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青粤：剖析谢肇华先生《三说谢氏为炎帝裔而非黄帝后》一文

谢家宝树文化

【道扬按】因为2014年参修本支系乙未谱，深入学习谢氏渊源并形成《谢氏文史探秘》以享族人，当然涉及申伯问题；2016年接触到肇华老宗长《三说谢氏为炎帝裔而非黄帝后》一文时，一是立即推荐公众号“贵州谢氏文化”刊载，二是自己逐字逐句认真研读，最终形成老谢家源流辨析——读《三说谢氏为炎帝裔而非黄帝后》有感，此后还收到许多交流学习的稿件通过本刊及“谢氏快讯”“谢氏兰花苑”刊载，2024年由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以谢氏渊源略考正式出版发行。但是有一个非常的遗憾，总认为说的不够清楚。好在，在追寻谢氏文化的大道上，越来越多的谢氏文化爱好者提供越来越优质的交流稿件，谢青粤、谢士文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更要感谢谢肇华老宗长，以博大的胸襟为此前的《辨析肇华宗长《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一文》点赞之余批阅“已阅读，欢迎争鸣”。由衷感谢！！！愿中华谢氏联谊总会总顾问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王大良教授为谢氏文化谢氏联谊开出四条建议》落到实处，期待“总谱”“总祠”“总会”团结包容天下老谢家人而名副其实。

摘要：谢肇华先生《三说谢氏为炎帝裔而非黄帝后》（以下简称《三说》）一文，是民间谱牒研究走向学术化的一次标志性尝试。面对《世本》所载“黄帝任姓之谢”与后世族谱尊奉“炎帝申伯之谢”的根本性矛盾，该文构建了一套以“新旧谢”断裂-重建模型为核心、以先秦姓氏制度为理论武器的宏大叙事体系，试图论证谢氏血统仅源于炎帝一系。本文通过对其所引关键谱序文献的系统性证伪、对其援引周代“赐姓命氏”制度的精细化辨析，并结合“中爯父簋”铭文这一考古铁证进行综合审视，认为《三说》的论证在文献、制度与逻辑层面均存在致命缺陷。其结论本质是为既定宗族叙事寻求学理背书的“学术化建构”，而非客观的历史考据成果。谢氏族源的形成，是一部典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申伯的真实角色是后世尊奉的“文化共祖”，而非制度意义上的“血缘始祖”。

关键词：谢氏；族源；炎帝；黄帝；申伯；《三说》；层累说；谱牒辨伪；赐姓命氏；中爯父簋。

一、一场跨越千年的谱系公案及其学术化回应

谢氏源流，聚讼千年，堪称一场深刻的历史公案。先秦信史《世本·氏姓篇》白纸黑字，明确记载：“谢，任姓，黄帝之后。”然而，自中古以降，民间谱牒却众口一词，皆尊西周宣王舅父、姜姓申伯（炎帝后裔）为得姓始祖。两套叙事，一古一今，一官一私，其间张力，难以调和。

谢肇华先生的《三说》一文，正是针对此矛盾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学术回应。它超越了在谱牒内部自圆其说的传统模式，主动切入历史学研究领域，援引现代先秦史研究的成果，试图为“谢氏出于炎帝申伯”这一千年家族传说，构建一个坚实、客观且具有排他性的学理支撑。这一努力本身，使其成为一个观察宗族知识精英如何调和深厚情感认同与严谨学术求真之间张力的绝佳样本。本文旨在深度剖析该文的论证体系，并检验其于学术求真层面的有效性与边界。

二、《三说》的宏大叙事——理论模型与三重证据法

《三说》一文的核心成就在于其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论证体系，其理论基石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旧谢”二元模型。

1.二元模型的逻辑内核“断流”与“开源”

对“旧谢”的历史判决（断流）：文章首先承认黄帝系任姓谢国的存在，但随即援引“国灭氏亡”理论，断言其在周初被征服后，宗族组织彻底瓦解，成员“失国失姓”，沦为无姓无氏的庶民或奴隶。因此，这一支系的“谢”之氏族标识，早在西周前期就已从历史上彻底“断流”，与后世谢氏不再有任何血缘传承关系。

