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肩“将衔”的黄超

满堂吉慶·廖（ 中国作协会员）

擦肩“将衔”的黄超

廖庆堂

“将军”是军队的翘楚，“将衔”是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耀，是血与火战场卓越功绩的认证。

1955年初，百战沙场、功勋卓著的黄超，就任沈阳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委，妥妥的副军职。据黄超夫人李毅回忆，当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沈阳军区将黄超作为第一批授予少将军衔名单报总政治部，总政已确定为“少将”的榜单。不料此时有人写信诬告黄超曾担任乡农会主席的父亲黄翰忠是“土豪”“叛徒”，被红七军21师师长韦拔群指令枪杀了。由于时间紧迫，总政来不及调查核实，于是黄超的军衔变卦，仅授予大校军衔，背后隐藏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1/困苦中求知

黄超，原名黄宣华。1905年8月18日，出生于广西凤山县凤凰区巴岩村发望屯（今属大化）。其父黄翰忠，母亲覃氏，共育有黄卜莫、黄宣华、黄六等11个子女。

黄宣华自小聪明伶俐，但因家境贫寒，到13岁才能够进入本村的私塾读书。当时白天放牛务农，早晚上学，半工半读两年之久。后因家庭实在困难，他父亲将他过继给舅父家做养子。21岁那年，因舅父家生活难以为继而辍学。但他非常好学，自已尽力抗争，到恩隆县(今田东县)巴追区塘头村小学读书半年。后又到凤山县凤凰区（今属巴马）读高小半年。该校校长黄应标是一个先进知识分子，与时任凤凰区农会主席的黄宣华父亲黄翰忠一起，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当时，正处于大革命兴起之际，学校已有学生自治会的各种活动，黄宣华即参加各种进步宣传活动，开启了革命生涯。

据黄超回忆，1948年4月，他在东北军政大学上级干部大队学习时，因同队、同班学员名字“华”字甚多，加上大家说的都是方言，点名时经常听错。由此，班长李聚奎同志（其时职务是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和班干张明远同志提议并获校方准予，改名为黄超。

黄超曾对儿子黄金泰和孙子黄桂沈、黄桂阳说：我出生在一个封建约束较严重的壮族农民家庭，住在偏僻落后的农村小山沟里。虽然读过点书，较开明，但家中贫困，兄弟们多，不能供给每个孩子们去读书。我过继到舅父家后，受舅母虐待，父亲又不准我回家，因此觉得在家中没有地位，自感低溅，前途暗淡；数次与家庭抗争要求读书，终于半工半读断断续续读了点书，但高小也没毕业。在高小阶段虽参加了学生自治会活动以及区农会工作，但当时缺乏政治觉悟。出来参加红军的目的，只是为了脱离封建落后的家庭，找出路，谋生活。入党前，处于紧张的战斗环境，没有机会受到更多的教育，政治上还很幼稚，表现了浓厚的农民意识，时有无组织、无纪律、自由行动的表现。直至北上转战七千里到达江西，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才明白了参加红军、参加革命不只是为了解放自已，也是为了广大劳苦人民大众求解放的道理。从此，决心坚定不移跟党走，去追求全国人民的解放。

2/投身红七军

1926年秋，在右江地区农运领袖韦拔群的领导下，凤凰区农民协会成立，黄超的父亲黄翰忠任农协会主席。在父亲的影响下，黄超积极加入区农会，任通信员，参加农协会的平地租、斗劣绅等革命活动，给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

1928年春，黄超加入了凤凰区农民自卫军。1929年12月11日，他随右江农军参加百色起义，加入红七军，编入红七军第三纵队，任3营9连司务长。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连队的后勤保障事关部队的战斗力，事关战场的胜败，事关军队的生存。而眼下，部队的财物来源主要靠打土豪劣绅，其次是人民群众支持帮助，困难可想而知。这么繁重的工作任务，自已能扛得起吗？带着迟疑，黄超毅然赴命。

1930年2月下旬，红七军在隆安战斗和马鞍山战斗失利后，李明瑞、张云逸率部队向东凤根据地转移，途经凤山亭泗村时，被桂系军阀李画新两个团狙击，黄超勇敢地投入战斗，将敌击退，随后进入凤山县盘阳村休整。

