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不更名？

沈建太：火山宝地守护者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句掷地有声的豪言，最初出自一出充满冤屈与荒诞的元代杂剧《叮叮当当盆儿鬼》。剧中，商人杨国用外出经商，归途夜宿瓦罐匠赵家，不幸被赵氏夫妇见财起意杀害。尸骨被混入黏土，烧制成一只瓦盆，他的冤魂也随之附于盆中。杀人者盆罐赵非但毫无惧色，反而对着瓦盆嚣张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家盆罐赵的便是！”——此言充满泼皮式的挑衅，意为“我便是我，杀了你又如何？”后来，这只瓦盆流转到到退休衙役张撇古手中。盆中冤魂恳求张撇古带他前往开封府，向包拯鸣冤告状。最终，包公明断，正义得彰。

然而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施耐庵将这句台词移植进《水浒传》，使其语义发生关键转折——从恶徒的叫嚣，转变为好汉的担当。例如第二十七回中，武松在孟州血溅鸳鸯楼后，途经十字坡酒店，面对张青夫妇的盘问，他朗声答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头武松的便是！”在这里，姓名不再是对罪行的供认，而是对正义行为的背书，是英雄气概与个人信誉的宣言。

然而，历史的戏剧性远不止于此——如果“行不更名”代表了一种决绝的坚守，那么历史上那些主动或被迫改名换姓的瞬间，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时代波澜与个人抉择？

范睢是战国时期魏国人。他本是魏国大夫须贾门下的食客。一次随须贾出使齐国时，齐襄王赏识范雎的才华，派人赐他十斤黄金及牛酒。范雎起初推辞不受，后来在须贾的指令下，只收下牛酒，坚持退还了黄金。回到魏国后，须贾向相国魏齐诬告范雎私通齐国。魏齐大怒，命人将范雎毒打至“肋折齿落”。范睢假装死去，魏齐便命人将其卷进席子丢进厕所。好友郑安平把他藏了起来。后来，秦昭襄王的使者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又将范雎推荐给王稽。为躲避追杀，范雎便改名为张禄，跟随秦国使者王稽入秦，在秦国当上了丞相。

（范雎为人恩怨分明，成为秦相后先羞辱魏使须贾，迫使魏齐自尽，举荐郑安平出任秦国大将，王稽出任河东守。“睚眦必报”的成语由此而来。）

司马相如是西汉辞赋家，被后人尊为“辞宗”“赋圣”；而他与卓文君因一曲《凤求凰》结缘的爱情故事，更是流传千年。

不过，这位大才子小时候的名字，可没那么文雅——他叫“犬子”。取个“贱名”是希望孩子好养活、少病少灾，常见于寻常人家。

犬子自幼饱读诗书。当他读到战国时赵国上卿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特别是蔺相如以国家为重、不计私怨，最终促成“将相和”的事迹后，敬佩不已。他索性改名“相如”，期盼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安邦定国的贤臣。

有意思的是，“犬子”这个原本普通的“贱名”，因为他的名人效应，演变成了一种自己儿子的谦称。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她本名武照，14岁入宫时被唐太宗赐号“武媚”。然而当她决意登基称帝之际，旧名已无法承载其超越时代的政治抱负，她遂取“照”字谐音，自创“曌”字为名，更作武曌——既喻示其权力如日月凌空、光耀天下，更以新字之形昭示皇权的唯一。

二百余年后，偏安岭南的南汉君主刘岩效仿此法，自创“䶮”字为名，取“飞龙在天”之意，意图借此强化统治权威。然而武曌的改名与一代女皇的宏大基业相生相成，而刘岩之仿效，无论格局或影响，皆难免相形见绌。

辛弃疾被誉为“词中之龙”，是南宋豪放词派的巅峰。他生于金国统治下的济南，祖父辛赞是北宋进士，虽出仕金朝，却心怀故国，为他取名“坦夫”，愿其成为坦荡君子。青年时他投身抗金义军，仰慕西汉名将霍去病的气概，遂取其“去病”之意，自更名为“弃疾”——誓为沉疴遍地的山河，弃除痼疾，重振乾坤。

23岁那年，他率部南归，“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然而南渡之后，满腔热血却屡遭冷遇。他“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只能将一腔孤愤，尽付于词章之间。

