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情怀，之 四十二，以史为镜谈“非典”

書梁

作者：書梁

编号：25550554

制图：AI

【按】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疫情肆虐期间，本君曾于当年4月27日因感冒就诊于天津市红十字会医院“发烧（疑似非典）门诊”，被留院观察。其时、其境，不由得忆及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公案——“德清事件”，身为法者，着法眼于现实，些许感慨油然而生，当晚成文以记之。

　　小时候，父母上班，兄姐上学，老人们常常嘱咐我：好好在家门口玩儿，不许出胡同，千万别和陌生人说话，不然会被“叫魂”的人拍上“谜魂药儿”带走卖掉。忆及童年，至今仍惴惴然。记得是列宁说过，“历史常常会惊人地相似”。面对不太相似的历史，人们是否可能产生相似的心理感受呢？面对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非典”，我真的感觉到：“叫魂”的来了。

　　限于古人对人类“灵魂”的认识程度，历来“重礼而轻法”的儒家大腕不惜将“叫魂”一类的“造蓄蛊毒”行为列入“十恶”之中，按我“中华法系”古制，被称为“不道”，罪不容诛，法当“不赦”。翻开历史，“叫魂”传说曾经危害社会以至影响历史进程，恐怕知道的人不多。

　　公元１７６８年，正值乾隆盛世，大清王朝空前鼎盛，“世界第一”绝非虚名。这年春天，浙江省杭州府德清县辖区塌了一座桥，村中匠人前往修复，奈何水流湍急，钉打木桩不能嵌入河底。村中一刁民闻之，交给匠人一张黄裱纸，上书仇人名姓，说将此纸贴于桩头可讨好河中冤鬼，施工可成。按当时的迷信说法，刁民的仇人则会由于被如此“叫魂” 诅咒也将死于非命。匠人深明大义、举报官府，刁民被捕归案、预审待处。一桩小案本该了结，怎奈“树欲静而风不止”，德清县父母官心血来潮，认定此案必有同党，于是“大刑伺候”。刑讯之下，刁民口无遮拦，信口乱编：“我之同党皆外县人也。”于是，有陌生人在德清“叫魂”之说传遍全县，村民见到生人就关门闭户、唯恐避至不及。此事在浙江经“小道”传播，以讹传讹，越传越乱，致使乡人见面都形同陌路。同年，浙江萧山县“查破”一起同类案件，在犯罪嫌疑人——一个外乡和尚的囊裹之中搜出一束人发，据说“偷剪人发，即可叫魂”。乾隆闻讯，认定有人组织邪教，借剪大清 “一统中原（圆）”的辫子要反清复明，于是下令彻查“叫魂”集团。诏书一出，朝野震惊，各州府县无中生有，将外乡人抓捕无数，且越抓越多。其时，谣言四起，民心浮躁，社会动荡，形势严峻。到年底，乾隆“总结政府工作”幡然有悟，重下诏书，停止追查，终以国家强权止住事态恶化，但自经此乱，大清威风不再。而此时的欧洲，三“R”运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伴随着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引领人们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如此一涨一跌，大清帝国不仅从此开始了下滑的轨迹，而且失却了国际领先地位。

　　德清县一件偶然的小小刑事案件，成为一个庞然帝国转折走向下坡路的导火索，真是令史学家们始料不及、大跌眼镜。今观“非典”，造成学校停课、“甲A”延期、“五·一”长假取消、商品抢购、物价波动、高层领导频频出镜，仔细想来，大有当年“德清事件”之虞。

　　“非典”着实可怕，因为以前人类没有感染过、因为它“飞沫”传染、因为它会致人死亡，如此理由，不一而足。但它是否就可怕到了“谈典色变”、无以复加的地步，我看未必。众所周知，我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总人数高达十万人，感冒引起并发症致使不治而亡者，其比率也超过5%。反观“非典”，在一个数百万人的大城市感染者几何？不过区区而已；感染者治愈率、死亡率如何？95比5。相形之下，“非典”致死人命的几率远远不及感冒等常见病和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如此说来，探究此次“非典”给中国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原因，就不能单单停留在医学诊治、传染病预防这个层面了。

　　反思大清帝国走下封建王朝顶峰的历史，除却统治者思想保守落后、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等政治原因之外；分析德清“叫魂”事件引起社会动荡的教训，抛开司法程序中刑讯逼供制度不合乎自然法则的价值评价，我们仅从社会学角度就可以找出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第一，太平盛世使社会整体心态应对灾难的承受能力弱化。乾隆在位60年，“德清事件”正逢其执政中叶，上承前清百年盛平，风调雨顺，民族整体承受外来灾害刺激的能力下降，全不似日前伊拉克人民在巴格达被美英联军围攻时照常生活那样的心理负荷力；再者，社会发展过快，民众心理总有一种“危机正在潜伏”的逆反思潮，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虚恍心态。而政府没能有意识地去调控这种不正常的心态。

　　第二，经济发展引起人口流动与传统的熟人社会发生冲突。传统中国自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过程中，就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它的血缘关系始终没被彻底打破，这是一个“家国同一”的社会，血缘关系的远近常常决定着人们的是非价值评价。我们这个民族自古生活在“大家都是亲人、都是兄弟姐妹”的社会环境中，有着抵触外来人的传统，见到陌生人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因此，当乾隆时期经济得到空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人口出现流动倾向时，这种冲突就决定了“德清事件”的命运。

　　第三，没有恰当的公共信息传播渠道。清政府贯彻着封建愚民统治，官府几乎是唯一正统的新闻机构，对“德清事件”，信息传媒不仅没能澄清事实、还民清白，而且对事态发展的错误判断，造成了对非官方传闻、谣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等教训足以使后人警醒。

　　第四，统治者阶层将社会普通生活问题（顶多是法律问题）与国家政治进行无端联系。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坚信阶级分析的科学性，但实际生活中的矛盾并非都是直接应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决的。一个聪明的政府，应该习惯于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文化问题、社会问题、法律问题，而不是相反。“德清事件”是乾隆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我们好事连台，捷报频传：经济“翻两番”、生活富足、香港澳门回归、“申奥”“申博”“入世”成功……，岂一个“盛世”能概而言之？然而，作为代价，我们民族整体承受灾难的能力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了。经济发展带来流动人口问题，数千年的户籍制度正面临全面崩盘，各大传统城市中抵触外来民工、他乡老板等陌生人群的情绪都在不同程度地强化。我国新闻媒体传统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已经不适应支撑它的经济基础，非官方的小道消息常常乘虚而入、泛滥成灾。再看 “非典”，俨然就是“德清叫魂事件”200多年后的翻版，都是在这个比较相似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一件很普通的、很偶然的社会生活小事，本无太多特别，人为鼓噪而已。如何从医学上应对“非典”病菌，当然非常重要，需要自然科学工作者走向抗击“非典”第一线，但如何应对“非典”现象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则是需要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政府官员们共同为之掸精竭虑的大事。

　　太史公说：“决不能重蹈‘德清事件’历史之覆辙”，我寻思并非是危言耸听的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