3月上旬，中共红七军前委在盘阳召开会议，决定军部带第一、第二纵队到桂黔边境游击发展，扩大革命根据地；第三纵队留在右江地区保卫和建设根据地。黄超在纵队长韦拔群的指挥下，参加了打击恩隆县民团司令谭典章的战斗，活捉了谭典章。然后又击败了东兰县民团司令陈子怀的破坏骚扰活动，围歼了凤山县大地主豪绅罗肇修、罗肇高的反动武装，还打垮了凤山伪县长罗宝达的进攻。经过一系列的剿匪清敌战斗，安定了革命根据地的秩序，增强了东凤地区各族人民革命胜利的信心。

当年6月，黄超受命到凤山县带领新兵到奉议县（今田东县）平马镇，交给第一纵队后，经组织批准到军政治部政治训练队学习三个月。结业后分配到新编第四纵队政治部任秘书。

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前委在河池县凤仪小学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传达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精神和中央给红七军的指令，提出“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等口号。大会充满了“左”倾盲动气氛。会议决定，整编部队，取消纵队，把红七军4个纵队和红八军1个纵队整编为19、20、21三个师。整编后，组织上安排黄超到19师55团黄一平政委办公室任干事。但黄超当时乡土观念较重，认为55团外地人多，语言沟通困难，未执行命令。私自通过该师56团老相识司务长找到魏伯刚政委，请求改派到他的19师56团。后经军政委兼19师政委邓小平“开小灶”，得以调整到56团1连任文书。

整编誓师后，黄超奉命随军部主力19师、20师开拔“七千里转战”。历经四把佛子坳、天河等次激烈战斗后，于12月5日中午，部队来到长安城（今融安县城）外，在镇西面山脚下的南问、黄牛、凤岭、凤凰等村安营扎寨。

长安镇，是桂北的一个重镇，也是通往湘黔边的交通要道。水陆交通很方便，是融江上游的一个商业中心，物产丰富，商贾云集，素有“小柳州” 之称。

军首长获悉，驻守长安镇的敌人，除了装备精良的桂系韩彩凤独立师两个团和特务营两千多人外，还有刚从柳州调来的覃连芳教导师一千多人，加上民团三百余人，共有守敌近四千多人。由此，军前委权衡情况，决定攻打长安镇，并在此作短暂休整，筹粮筹款，补充部队过冬物资，而后东渡融江河，直插桂林。

下午3时许，红七军攻城战斗首先在长安镇西北角的圣山庙打响。黄超紧随团长章健率领的主攻营，迅猛逼近敌堡垒阵地圣山庙，他与战士们高喊着：“白军兄弟们，你们不要为军阀卖命了，起义过来吧！”

据守圣山庙的是韩彩凤师的一个营，他们拼命反抗。在我56团猛攻猛打之下，渐渐不支。覃连芳急忙从镇内派出一个营增援，我二十师也派出58团3营助战，双方对峙到傍晚6时许。这时，总指挥李明瑞命令驻在长塘坡的山炮营向圣山庙开炮轰击，三发三中，摧毁了圣山庙，残敌退回镇内。

但敌人凭借其坚固的工事，拼命顽抗，援军也陆续赶到，而我军经过三天三夜的攻坚战，指战员疲惫不堪，伤亡了四百多人。由此，军前委决定，放弃攻城，连夜撤出战斗，向北转移。敌军从长安圩派出一个团追击，遭到黄超所在1连的伏击，仓皇逃退，50余人被俘获，算是这次战役的最后收获。

1930年12月24日，黄超随部进入湖南西南部的绥宁县城。当时，红七军已行军作战了一个多月，人员、弹药、物资得不到补充。严冬来临，战士们还穿着单衣薄裤，脚上的草鞋也都磨破了，有些战士只能打着赤脚行军，每天行程七八十里。本来，军部想在绥宁解决给养问题，但却无法筹集，军部决定继续向东北方向推进。

次日，黄超随部来到被誉为“六十九福地，楚南鱼米乡”的湖南武冈县城。此时，武冈的山地已经开始结冻，满眼银装素裹。

根据侦察，武冈城附近没有敌人正规军，城内也只有六七百名民团。军前委认真研究了目前面临的实际困难，作出决定：攻打武冈城。这样一来，既可以扩大红七军的政治影响，又可以解决被服、弹药和军费等问题。

而实际上，武冈守敌并非只一个保安团，而是湘军的两个正规团，因一时无战事，全由保安团担负警戒与巡防。由于对敌情侦察不明，军部便于12月26日急不可待地下达攻城的命令了。

武冈攻城，历时四天，攻而不克，全军子弹几乎打尽，团长何莽等指战员牺牲，伤亡官兵达五百多人，士气大挫。

1930年12月底，挥戈远征的红七军将士可谓无立足之地。

从武岗转移到湘桂边境的新宁县，刚一落脚，就陷入湘军的包围圈，又有100多名指战员血洒疆场。面对湘军的围追堵截，红七军前委决定：向桂东北的资源地区撤退。途经湘桂交界之地“八十山”时，又遭到湘军重兵围堵，难以突破。不得不绕开资源，翻过越城岭山脉。