晚年退隐乡野，回望半生戎马，旧志难酬，唯余“可怜白发生”的苍凉一叹。从“坦夫”到“弃疾”，他虽未在沙场实现抱负，却以词为剑，在文学的天空中挥洒出不灭的英雄气概。

谁能想到，因谐音“发发”而成吉祥号码的“八八”，在元朝竟是底层百姓的代号。朱元璋原名“朱重八”，意为“八八”，正是他卑微出身的烙印。

投身反元起义后，他抛弃“吉祥号”，改名“朱元璋”——“诛灭元朝的利器”，一名即成战书。

登基后，他为子孙定下严规：名字除了使用他预设的辈分字外，尾字还须含“金木水火土”偏旁。随着宗室人口暴涨，常用字很快用尽，只好生造出大批怪异新字。而历史的戏剧性在于，清末化学家在寻找化学元素周期表汉语译名时，一眼相中了明代皇室家谱中这些符合单质分类的“金字旁”新字。于是，朱家子孙的特供名，竟阴差阳错地成为了汉语化学元素命名体系的重要来源，早在天堂的朱元璋还意外收获了“汉语版化学元素周期表之父”之美名。

（明朝皇室新造字被用作化学元素中文名对照表）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于“土木堡之变”中被俘。时任翰林院侍讲的徐珵在朝堂上力主南迁避祸，被兵部尚书于谦斥为误国之言。于谦力挽狂澜，拥立景泰帝，打赢北京保卫战，而徐珵却因怯懦之言，仕途尽毁。

为洗刷污点，徐珵改名为“徐有贞”。景泰年间，黄河在沙湾连续七年决口，漕运断绝，民生凋敝。徐有贞临危受命，以系统治河之策，历时近两年终平水患。至今河南濮阳台前县仍存“沙湾镇水神祠碑”，见证其功。

徐有贞再度得势后，为巩固权势，竟构陷于谦谋反。一句“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断送了这位民族英雄的性命。

一改名，一治河，一冤狱，构成了徐有贞复杂的一生。

（河南省台前县敕修河道功完之碑：立于明代景泰六年（1455年），是徐有贞主持治理运河完工后所立，1990年被村民挖土时掘出。）

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早年科举失意时，他在广州接触基督教，受"上帝"观念影响。1837年第三次落第后大病四十余日，自称梦遇"天父"授命斩妖除魔。

1843年创立拜上帝教时，洪仁坤以其小名“火秀”讳“爷火华”为由（基督教传入中国时，起初将上帝耶和华译为“爷火华"），改名"秀全"。此名却暗藏玄机——"秀全"二字可拆解为"禾乃人王"，用粤语发音就是“我乃人王”（“禾”在粤语里读“我”，其实是古汉语的遗存）。

1851年，他以"天王"之名发动金田起义，建立太平天国；1853年定都天京，与清廷对峙十余年。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农民运动，始于一介书生通过改名完成的身份革命：从科举落第的洪仁坤，到受命于天的洪秀全，最终成为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天王"。

（洪秀全为儿子取名“洪天贵福”，一看就是妥妥的“帝二代”。然而这名号终成反讽——他15岁便兵败被俘，遭凌迟处死。天贵而无能，福薄而命舛，这个名字恰成了太平天国虚幻天命与残酷现实最尖锐的注脚。）

清道光十八年春，28岁的湖南书生曾子城屡经科场挫败后，终得进士登科。

他出生时，祖父取乳名“宽一”，寄寓前路宽坦的祈愿；他入学后依族谱得名“子城”，含“守护一方”的宗族期许。但科举的坎坷与翰林任职后的眼界，让他觉“子城”格局难承鸿鹄之志，于是自创新名“国藩”，立志为国家屏障。

此后半生，他以名践行。太平天国乱起，他组建湘军平定内乱；战后力推洋务，创办军工、派遣留学，为近代化拓路。官至总督、封侯拜爵，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

民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催生了一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改名潮”。据《民国人名大辞典》抽样统计，1912至1949年间，文化精英的改名率高达68%，其规模与深度均为以往任何时代所不能及。

这一现象绝非孤立个案，而是一场席卷社会各领域的风潮。从政治领袖、文人墨客到教育大家、革命志士，改名的举动跨越领域，蔚然成风，成为时代精神转型最鲜明的缩影。更深刻的是，改名的高峰期与新文化运动（1919）、北伐（1926）、抗战（1937）等重大历史节点高度重合，清晰地印证了个人抉择与时代洪流之间的深刻互动。

孙中山本名孙文。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避居日本，为隐蔽身份，登记住宿时借来旅馆时路过的一座名叫“中山”的侯爵府邸之名，署名“中山樵”——“樵”含隐逸待时之意，暗合暂栖山林、图谋再举的初心。

1903年，章士钊在上海译介日人著作时，误将“孙文”与“中山”嫁接，译作“孙中山”。此名虽属偶然，却广为流传。1925年先生逝世后，家乡香山县更名为中山县，使“中山”从化名升为地域符号。

需注意的是，孙中山生前在正式公文、题词（如“天下为公”）及签署中，始终以本名“孙文”落款，“孙中山”之名多用于民间与后世纪念。

（上图分别为南京中山陵、广东清远市中山公园，海口市中山路。据统计，大陆各地及港澳台地区有400多条一“中山”命名的街巷。从1925-1949年，各地兴建267座“中山公园”，现存87座，其中内地51座，台湾16座，香港2座，澳门1座。）