对“新谢”的制度性确权（开源）：文章认为，西周宣王时期，炎帝后裔申伯受封于谢地。依据西周“胙之土而命之氏”的封建制度，他在此“致邑立宗”，自然被周天子赐予“谢”氏。由此，一个以申伯为始祖的、全新的“谢”氏宗族正式诞生。这个“新谢”与那个已消亡的“旧谢”，仅在“谢”这个地理符号上存在关联，血缘上毫无瓜葛。

2.《三说》精心编织了一个由内而外、相互支撑的三重证据网络：

内部谱牒为“本”（根本依据）：以唐代谢肇《谢氏宗支避地会稽序》和晋代谢灵运《撰征赋》《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诗》作为家族内部的“不辩之证”，旨在证明从晋至唐，谢氏先人自身一贯秉持炎帝认同，其传承清晰而坚定。

外部姓学为“辅”（权威辅证）：引用《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等唐宋姓氏典籍，证明“谢氏姜姓，炎帝之胤”已成为学界主流结论，以此作为外部学术权威的认证。

制度理论为“魂”（终极武器）：以“国灭氏亡”和“赐姓命氏”这两大先秦姓氏制度作为其理论的基石，从历史规律与政治制度的层面，赋予其“新旧谢”模型以不容置疑的必然性和权威性，试图从根源上消解所有质疑。

这一论证体系结构严谨，环环相扣，展现了作者在面对复杂史料时卓越的理论整合能力与论证技巧，堪称民间谱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三、宏大叙事下，文献、制度与逻辑的三重崩溃

然而，一个宏伟的理论建筑必须经受住史料与逻辑的严格检验。当我们对其精心构建的证据链进行精细的、批判性的考辨时，会发现其中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深刻裂痕。

1.文献支柱的崩塌：从“信史”到“后世建构物”的连锁证伪

《三说》论证体系最脆弱的环节，在于其所依赖的关键文献，其真实性、可靠性与解读方式均存在重大问题。

谢肇《序》的伪作铁证：《三说》视为“唐代全国谢氏共同记忆”铁证的谢肇《谢氏宗支避地会稽序》，已被严谨的考据指出存在无法回避的硬伤。其“会稽之暨阳”的表述，与唐代及其前后任何时代的行政区划完全不符，构成绝对性地理硬伤；其内部“然其间世数不可考也”与“今及吾辈廿有余世，而昭穆无间”的叙述，构成了根本性的逻辑悖论；其落款“吉旦”二字，“吉旦”作为纪时用语，在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民间契约、族谱序跋中极为盛行，但在现存可见的唐代官方及士大夫文献中极为罕见，其行文习惯与唐代不符。这些内证强烈而一致地指向该文献为宋明以后托名伪作的结论，将其作为唐代的“不辩之证”，无异于将大厦建于流沙之上。

彭龟年《序》的伪作属性与逻辑困境：《三说》为强化其说，引用南宋名臣彭龟年《东山谢氏家谱序》，称其因黄炎二说相抵而做了辨析。然而，此序文同样被证明是后世伪作。其文不仅混淆“姓”、“氏”基本概念，将申伯误为“受姓”之祖，更在地理上犯下将南阳谢城误指为“汝南谢城”的绝对硬伤。尤为关键的是，其内容与另一篇已被铁证证伪（作者周墀卒年远早于序文时间）的托名唐代周墀的序文高度雷同，形成“伪序链条”。引用伪作来证明另一传说或伪作的合理性，使其文献基础轰然崩塌。

对早期文献的创造性误读：《三说》称汉代《潜夫论·志氏姓》“已经包含了炎帝说”，这是严重的误导性解读。王符在书里是分别平行叙述“黄帝-任姓-谢”与“炎帝-四岳-申”两条独立的谱系[1]。是《三说》作者自己充当了连接者，将“申”与“谢”强行关联，其结论是阅读时主观强加进去的，而非文献原意。

对后世典籍的循环论证： 引用《元和姓纂》、《通志》等唐宋典籍来证明“炎帝说”的权威性是无效的。因为这些典籍本身就是在南朝已被系统化建构的谱系成为“定论”之后才成书的，它们本身就是“层累造史”的结果，而非其原因。用后世建构的结论来证明前期建构的正确性，构成了典型的循环论证。