越城岭是高海拔山区，昼夜温差大，气候变化多端。夜间，突然下起小雨，黄超没有雨衣，浑身湿淋淋的，冷风一吹，冻得直打哆嗦。对此，莫文华中将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行军途中无法埋锅做饭，每个人在出发时用口盅装上的一些饭作午餐，由于天气太冷，饭已冻得硬邦邦的，很难咬得动。大家只好忍饥受冻战胜疲劳，以难以想象的惊人意志和毅力，翻过了这一风雪山口。56团1连文书黄超同志当时正患疟疾，长长的头发和胡子衬着他那黝黑消瘦的脸，战友都担心他顶不住了，可他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硬是裹着条旧毛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爬过了勾挂岭。一些支持不住的伤病员或体弱的战友，在山岭上被冻僵而牺牲，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31年1月14日，黄超随军来到贺县的桂岭镇，在该镇休整4天时间中，黄超参加宣传队，向街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加入红军，补充兵员。军前委召开紧急会议，鉴于一路征战让红七军严重减员，到达桂岭时部队已由在河池出发的7000余人减少到3500人，“两个师”已经名不副实，因此决定缩编部队，取消师的番号，由原来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19师缩编为55团、20师缩编为58团，干部依次降级使用，精简机关，充实连队，目的是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缩编后，黄超编入55团1营1连。军参谋长龚楚兼任55团团长；原团长章健任第1营营长，袁任远任政委；张翼任第2营营长，陈漫远任政委。

随后，黄超跟随部队日夜兼程，于1月17日挺进广东连县东陂镇，然后向连州镇进发，2月1日抵达广东省乳源县梅花村（今属乐昌县）。

翌日正午，粤军的邓辉团、王守华团和湘军唐伯寅团、陈龙团，还有地方民团共5个团的兵力，分成两路，合围梅花村。

堵击战首先在画眉岭黄超所在的前沿阵地打响。粤军先头部队控制了山口前面的一个制高点后，即以猛烈的炮火向我阵地射击，掩护其两侧后续部队展开。黄超与战友们迅速抢占了山口周围的山顶阵地，英勇地反击敌人。然而，敌人兵力越来越多，其后续部队不断涌来，形势严峻。张云逸亲临火线了解情况后，立即命令军部特务连连长李天佑率特务连赶来增援55团，与55团的同志一起，向敌人冲杀过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人仗其人多弹足，又分三路向我55团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紧急关头，55团1营营长章健率该营从左侧猛杀，黄超冲锋在前；58团2营营长李显率部从右侧猛击。敌人经不住这两股铁流的冲击，阵脚大乱，被歼100多人。

敌人正面攻击未遂，便重新组织兵力，掉转矛头，扑向我左侧高地，妄图抢占山头，用炮火控制整个战场。据守左侧高地的章健营长，看到敌人猛扑过来，便挥动手枪高呼一声：“同志们，杀呀！”黄超和战友们见营长冲杀在前，更奋勇杀敌，以刺刀见红的大无畏精神，硬把敌人压了下去。过了一会，敌人又发动第6次进攻，其人数比前几次更多，其掩护炮火更加猛烈。待敌人冲到山腰时，章健身先士卒，率战士们以反冲锋迎击敌人的进攻。不料，他刚跃出几步，“轰”的一声，一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黄超和战士们见营长牺牲，悲愤交集，个个红了眼，拼力冲杀，一鼓作气，打退敌人的进攻。

率队镇守在草家坪后山高地的58团1营营长李谦见敌人黑压压扑来，下达命令：“轰手榴弹！”顷刻，一颗颗手榴弹在敌人头上开了花，一排排敌兵，像被炸开了的石头，顺着山坡滚了下去。敌人连续8次进攻，都被他们压了下去。随即，李谦率战士们追击逃敌，当冲出松树林时，突然，敌人射来一声冷枪，把李谦打倒了，子弹穿过他的皮带，肠子从伤口流出来。这位勇猛善战的红军指挥员，长眠于梅花岭的幽谷里。

梅花血战，是我军北上以来最悲壮、最惊心动魄的一战，共歼灭敌人1000余人，我军伤亡700多人，干部伤亡约占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团长龚鹤村（原军参谋长）、营长李显、袁也烈、王展等同志负了重伤。