近代民主革命先驱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904年2月，他与陈天华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华兴会，改名“黄兴”，立志振兴中华。同年秋，他化名“张守正”（取“恪守正道”之意），策划于当年慈禧70寿辰时发动起义，因事机泄露未举而败，遂以“李有庆”为化名逃亡日本。

1905年8月，华兴会联合兴中会、光复会等在东京成立同盟会，黄兴协助孙中山处理日常事务，二人并称“孙黄”。1913年，他参与发动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又以“冈本义一”“今村长藏”为化名，持续开展反袁活动。数次改名与化名，浓缩了黄兴跌宕起伏的革命一生。

（长沙岳麓山黄兴墓。）

蒋介石乳名“瑞元”，为祖父所取，族谱登记名“蒋周泰”，寄寓家族平安顺遂的期许。1902年，16岁的他赴宁波求学，自定学名“蒋志清”，后赴日入振武学堂，档案仍沿用此名。1912年，因参与革命遭清廷通缉，避居日本期间创办《军声》杂志，首以“介石”为笔名发文。年近而立时，他决意定下正式名号，从《周易·豫卦》“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中汲取灵感，正式定名为“中正”，字“介石”，寓意志向坚如磐石、持守中正之道。

（浙江溪口蒋氏宗祠）

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原名陈庆同。1914年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时，他首次以“独秀山民”为笔名发文，好友打趣其“自夸”，他解释此名源于安庆故乡的独秀山——那座“无所依附，故称独秀”的祖山。后来，他将笔名简化为“独秀”，成为最广为人知的称谓。

陈独秀一生所用笔名多达38个，如“三爱”、“只眼”、“实庵”等，各有深意，但唯有“独秀”最能契合其风骨。他放弃丰厚家产，甘于清贫，宁靠微薄稿费度日也绝不接受施舍。这份傲然独立、不依附于任何势力的品格，正如同家乡那座孤峰兀立的独秀山，成为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安徽安庆独秀山公园、安徽安庆陈独秀墓）

1903年，清末“庚子新政”时期的武昌是新式教育的中心。14岁的黄冈少年李仲揆只身前往报考武昌高等小学堂。填写报名表时，心情紧张的他误将年龄“十四”填入了姓名栏。

面对无法更换的表格，少年灵机一动：将“十”字添笔改为“李”姓。看着“李四”二字略显俚俗，他抬头望见大堂悬挂的“光被四表”匾额，便顺势添一“光”字，寓意“光明四方”。于是，“李四光”这个因巧合与急智而生的名字就此诞生。

阴差阳错间，李仲揆变成了李四光。 谁曾想，这个在考场上临机应变取的名字，竟伴随他一路成长，最终成为享誉中外的“中国地质之父”。一次笔误，一块匾额，共同写就了中国科学史上一个传奇的起点。

抗战时期，许多中国人通过改名表达救国决心与民族气节，名字成为特殊的抗战宣言。

薛岳将军原名薛仰岳，其父取“仰慕岳飞”之意，寄望其精忠报国。抗战全面爆发之际，他毅然去“仰”字，单名“岳”，誓不做仰慕者，而为当代岳飞。

作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他创“天炉战法”指挥四次长沙会战，歼敌十余万，是抗战中歼敌数量最多的中国将领，被誉为“抗战第一将军”。日军闻其名而胆寒，称“撼山易，撼薛将军难”。

（1940年，时任国军第九战区司令兼湖南省主席薛岳住持兴建“南岳忠烈祠”。抗战阵亡将士总神位立于忠烈祠享堂内。）

戴安澜原名戴炳阳，1924年20岁时怀救国之心南下报考黄埔军校，因体弱未通过体检。他不甘气馁，先加入国民革命军任二等兵，刻苦训练强健体魄，更改名“安澜”，立誓力挽狂澜、拯救国家。

此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安澜”之名伴随他历经长城抗战、台儿庄战役、昆仑关大捷等诸多战役。1942年，他在远征缅甸战场壮烈牺牲，年仅38岁，用生命践行了名字中的使命担当。

戴安澜是首位获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1942年10月，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追授其懋绩勋章；同月，国民政府追赠他陆军中将。1956年9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彰显其不朽功绩。

（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在缅甸殉国后，灵柩经昆明转运至贵阳花溪暂厝。1946年其灵柩归葬安徽芜湖赭山，而花溪当地百姓经家属同意，以其衣冠筑冢纪念。）

彭德怀元帅原名彭得华，祖母取"得中华之福"之意。少年目睹民间疾苦后，他深感此名格局太小，1916年投军时改名"德怀"，取《论语》"君子怀德"之志，誓以德行关怀苍生。

