，我忽然笑了。窗外的天微微亮了。铁栏的影子斜斜地打在墙上，像一道道未解的算式。我提笔继续写，墨水干涩，笔尖刮纸，我知道:沉默是最大的投降，而书写，是最低调的宣告。

不惑之年，我终于明白：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活得多安稳，而在于活得有多清醒。这世界从不缺聪明人，缺的是肯为真相付出代价的傻子。我愿做这样的傻子。哪怕似陈先生那样失去自由，哪怕声名狼藉，哪怕无人理解——只要还有一个人因我的话而觉醒，这代价就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