撤出梅花村后，全军转向韶关一带向江西前进。2月5日，部队抢渡乐昌河(即武水)时，被敌截为两部。黄超随李明瑞、邓小平率领的55团和58团一部渡过了河，后经湖南汝城、桂东，于2月中旬到达江西崇义县，并与中共赣南特委取得了联系，在崇义整顿和发展红军。为便于领导，加强部队的战斗力，邓小平和李明瑞决定，将随行的58团两个营并入55团，黄冕昌编任1连连长，成为黄超的直接领导。

1931年4月上旬，李明瑞率领的55团与张运逸率领的58团终于在于都会合。

两部会合后，于4月底，在永新召开红七军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清算了“立三路线”，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步的战斗任务，选出了新的前委。

休整期间，部队开展发展党员工作，黄超在河池整编后一直在连队担任文书工作。虽当时任文书，但部队常处于行军作战的艰苦环境，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他还要协助司务长转运与背负伤病员以及其它战勤工作。经常背着伤员及逃兵丢下的两、三支枪支行军与作战。半年的连续行军作战，到处受到数倍敌人的围追堵截，环境艰苦，生活困难，无衣无食，挨冻受饿，但他战斗情绪高涨，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和战斗任务，经受了严峻考验，经连长黄冕昌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会后，黄超随部队开赴莲花，打茶陵，打安仁，打袁州（今宜春），连战皆捷，配合了中央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之后，部队经过宁冈、遂川，到达赣县的沙地。在沙地，中央代表王首道来迎接红七军。当时，给红七军的任务是：渡过赣江，迅速到兴国与中央红军汇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战斗。

1931年7月10日，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红七军到达兴国桥头跟中央红军会师，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投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一系列战斗。

1931年11月，黄超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送去瑞金红校学习。这是他第一次接受较为系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

1932年1月结业，组织安排黄超到红七军58团3营9连任连政治指导员，奔赴前线。该连新兵多，经过三四次战斗，战斗力逐步得到增强。他也提高了管理部队能力和指挥水平，积累了作战经验。9月，他调升新成立不久的红21师直属队党总支部书记。12月，红一方面军整编，红七军各师缩编为55、56、58、59四个团，黄超改任59团3营8连政治指导员。接着，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3/磨难的岁月

1933年7月，黄超作为团政委培养对象，送入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期高干训练班学习。未正式开学前，先做教育俘虏的工作，结束后才返回学校。在即将开学之际，前方来电令他归队，原因是有人密告他是土豪家的儿子，是属专政对象。校方命他返回前方原部队接受处理。校方开出的介绍信未封口，公开说他是阶级异已分子。他拿着校方介绍信，由瑞金出发，一个人爬山涉水，经过敌人多道封锁线，历经艰险，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乐昌附近找到部队。一回到部队，本想及时向组织说明情况，哪知道，组织不闻不问，立即将他关押，并停止了他在党内的组织生活。在军团党委会上，58团团长黄冕昌证明：黄超的父亲黄翰忠是拥护革命的，最早当农协会会长，掩护过红七军领导人，不是什么“土豪”；黄超本人也是参加百色起义出来的红七军战士。但当时的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不相信，既不安排工作，也不作结论。

此时，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即将开始，部队进行整编, 取消了红七军番号，

红七军和红二十军合编为红三军团第5师，又把黄超调入红三军团政治部禁闭一个多月。当时的总务处长还公开漫骂他是反革命份子，不发生活用品，甚至有时不给饭吃。黄超不服，两次去找当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欲向他们申诉，要求分配工作和参加组织生活，但不予接见。过后不久，才安排到红三军团第4师司令部做收发工作。

当时，4师政委彭雪枫亦指着黄超骂他是反革命份子，不好好干就枪毙等，公开派人监视并秘密看守。面对坏人的诬告陷害，组织及首长的怀疑和不信任，黄超感到迷惘、冤屈，他曾痛苦、抱怨。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革命的追求，对新中国的向往，他决心在战斗中证明自已的清白。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彭雪枫率部在扶州八角亭与敌军展开浴血鏖战，打退数倍于我之敌的多次反扑，击溃敌军一个主力师，挽救了危局。在浒湾战斗中，彭雪枫负了伤，黄超冒着枪林弹雨参与抢救，在抬担架至包扎所的途中，躺在担架上的彭雪枫还恨恨地骂黄超，但他还是不顾个人得失，勇敢地投入战斗。

1933年11月，黄克诚接任4师政委，找黄超谈话，经过调查，弄清情况，才恢复了黄超的党组织生活。时任4师师长张锡龙，师政治部主任吕振球，对黄超都比较关心，让他感到格外温暖。