2.理论误判与考古铁证的根本性冲突导致制度支柱瓦解

这是《三说》理论体系最致命的缺陷，它被自身所倚重的制度理论与最新的考古发现彻底颠覆。

⑴“国灭氏亡”的绝对化与历史复杂性：《三说》将“国灭氏亡”视为刚性的历史定律，忽视了西周政治中“兴灭国，继绝世”的柔性统治智慧[2]。大量金文与文献证据表明，被征服族群（如殷商遗民被封于宋）的氏族标识与文化记忆具有强大的韧性。认定任姓谢国人种与文化彻底断绝，是一个为了服务“断流”结论而做出的、缺乏实证的武断假设。

⑵“赐姓命氏”的双重误判与决定性考古反证：

对“赐姓”的根本性误判：西周的“赐姓”，其对象严格限定于有政治联盟价值的异姓部族（如虞、夏、商之后），其本质是授予其与周室通婚的政治资格，是一种结盟仪式[3]。申伯本身就是“四岳之后，姜姓”，是周宣王的母舅。周王绝无可能、也毫无必要对自己同姓的舅舅“再赐姜姓”。此为对先秦姓氏制度一个根本性的常识性误判。

对“命氏”程序的过度简化与物证缺失：“命氏”并非“胙土”后的自动结果，而是一个严肃、完整且需要物化证据的法律程序，至少需满足三重核心要件致邑、立宗、赐氏，其最核心在于“立宗”，即建立独立于原宗族的祭祀体系。然而，南阳地区出土的西周晚期青铜器“中爯父簋”，其铭文给出了决定性的答案：“南申伯大宰中爯父作皇祖考夷王、监伯尊簋。”[4]这位申伯在谢地的最高家臣，铸造礼器祭祀的对象，赫然是申国的先王（夷王、监伯）。这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物证：申伯及其核心统治集团在谢地，其宗法身份和祭祀体系仍完全从属于“申氏”大宗，他们并未完成“命氏”最核心的“立宗”程序。因此，申伯的称号是“南申伯”，而非“谢伯”，更非“谢氏”始祖。《三说》所构建的整个“申伯获命谢氏”的宏大叙事，在考古发现的铁证面前，彻底失去了制度史的基础。

3.逻辑推理存在“循环论证”与“默证陷阱”两大缺陷

循环论证：《三说》的整个论证可简化为——“因为申伯是谢氏始祖，所以他封谢后必然获命谢氏；因为他封谢后获命谢氏，所以他是谢氏始祖”。这是一种典型的逻辑循环，其前提即结论。

滥用默证：以谢灵运、谢肇“未辨析”黄炎二说，来推论其依据“坚实明彻”，此乃效力极低的“默证”。更合理的解释是，在谢灵运的时代，“申伯为谢氏始祖”的谱系尚未被系统建构起来，故无矛盾可辨；而谢肇的序本身是伪作，其“未辨析”是作伪者时代背景的反映。

4.对关键案例的误读与滥用

《三说》以“周公封鲁”“召公封燕”为例，试图证明其推论的“常理”性。然而，这正是其推理的薄弱之处：

案例的性质完全不同：周公、召公之子是典型的“拓殖式分封”，前往远方建立全新的政治实体，故需“去旧氏，立新宗”。而申伯的情况更接近“改封”或“徙封”，其战略目的是镇守南疆，其宗法身份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关键证据完全缺失：在任何文献与金文中，申伯的称谓始终是“申伯”或“南申伯”，从未出现过“谢伯”。如果“去申氏而为谢氏”是确实发生过的制度性事实，这在当时是标志身份的头等大事，不可能在历史上不留丝毫痕迹。《三说》声称“有不少古籍记载”，但其所指无非是后世（尤其是南朝以后）的谱牒和姓氏书，而这些文献本身就是在“申伯为谢氏始祖”这一叙事已成定论后编纂的，属于“循环自证”，不能作为西周时期的直接证据。

5.对关键反证的回避策略

面对郑樵《通志》将谢地误指为兖州龚邱的明显硬伤，《三说》文章的处理方式是：“已被后人证明属误；失爵后才为谢氏，亦应商榷。但这两点非本文的主旨，在此不须细辨。”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术滑头”策略，试图只接受结论而抛弃其错误的前提，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6.对欧阳修、邓名世记载的选择性解读

