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生铭文研读

邮集制作黄敏华

我常在书房里翻阅那些旧拓片与墨迹，每每凝视这些笔走龙龙的字痕，总觉得它们不只是纸上的墨，更像是从时光深处传来的低语。今日摊开一幅行书与草书并列的作品，上幅行书如溪流婉转，一笔牵一势，仿佛字在行走；下幅草书则如风卷残云，线条翻腾，似有无形之力在牵引。两幅皆盖着朱红印章，那红，像是一声顿挫，又像是一句落款的叹息。我忽然想到张玉生先生当年研读铭文时，是否也曾这般，从笔势中听出古人的呼吸？

案头另有一组三幅篆书作品，粗笔浓墨，字形古拙，像是从青铜器上拓下来的魂魄。每幅两侧各钤一印，红章如眼，点醒全篇。我摩挲着纸面，仿佛触到了钟鼎上的铭文刻痕——张玉生先生毕生钻研金石铭刻，他看的不只是字，更是字背后的礼制、信仰与时间的重量。这些篆书虽非原器，却也承袭了那份沉静的威仪，让人不敢轻慢。

又有一幅三体并置之作，左上行书流畅如话，右上草书抽象如梦，下方则是方正严谨的楷意之书。三者并列，宛如三种人格同处一室：一个洒脱，一个狂放，一个持重。而每一幅都缀以红印，像是某种仪式的印记。我忽然明白，张玉生先生研读铭文，并非只求考据之真，更是在寻找古人精神的多重面向——他们也有激情，也有克制，也有不可言说的留白。

最令我驻足的，是一组四幅以符号与人形构成的“书法”。左上一人蹲坐，线条极简，却有静定之气；右上符号如旋风流转；左下人物跃动，似在舞剑；右下符号凝练如结绳记事。每幅角落皆有红印，像是为这些无声的图腾加注姓名。这已非传统意义上的书法，倒像是远古铭文的再生。张玉生先生若见此，定会欣喜——他常说，铭文之初，本就是“画成其物”，字与形本为一体。

七幅篆意之作整齐排列，符号或繁或简，人物或动或静。中间一幅尤为奇特，线条交织如网，却又透出一股向上的力道，仿佛在挣扎中成型。这些作品让我想起张玉生先生笔记中的一句话：“铭文非死物，乃活态传承。”它们不是被供奉的文字，而是仍在呼吸的符号。每一枚红印，都不只是署名，更像是在说：“我在此，我见证。”

五幅风格迥异的墨迹并列而陈：有流畅的，有粗犷的，有细腻的，有狂放的，有稳重的。每幅角落皆有红印，像是不同性格的人留下各自的签名。我忽然觉得，这不正像是张玉生先生一生所见的铭文世界？有的来自庙堂，庄重肃穆；有的出自民间，野趣横生。他从不以高下论之，只以真诚待之。他研读的，从来不只是文字，而是人心。

一幅独立的书法静静立于黄纸中央，两个大字，笔画流畅而结构严谨，右侧一枚红印，如点睛之笔。背景是淡黄的纸，像是被岁月染过的光。这让我想起张玉生先生常说的话：“字要立得住，印要压得稳。”他一生治学，亦如这二字——端正，有根。

另一幅作品中央是一个抽象人形，线条简洁却充满动势，仿佛正从纸上跃出。下方两枚红印，像是脚步的印记。这让我想到，张玉生先生研读铭文，何尝不是在追寻那个“人”？那些刻在青铜、石碑、竹简上的字，终究是人写的，是人信的，是人传的。这人形，或许正是铭文背后那个沉默的书写者。

四个人形图案并列纸上，姿态各异，或立或跃，或静或动，每个旁边都有红印相伴。它们不像字，却比字更接近原始的表达。张玉生先生曾说：“最早的铭文，是身体的记忆。”这四人，像是从远古走来的舞者，在纸上留下他们的节奏与呼吸。

一幅篆书作品中央字迹浓重，布局紧凑，左侧竟绘有一青铜器图案，橙黄之色与黑字相映，宛如古器重现。右上右下红印如守卫，静静伫立。这幅作品最贴近张玉生先生的研究世界——他常将铭文与器物并置，字不离器，器不离礼。他看的，从来不是孤立的字，而是整个文明的现场。

一张淡黄纸上的墨迹古雅粗犷，右上角红印下方还有小字标注，像是后人加的注脚。这让我想起张玉生先生的手稿，也常在角落写下短短几句心得，字小却有力。他从不喧宾夺主，只是静静地，与古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