　　9月下旬，蒋介石命令周浑元率第8纵队3个师进犯黎川的团村，张锡龙、黄克诚奉命率部反击。在激战中，敌人的一颗子弹正好打中张锡龙的头部，子弹从他的头部穿出之后又打掉了黄克诚的眼镜。眼镜一掉，高度近视的黄克诚就什么也看不清。他蹲下身子去摸眼镜，但眼镜已被子弹打坏。黄超此时正在首长身边，赶紧连背带拉走了好几里路，脱离了险境。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后，部队被打散，黄克诚即令黄超立即去通知被打散的战士尽快收拢。途中遭遇到负责监视黄超的特派员临阵逃跑，怕黄超向首长报告，反诬黄超逃跑，不问青红皂白，随手给黄超就是一枪，不曾想是个臭弹，黄超愤怒至极，一拳将特派员打倒，坚决执行黄政委的命令，冲到战地收拢被冲散的机关人员，并组织战斗，将袭击的敌人打退，保证了首长的安全。

　　1934年10月20日，黄超随红三军团从于都出发长征。开拔时，黄超所在的第4师受命为红三军团的开路先锋，在师长洪超、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通过赣县塘坑口，向信丰新田百石村挺进，准备突破国民党粤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次日上午10时，红4师到达百石村时，遭到粤军的强烈阻截。在临阵指挥突围战斗中，洪超被敌人射中头部，当场牺牲，年仅25岁。

之后，红4师接连攻破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经郴县、桂阳、嘉禾、宁远、道县，过永安关，进至广西界首，于11月27日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为后续大部队顺利通过湘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即，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我军猛扑过来，妄图夺回渡河点。桂系敌军集中兵力对红4师进行堵截，湘敌何键部队对红5师紧追不舍，红4师、红5师处在敌人前后夹击之中，战斗异常激烈，我部遭到很大伤亡，红5师参谋长胡震、第14团团长黄冕昌相继牺牲。12月1日，黄超和幸存的战友们顽强地抗击数倍国民党军的轮番进攻，终于掩护中共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江。

1935年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会议后，决定移师北上，拟在泸州上游的兰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意图，红三军团率先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黄超在这个时候受命到红三军团4师10团机枪连任政治指导员。历经四渡赤水河、抢渡金沙江之后，进入川南地区。

3月，黄超升任三军团4师10团党总支副书记。因机关干部对总支书记的工作作风不满，要求黄超向上级反映，当时团领导不但不相信，5月，反把黄超降回10团机枪连任原职。

5月8日，中央军委下令红三军团和干部团主攻会理城，消灭守敌刘元瑭。黄超指挥机枪连参加战斗，连长腿负伤，全连只剩70余人。黄超只身一人背着三百多斤重的铁丝网准备渡河架桥用，还将连长抬着行军，累死累活，倒反招来闲言碎语。

6月中旬，黄超随部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雪山，高山缺氧，积雪终年不化，攀爬十分困难，有的战士坐下休息就再也起不来了，饥寒与生死如影随形。之后，又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等4座雪山，于8月下旬奔走在茫茫无际的川西北若尔盖沼泽草地，饥饿、疟疾、沼泽时刻威胁着每一个指战员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的死去。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结束长征。此时，中央主力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余人只剩下两万余人。

黄超在自传中是这么回忆这段历史的：长征到达陕北后，经过艰苦卓绝的行军与战斗，加上精神上的沉重包袱，我病重而住进了医院。当时是流动医院，缺医少药，生活条件又差，虽说住了半年，身体未能恢复，头发全部脱落，从此终生秃头。我从1933年7月离开红校到陕北恢复党籍，这一阶段整整拖了四年之久，因被怀疑为阶级异己份子，工作上受到限制并被监视，领导上又经常责骂我是反革命份子，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在反围剿与长征途中，曾有人有意识的试引我离队，但我认识到，我是来参加革命的，在火线中入了党，有着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我决不能脱离部队、不能脱离革命、不能脱离党。“真金不怕火炼”，总有一天组织上会把我的家庭问题弄清楚的。因而，在长期的血与火的战斗中，更加坚定了跟党走，革命到底的决心！

4/留守党中央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来到延安。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落脚生根，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延安发布改编命令，将主力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下辖115、120、129三个师，部队主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是时，黄超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延安抗大”）学习，还未毕业即被调出，由前总政组织部长黄克诚调配到“援西军”干部归队连。当时，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部及所辖770团留守陕甘宁边区，保卫中央领导人。黄克诚考虑到黄超患病体弱，将他分配到129师385旅政治部组织科任干事，成为“御林军”的一员。