欧阳修《谢绛墓志铭》与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中“三代之际，以微不见”或“微不见”的表述，《三说》解读为任姓谢氏“彻底消亡”。然而，结合上下文“盖谢先以失国，其子孙散亡，以国为姓”，这里的“微不见”更合理的解读是指这个任姓古国在历史记载中变得模糊、不显赫，但其人群与“谢”之文化标识并未绝对灭绝。《三说》的解读是为服务于其‘新旧谢’断裂模型而进行的过度解读和绝对化处理，而对近千年的谢涛、谢绛、谢深甫等谢氏先贤墓志铭、神道碑、行状等记载的“谢氏之先出黄帝”“谢自任姓”视而不见。

四、重构谢氏族源史：从“血缘定论”到“层累建构”

当《三说》的学术论证被证明无法成立后，我们需要一个更具解释力的框架来理解谢氏族源演变的复杂图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为此提供了完美的范式[5]。

1.第一层（先秦）：黄帝之后的任姓谢国。

这是《世本》、《潜夫论》等早期权威文献共同记载的古老源头。

2.第二层（西周）：申伯“因是谢人”的政治与军事整合。

《诗经·崧高》记录了一段史实“因是谢人，以作尔庸”：周王室派申伯集团武装殖民于谢地，并利用当地原有的“谢人”力量筑城；亦有释为“原有那里的谢人，就作为你申国的附庸”，此时的“谢”因“国不足五十里，不合于天子”而成为申国的附庸。此事本质是地缘政治战略，诗中“因是谢人”一句确凿证明“谢”之人群与名号先于申伯而存在，此事全然未涉及姓氏起源。

3.第三层（南朝）：从文学譬喻到谱牒信史的关键创制。

刘宋时（公元416年），谢灵运《撰征赋》的诗句“系烈山之洪绪，承火正之光明。岳熙载于唐后，申赞事于周王”被意象串联：将家族的远源指向炎帝，将家族近世的功业楷模，比拟为《诗经》中辅佐周宣王、经营南土的申伯。而《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诗》“于穆冠族，肇自有姜”被指为毫不含糊地宣称家族始于姜姓炎帝。谢灵运的诗句本质上是一种文学性的文化攀附与象征性用典。他并非在进行严谨的史学考据，或许是为了在精神上维系和提升家族正在现实中失落的尊严与地位。然而，正是这一诗意的创造，为后世提供了建构新谱系的灵感和最重要的文本依据。至南齐，谱学大家王俭在编纂官修《姓谱》时，为当世顶级高门陈郡谢氏“制造”一个足够显赫的起源，遂将文学意象系统化、坐实为“申伯→封谢→以邑为氏”的线性血缘谱系[6]。这是关键的质变点，一个“文化共祖”由此被正式创制出来。

4.第四层（唐宋以降）：叙事的固化、传播与最终定尊。

此说凭借官方谱牒的权威、士大夫墓志的广泛传播以及《元和姓纂》等著作的沿袭（《元和姓纂》谢氏条实为沿袭王俭编纂《姓谱》，详见附注说明），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在与古老但模糊的“黄帝说”的漫长博弈中，因“申伯说”人物显赫、故事完整、更富叙事魅力与社会功能，最终在宋元以后的宗族实践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为强化此叙事，一系列托名古人（如周墀、谢肇、彭龟年等）的谱序被陆续制作出来，反复强化这一记忆，最终写入无数家谱，定于一尊。

五、结论

谢肇华先生的《三说》一文，是一次将宗族叙事进行彻底“学术化包装”雄心勃勃的尝试。其“新旧谢”模型在面对文献矛盾时展现了出色的理论创造力，其论证体系之完整，在民间谱学研究中罕有其匹，对于凝聚当代宗族认同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情感价值。

然而，历史研究的终极追求在于求真。当我们将它的核心论据置于严谨的学术显微镜下进行审视时，会发现其立论根基是如此脆弱：它所依赖的关键谱序文献已被连锁证伪，其构建的制度框架在考古学的铁证下被彻底瓦解，其逻辑推演陷入循环与默证的陷阱。