此名成为他一生写照：平江起义、百团大战、朝鲜战争，始终以"德怀"自律。即便1959年因直言庐山会议获罪，他仍坚持："改名就是要对得起百姓！"然而"德怀"二字最终成为他的宿命。文革期间，他因坚持真理遭受残酷迫害，被批斗、囚禁多年。1974年11月29日，这位曾指挥百万大军的总司令在禁闭室含冤病逝，终年76岁，骨灰化名"王川"存放成都普通陵园。

（彭德怀故居：位于湖南省湘潭县乌石镇乌石村彭家围子）

“中国原子能之父”钱三强的改名故事，藏着一段趣味与深意交织的往事。少年时他就读于蔡元培等学者1917年创办的北京孔德学校（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与周丰一、李志中结为挚友。三人按龄排序，体弱的李志中被戏称为“大弱”，排行老三且体魄强健的钱秉穹，则获赠“三强”的绰号。

一次，李志中给因病缺课的钱秉穹写信时，沿用了“三强”的称呼，恰巧被其父钱玄同看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钱玄同当即看中“三强”的通俗与力量，赋予其“德、智、体三方面皆强”的新内涵，契合新文化精神。征得儿子同意后，钱秉穹正式改名“钱三强”。

钱玄同自身的改名经历，更折射出时代变迁中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他原名钱夏，字德潜，1906年留学日本时改字“夷罟”，以表反清决心；民国建立后，又取《道德经》“和其光，同其尘”之意，改名“玄同”，完成了从传统学者到新文化旗手的蜕变。

父子两代人的改名历程，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生动缩影。钱三强这个源于同学趣谈的名字，最终与“中国原子能之父”的称号紧密相连，成为跨越时代的命运巧合。

（新文化倡导者和实践者钱玄同）

作家可能是改名最多的群体，没有之一。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1918年，他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狂人日记》，这一笔名的诞生藏着双重意外：一是当时《新青年》编辑陈独秀催稿甚急，他来不及细想，便取母亲姓“鲁”（暗含对母亲的感念）；二是“迅”字本为笔名备选，因好友许寿裳提及“迅行”有“快速前行、唤醒国人”之意，恰合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开启民智”的时代浪潮，便临时定案。

这一意外敲定的笔名，不仅伴随他写下《阿Q正传》《呐喊》等经典，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符号——“鲁”姓扎根民间，“迅”字直指时代，暗合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以文救国”的集体诉求。

（周树人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原来是一家。”这句文革初期的口号，将三位文人强行捆绑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制造了重大文字冤案。三人因合办《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杂文针砭时弊，被污蔑“用文字反党”，遭到残酷迫害。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青年时因民主运动两度入狱，1937年赴晋察冀边区后改名。他长期执掌《人民日报》，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成为首批被批判对象，5月17日服毒自尽，终年54岁，是文革中首位殉难的文化界领袖。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著名明史专家，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求学时改单名“晗”（天将明），后因《海瑞罢官》遭蓄意批判。1968年被捕入狱，遭受非人折磨，1969年含冤离世，终年60岁，家属也相继被迫害致死。

廖沫沙（1907—1991）原名廖家权，30年代取“大浪淘沙”之意改名。解放后历任北京市委多项要职，1968年初入狱，历经八年单独囚禁，是三人中唯一幸存者。1979年平反，1991年以84岁高龄辞世，狱中诗作《余烬集》成为历史见证。1979年6月，中共中央为“三家村”冤案正式平反，恢复三人政治名誉。

莫言原名管谟业，“莫言”这一笔名源自父亲的叮嘱，意在劝诫他“少说话、多做事”，。20世纪70年代末，他投身文学创作，起初以“管谟业”投稿，屡屡碰壁。在战友的提议下，他尝试启用“莫言”为笔名投稿，作品竟顺利发表。

随着创作声誉日隆，笔名带来的小麻烦也随之而来：身份证登记的“管谟业”与稿费汇款单上的“莫言”不一致，导致他领取稿费时常受阻。为彻底解决这一困扰，他干脆将身份证上的姓名正式变更为“莫言”，成为伴随一生的正式身份标识。

（莫言于1981年5月发表在河北保定文学双月刊《莲池》上的书信体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是其首部公开发表的作品。）

在当今世界，证件早已将每个人牢牢绑定在社会网络之中。从出生证明到银行卡，姓名被一次次塞进各种硬性凭证里，牵一发而动全身——证件越多，改名自然越难。

然而，身份越是固化，化名反而越发活跃。在那些无需真名示人的角落——自媒体账号、游戏世界、虚拟社群——化名成了最自由的通行证。清晨与你交谈的“清风”，夜晚或许就已改叫“明月”。

改名之人，实为行者。他们不过是在系统密布的现实中，为自己开一扇可以呼吸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