这时，黄超病情加重，神经衰弱，并伴有严重的慢性肠胃炎，但他仍接受下独立团蹲点工作三个月之久。他整训该团改变了游击习气，扭转了懒散作风，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不久，旅政治部主任方强到独立团检查工作，发现该团面貌焕然一新，当面表扬了黄超，任命他为770团政训处组织股股长、党总支书记。

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为保卫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安全，中共中央军委于1937年12月成立八路军留守兵团，下辖警备8个团、385旅770团，共约1.5万余人。

770团是以红四方面军12师为主体改编而来的，全团约2600人，是留守陕甘宁边区的主力部队。张才千任团长，胡奇才任副团长，袁渊任参谋长，萧元礼任政训处主任，黄超任政训处组织股股长。下设三个营，团部驻守陇东地区，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抗日总指挥部，屡次遭到日军的进犯，770团与留守兄弟部队多次和来犯日军交战，守住了陕甘宁边区不被日军侵扰。此外，陕甘宁边区境内多山匪患盛行，770团按照边区政府的指示，在境内进行剿匪战斗，保护了群众安全和社会秩序。

当时，陕甘宁边区不但要应对日军的进攻，还要对付国民党反对派的经济封锁与军事摩擦。在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进行经济封锁之后，边区内的条件变得十分恶劣，不但食物以及物资紧缺，甚至连服装和办公用纸都有些捉襟见肘。为打破困境，粉碎国民党意图把八路军挤出边区的险恶用心，770团在陇东地区一边训练、战斗，固守城防；一边垦荒屯田，展开了浩浩荡荡的大生产运动，粮食和蔬菜获得了大丰收，不但能够实现部队以及地方的自给自足，甚至还能给中央和其他兄弟单位提供大量物资，被留守兵团评为生产成绩最好的部队。

1941年1月，上级命令黄超去前方接新兵回延安补充留守团。接兵大队由五十多名营连排级干部组成一个连，黄超任总支书记，李芳远任大队长。从延安出发时，干部们情绪高涨，可到了晋西北后，敌后生活艰苦，招不到新兵，就无新兵可带回，干部思想开始有了波动。后来又到晋中、晋东南等地区，仍没有新兵可带回。此时，黄超又接到命令率连队到冀鲁豫军区去。他们在太行地区周旋数月，八次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到达冀鲁豫军区。但此地也无新兵可带回，由此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下令就地扩军，划分山东的巨野、荷泽、金乡等五个县份建立第八军分区，任李芳远为分区副司令员，黄超为政治部主任，戴克信任副主任。在不到一年时间扩兵千余人，成立了区中队、县大队与分区独立营。随后，黄超率这支部队参加了反“扫荡”斗争。

1942年3月，日军“扫荡”巨南，第八军分区机关遭敌合围，损失惨重，戴克信牺牲，根据地大部分变成游击区。根据这一新形势，冀鲁豫军区决定撤销第八军分区番号，军区首长令李芳远和黄超返回延安，其余干部留当地分配工作。

是年10月初，黄超起程返回延安，又接到新任务：与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卢绍武带两个干部队和一个 “鲁艺分校”干部队共计三百多人去延安学习。黄超任总支书记，卢绍武任大队长。这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敌人大肆活动，疯狂扫荡，平汉、正大、同浦铁路均被敌人严密封锁。黄超和卢绍武带着这些级别大小不同的几百名干部与敌周旋，历经半年，穿越敌军层层封锁线，于1943年3月终于安全回到延安。

是年10月，延安整风运动进入第三阶段，黄超调入总政直属机关任支部书记。在整风运动中，黄超参加了机关高级干部政策路线学习小组和干部审查工作。因此，在政治思想觉悟、明辨是非能力上有很大的提高，对党的政策与路线认识水平也更加敏锐，在审干工作上总结了不少经验，提高了组织水平和领导能力。

5/后勤“大当家”

1946年3月，原冀热辽第十九旅、山东解放军第七师、热河纵队第一旅在哈尔滨以西地区会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3支部队依次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旅。黄超任二十一旅政治部主任。随后挺入东北，先后参加山海关保卫战、秀水河子歼灭战和解放长春战斗。4月，参加四平保卫战，给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以重大打击。　　

10月，第三师第七旅与第七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陈光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委。全纵队2.3万余人，下辖十六、十七、十八3个师。黄超任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师长王兆相、政委陈德。