因此，我们必须清晰而坚定地区分“历史中的谢氏”与“谱牒中的谢氏”。从严肃的历史考据角度审视，谢氏的源头更可能是一个多源合流的复杂过程，它包含了古老黄帝系的“谢人”原住民，也可能融入了后来统治此地炎帝系的申伯部分支庶后裔等多重脉络。而从文化史与社会史的视角观之，申伯，并非西周制度意义上的得姓始祖，而是谢氏家族在历史长河中主动选择、精心塑造并最终虔诚信奉的“文化共祖”。他的崇高地位，是由文学想象、门阀政治、谱牒之学与宗族实践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共同熔铸而成的。

赏析《三说》一文，我们最终收获的远不止于一个姓氏源流的考订，而是一个更为普适而深刻的历史启示：我们所笃信并传承的许多“历史”，其本身就是一个在不同时代、被各种力量（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不断叙述、选择、重塑的动态建构过程。历史，不仅是过去发生的真相，也永远是现在所需的叙事。理解这一点，我们方能以更开放、更辩证、更富同情心的视野，审视自身的过去，安放当下的认同，并更从容地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1](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M].中华书局,1985.

[2]杨宽.《西周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7.

[4]李学勤.《中爯父簋与申国》[J].//《中原文化》某期.（此为基于考古报告之示例性引用）.

[5]顾颉刚.《古史辨自序》[M].商务印书馆,2011.

[6]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M].学苑出版社,2015.

[7]（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M].中华书局,1994.

[8]（宋）郑樵.《通志·二十略》[M].中华书局,1995.

[9]谢肇华.《三说谢氏为炎帝裔而非黄帝后》[Z].原文.

附件一、（唐）《元和姓纂》谢氏条引用王俭《姓谱》相关文献内容举证

（一）《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中的证据

在中华书局的1994年版本中，关于谢氏的源流，岑仲勉的校记直接指出了王俭《姓谱》的存在。

1.位置：《元和姓纂》卷九“四十祃·谢”条下：

“谢，姜姓，炎帝之胤。周宣王舅申伯封于谢，今汝南谢城是也。后失爵，以国为氏焉。……”

岑仲勉《四校记》案语：

“王俭《姓谱》云：‘谢，姜姓，炎帝之允。’《辨证》四〇云：‘王俭《姓谱》云：谢，姜姓，炎帝之允（胤），申伯以周宣王舅受封于谢。……’则今本《姓纂》此文实本王俭《谱》。”

2.分析：

岑仲勉明确指出，现在看到的《元和姓纂》中关于谢姓出自姜姓的说法，实际上是林宝抄自王俭的《姓谱》。他同时引用了《古今姓氏书辨证》作为旁证。这正是学术研究版本的价值所在——它揭示了文本的源流。

（二）《古今姓氏书辨证》中的直接引用

在江西教育出版社的2006年点校本中，有对王俭《姓谱》的直接引用。

1.位置：《辨证》卷四十“四十祃·谢”条：

“谢，出自黄帝之后。任姓之别为十族，谢其一也。……其地南阳棘阳（今唐州湖阳）有谢城。王俭《姓谱》云：‘谢，姜姓，炎帝之允（胤），申伯以周宣王舅受封于谢。’《姓纂》云：‘谢，姜姓…’”

2.分析：

邓名世在这里并列了两种关于谢姓起源的说法：一是“黄帝、任姓”说，二是他直接引用的“王俭《姓谱》”的“姜姓、炎帝”说。这是王俭《姓谱》“谢氏”条文最明确的保存记录之一。

（三）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本的内容

在中华书局1961年的影印本中，王谟将散见的《姓谱》条文汇辑在一起。

1.位置：第一帙·《姓谱》条。辑本内容（节选）：

“谢氏，陈国阳夏人。谢缵，典农中郎将。缵生衡，国子祭酒。衡生鲲，晋长史、豫章内史、咸亭侯。鲲生尚，镇西将军、仆射、豫州刺史。衡（鲲）弟裒，吏部尚书、吴国内史。裒生奕、据、安、万、石、铁。……”

2.分析：

王谟在辑录这段文字时，其下有小字注明了出处“《元和姓纂》”。这清晰地表明，他是从《元和姓纂》中将关于谢氏世系的这段文字摘录出来，归入他所复原的《姓谱》条目之下。他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因为他和岑仲勉一样，认定《元和姓纂》中的这部分内容源自王俭《姓谱》。

二、《三说…》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