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贫农忆苦思甜

李斌

3.9:听老贫农忆苦思甜

文革那阵子，村里总提“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上头反复说，得让大伙儿尝够旧社会的苦、看清资本主义的黑，才能念着新社会的甜，真心实意跟着走。就这么着，忆苦思甜运动在村里热热闹闹地办了起来。

忆苦思甜会就两样事儿：一是吃忆苦饭，二是听老人们讲过去的苦、说现在的甜。

吃忆苦饭那天，生产队的大钟一敲，全村老少都端着搪瓷缸子、粗瓷碗往大队部聚。各生产队轮番唱着《不忘阶级苦》，大队部那台老旧的喇叭沙哑地循环播放，调子沉得让人心里发紧。

重头戏就是那碗忆苦饭。场中央支着口大黑铁锅，里头倒上麦麸、切碎的红薯秧，掺点少得可怜的玉米面，再抓两把粗盐粒，咕嘟咕嘟熬成一锅灰黑色的粥。每人领一碗，民兵队长盯着，必须吃干净，谁也不敢剩。我咬下第一口，涩苦味直钻舌尖，粗糙的颗粒刮得喉咙发疼，跟嚼着干木屑似的。可转头瞧见贫农李奶奶，正呼噜呼噜往嘴里吞，边抹嘴角边念叨：“这比当年的观音土香多了！”散场后，我远远看见李奶奶走到村头的老槐树下，从衣襟里掏出藏着的半碗忆苦饭，倒进随身挎着的鸡食盆，嘴里轻声嘟囔：“鸡吃了能多下两个蛋，换点盐吃。”暮色里，她佝偻的背影像一截被风雨侵蚀得空空的秫秸杆，那一刻，我真分不清这日子里的苦与甜。

忆苦思甜，更多时候是听老贫农发言。农村里，贫下中农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每次开会都得请他们上台。那些老人都实诚，心里想啥就说啥，从不会掺半句虚的。

我记得有个当过童养媳的老奶奶，站在土台子上憋了半天，嘴唇哆嗦着，半天憋出一句：“我自打嫁过来，就一直受、受、受……受到这会。”坐在旁边的村书记赶紧接话：“大娘，那现在呢？”老太太眨了眨眼，立马咧开嘴笑了：“现在好啦！”台下的人听了，都忍不住笑了，笑着笑着又觉得心里酸酸的。

还有个老贫农，上台前路过我们这群半大孩子身边，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咋的，嘴里一直嘟囔着：“球，浪里个球，浪里个球……！”我们几个憋得脸通红，差点没笑出声来。

最有意思的是个当过长工的老爷爷，一开口就收不住话。他说：“那时候给地主家干活，天不亮就得下地，日头落了才敢歇着，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哪像你们现在，干活吊儿郎当的，跟糊弄日本人似的，我看着都着急！”村书记赶紧打岔：“大爷，说说过去的苦日子。”老爷爷顿了顿，嘴里念叨着“地主坏，地主坏”，可说着说着就跑偏了：“不过那时候虽苦，倒能吃饱饭。吃饭时我跟掌柜的一块儿上桌，他家婆娘孩子都不许过来。掌柜的知道我家没粮了，还会悄悄送点过来，哪像现在，粮食总不够吃。”书记又赶紧递话，老爷爷才反应过来，连忙改口：“旧社会不好，旧社会不好哇！”每次都搞得大伙啼笑皆非。

别的村子咋样我不知道，咱村的情况我心里清楚。除了个别地主、富农名声不太好，大多数家境殷实的，都是靠几辈子人勤勤恳恳干活攒下来的。村里最穷的那个五保户，大伙都知道，解放前抽大烟把房子和地全败光了，正好赶上解放，划了个雇农成分，成了五保户。而且那时候划成分，地主、富农每个村都有硬指标，得凑够数才算完。

我姥爷家的事更有意思。姥爷家本来挺穷，他年轻时就外出打工，一干就是几十年，解放那会，已经熬成了店铺里的三掌柜。听说要土改的风声，不少精明人都赶紧卖地，姥爷却反着来，趁机买了些便宜的地。结果成分一划，成了中农，还好，属于团结对象，没受啥影响。

现在回头想，人和人的差别，大概就在想法、思路上，说白了就是过日子的门道不一样。改革开放后，村里那些解放前家境好的人家，大多又富了起来——他们早早出去打工，后来慢慢当了包工头，日子越过越红火。而那些死守着几亩地的庄稼汉，虽说还是勉强温饱，但不管咋说，日子总归是一天比一天强了。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话有好几种解释。有的说治理大国就像煮小鱼，油盐酱醋得恰到好处，不能多也不能少；有的说像烧菜一样，得精心把控火候；我更赞同第三种说法：煮小鱼不能瞎搅动，搅多了就碎了，治理大国也该这样，不能动不动就搞运动。咱国家这么大，老百姓经不住折腾，国家也扛不住。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接受采访时提到，领导者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这话可真是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太在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