翌年1月初，为粉碎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南攻北守，先南（满）后北（满）”战略企图，黄超所属的六纵和东北民主联军兄弟部队一纵、二纵、独立第一师、独立二师，以及3个炮兵团等部，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越过松花江，主动发起了“三下江南”（松花江以南）作战，正式打响了东北解放战争。至3月，共歼灭国民党军7000余人，彻底粉碎了东北国民党军各个击破东北民主联军的战略计划, 扭转了东北战局, 对推动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5月中旬，黄超随第六纵队率18师进攻吉林市外围敌人据点，夏季攻势第一阶段战斗正式打响。至6月14日，夏季攻势转入第二阶段，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四平攻坚战（“三战四平”），战至30日，虽然没有攻下四平，却给国民党军以重创，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士气。

9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六纵先后解放长春地区的双阳、永吉、九台、德惠、农安等县城。秋季攻势历时50天，歼敌6万余人。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3月初，洪学智调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上级干部大队第二期大队长。该大队由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直接领导，住在总部所在地双城。4月上旬，黄超奉命到该校政治队学习。该期共招收学员360人，均为各纵队营团级干部以及部分副师长、师参谋长。

当时的东北战场，战争的形式已经不再以游击战为主，而是转向大规模集结的作战，包括阻击战、机动战和攻坚战，需要针对前线的中级指挥官进行培训。黄超深知轮训机会来之不易，如饥似渴学习，大有长进。11月结业后，即调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特种兵司令部于1948年12月30日由炮兵司令部改称，萧华任司令员，钟赤兵任政治委员。下辖骡马、重炮、战车和骑兵4个师，全军拥有山、野、重炮572门，步、迫、战防炮863门，小炮掷弹筒3083门，总计近5000门。此时此时此时，东北野战军的炮兵部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总计3.7万余人，成了一支令国民党军为之胆寒的攻击力量。特种兵司令部成立后，除将炮兵学校留归东北军区外，其余机关、部队随野战军进山海关作战。

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后勤部是个新扩大的机关，当时，除有极少数老炮兵干部外，其余大部分干部均由各机关、各部队抽调组成。成分复杂，想法各异。有的从战场主力部队调配过来，思想不通，认为在战场一线勇敢作战，可立功受奖，提拔快。而后勤保障工作是“婆婆妈妈”的事情，事无巨细，难以建功立事，有情绪。黄超着重从思想稳定教育入手，主动带头团结广大干部，语重心长地对部属说：“军队得有能打的兵，还得有好的后勤，才能真强大。”说得大家心服口服。黄超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为野战部队进行的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由东北打到华北、华北打过长江，在炮兵后勤保障工作上，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为适应协调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25日作出各野战军番号改由序数排列的决定。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月，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黄超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其时的东北战场，硝烟四起，战火连天。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地区，这片土地上正展开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激烈较量。炮兵后勤部要为拥有万门炮的炮兵部队采购、调配大量的弹药、燃料、装备等物资，组织部队物资、人员和装备的迅速运输和调动，提供5万余前线指战员的服装、食住等服务，确保战略物资的储存、分配和调度，满足“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黄超与班子同心协力，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得到了总部的表扬。

之后，黄超率部随第四野战军沿平汉路南下，进抵河南、湖北，于长江北岸，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行动。5月，率部进入武汉市。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第四野战军一部组成东北边防军，担负保卫东北边防的任务。黄超奉命率四野炮兵后勤部一部分人员返回东北。这时，“炮后”除了完成后勤保障任务外，机关主要是纠正胜利建国后的各种混乱思想。在继续南下战斗或北上参加建国后恢复生产建设动员过程中，部队与机关的思想波动很大，特别是北上的，怕冷、怕离队，以及胜利后和平享乐的思想比较突出。北上后，黄超与其他部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建国后各种恢复生产建设的劳动，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生产建设积极性。为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又参加抗美援朝的支前工作。当时，“炮后”机关分为“前梯队”与“后梯队”，黄超虽身体患病，仍自告奋勇带上“前梯队”到鸭绿江边，指挥四野“炮后”支援志愿军炮兵的后勤保障工作。由于工作多，任务重，战斗紧张，黄超终于病倒在鸭绿江边，组织上再三劝说并命令黄超到后方住院治疗，黄超才不得不离开前线。

1951年3月，黄超出院后，原四野炮兵后勤机关已进入北京，组建中央军委炮兵后勤机构，设立东北军区炮兵后勤部。黄超被任命为东北军区炮兵后勤部政委。指挥协调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炮兵后勤保障支援志愿军炮兵的后勤保障工作。

在朝鲜战争期间，东北军区后勤是志愿军总后方基地，数十万后勤保障工作者更是艰辛卓绝。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东北军区后勤部的中心任务是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由于美军对后勤运输线的狂轰滥炸，志愿军的物资补给严重受阻，导致前线士兵缺乏必要的给养和装备。为高效组织军用物质，保障供应，中央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后勤部分设三个办事处，对前线作战部队实施就近后勤保障工作。1951年8月，黄超调任东北军区后勤部第三办事处政委，龙开富任主任。黄超与龙开富主任身体力行，动员东北地区进入战时状态，并深入基层开展宣讲，鼓励东北百姓为抗美援朝做出贡献。组织东北地区的工人为志愿军战士赶制了60万双胶鞋，在短短一个月内生产了5万件棉衣和10万床被子，为前线战士的生命安全提供了保障。除此之外，东北地区的百姓还为战士们准备了几个月的副食品，这些物资大多由当地的上万架牲口车队运送到了边境线上，他们的自发行动缓解了汽车不足的问题。

1955年3月22日，根据国务院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决定，东北军区更名为沈阳军区，黄超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委，副军级。

自全国解放后，黄超长期工作在军队后勤战线上，直至1965年离休，为部队后勤建设和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迟来的荣誉

黄超的革命生涯充满着曲折、艰辛，饱受冤屈。1931年7月已就任连队指导员的他，11月被作为提拔培养对象送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学习。可在这个节骨眼上，老家曾经被他当农会主席父亲规劝不要打家劫舍的恶棍，给部队写告状信，诬陷他父亲黄翰忠是“叛徒”，已被韦拔群下令枪杀。事实是1931年6月13日，黄翰忠极其胞兄黄海忠、胞弟黄六等亲属共11人被这帮匪徒报复杀害。其时，中央苏区正开展“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等反革命分子”运动，他就作为“怀疑”对象，打入冷宫。1955年5月，军队初次授衔时，他又被人旧事重提，与“少将”失之交臂。“文革”期间，广州军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炮制所谓“覃（国瀚、少将）姜（茂生、少将）黄（超）反革命集团夺权案”，他又失去从大校晋升少将的机会，被逼迫提前离休。

黄超离休后，其父亲“叛徒”的冤案还未解决。他带着夫人李毅等亲自到北京向军委首长上访申诉。军委首长指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调查处理此案。时任自治区主席的覃应机，与黄超是凤凰小学的校友，又是红七军的战友，对黄超和他父亲的情况有所了解，就亲自主持成立了自治区党委、河池地委、巴马县委三级联合调查组。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核实，终于澄清了事实。红七军老战士、韦拔群胞弟韦菁的妻子、东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黄美伦证明：黄翰忠的入党介绍人是韦拔群，并常在黄翰忠家中秘密召开会议。黄翰忠在大革命时期是凤山县（调查时属巴马县）凤凰乡农协会主席，中共党员，红七军北上后，于1931年被反革命杀害，并不是韦拔群同志指令枪毙的。经自治区民政厅批准，于1981年8月追认为革命烈士。

黄超将军与老首长杨得志合影

总参谋长杨得志携夫人到桂林军休所登门造访黄超将军，并与及女儿黄涛（右一）同影

与战友合影

与覃国翰少将（左二）、韦杰中将（右二）、谭庆荣上校（右一）合影

黄超（前排右2）与姜茂生（右1，少将）、覃国翰（左2，少将）、覃士冕（左1，少将）等战友合影

乐观的黄将军

学到老

黄超全家福

黄超手书

黄超与夫人李毅

作者廖庆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出版“红传”《韦祖珍将军传》《姜茂生传》《覃国翰传》《黄松坚传》《韦国英传》等。

廖庆堂写开国少将覃士冕的“小传”

廖庆堂写开国中将覃健“小传”

廖庆堂创作的开国中将《覃健传》即将出版

作者廖庆堂与黄超将军的大孙黄桂沈（右）到覃士冕将军旧居与其二子覃志强（桂林市委统战部原部长）聊叙

廖庆堂与黄超长孙黄桂沈、小孙黄桂阳合影（背后为黄超将军旧居）

黄桂沈（原桂林军休所党支部书记）热情接待廖庆堂

《覃国翰传》作者廖庆堂在覃国翰将军旧居前留影，曾在2012年到此采访覃将军的夫人及小儿子

与覃士冕少将的儿孙及黄超将军的孙子在其旧居前合影

廖庆堂向覃志强赠送自己的著作《韦祖珍将军传》《姜茂生传》《覃国翰传》《韦国英传》《黄松坚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