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烟雨录

熊克明

金陵烟雨录

散文/熊克明

石头城上，

望天低吴楚，

眼空无物。

指点六朝形胜地，

惟有青山如壁。

蔽日旌旗，

连云樯橹，

白骨纷如雪。

一江南北，

消磨多少豪杰。

这首词句凝练，意象苍茫的《念奴娇·登石头城》（上阕）曲子词，是元代诗人萨都剌登临怀古的巅峰之作。诗人以苍凉雄浑的笔触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空间结构（天、吴楚、江山），又在此结构中填入了深沉的时间感喟（六朝、古今）。它就像一柄历史的解剖刀，冷峻而锋利地划开了“石头城”（金陵、南京）的肌肤，让人们看见时间深处最真实的血色与苍白。这种彻骨的悲凉，超越了朝代的更迭，直指命运的本质。

在沧桑悠远的历史长河中，长江之水裹挟着千年的涛声，浩浩荡荡奔涌向前。于巍巍钟山脚下，它蓦然拐了个弯，似一位慈祥而有力的母亲，将一座城池温柔地揽入怀中。这座城池，便是位列中国四大古都之一的“金陵”（今称南京）。它历经岁月的风霜雨雪，被历史的巨浪反复捶打，却始终如一位不屈的勇士，挺直脊梁，傲然屹立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

长江，自西南向东北方向蜿蜒流淌，如一条玉带般环绕金陵主城。在古代，它既是阻隔南北文化交流的天然屏障，也是抵御外敌入侵的雄伟天堑，同时框定了城市空间的西北边界，成为这座城市地理格局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时至今日，长江的角色已悄然转变，它不再是阻隔的象征，而是化身为穿城而过的壮丽景观轴，成为南京城市旅游与公共生活中熠熠生辉的璀璨舞台。它更升华为一个集地理空间与历史记忆于一身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古都的沧桑与辉煌，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与传奇。

据历史文献记载，约公元前1122年（商末周初），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为让位季历，南奔“荆蛮”（今长江下游），建立“勾吴政王朝”。他们通过“文身断发”融入当地，以德望吸引千余家部族归附，形成早期国家雏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亡商朝后，追封太伯后裔周章为吴国子爵，正式纳入西周分封体系‌。此时的“吴国”以江东地区（今南京至苏州一带）为中心，长江为北界。分封后，吴国虽与中原交流有限，但获得了政治合法性，成为西周时期东南方的重要诸侯‌。

客观地讲，“太伯奔吴”象征着一次成功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融合。它如同一颗来自中原的文明火种，落在了江南肥沃的土著文化土壤上，最终燃起了熊熊烈火，从而极大地加速了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和政治实体化进程，为后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最早的一块基石。

总而言之，从部落联盟到分封诸侯，西周吴国体现了从“荆蛮”到国家政体的演进‌。

据唐代学者许嵩编撰的《建康实录》记载，公元前472年（春秋末期），越王勾践为巩固吴国防线，在金陵淮水（今外秦淮河）入江口筑造军事城堡，史称“越城”或“范蠡城”。该城位于今南京中华门外长干里一带，具有控扼长江与淮河的战略地位。 ‌

越城的周长约942米，占地面积6万余平方米，虽规模较小，但标志着南京城市史的开端‌。顺便提及一下，近年南京考古工作者勘探发现，南京中华门外长干里“西街”地块存在多层叠压的遗址层，其中包括春秋时期的越城遗迹。这一发现可能将南京建城史前推至公元前529年（越国在南京的早期活动），但“越城”作为历史文献记载的首座城堡，仍以公元前472年为基准。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七年），楚国君主熊商（史称楚威王）在石头山（今南京清凉山）筑城置“金陵邑”。修筑金陵邑则标志着南京主城区政区建制的开端‌。这一事件源于楚威王大败越国后尽占吴故地，为控制长江要塞而设江东郡，并因“埋金镇王气”的传说得名“金陵”‌。金陵邑的建立不仅使南京首次获得“金陵”之名称，也奠定了其作为长江下游军事重镇的地位‌，更开启了南京作为“中华古都”的历史‌。

　　211年（东汉建安十六年），割据江东的东汉讨虏将军‌孙权将治所从京口（今镇江）迁至“秣陵”（今南京）。‌‌

212年（东汉建安十七年），孙权在金陵邑故址筑“石头城”作为军事要塞，改秣陵为“建业”，寓意“建立帝王之大业”。‌‌自此，石头城因“虎踞龙蟠”的险要地势延续了“六朝”（东吴、东晋、南朝宋国、南朝齐国、南朝梁国、南朝陈国）的军事价值‌。其实这座江边军事要塞一直使用到隋唐时期（581年至907年）。

229年（黄龙元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称帝建立吴国（史称孙吴或东吴），同年9月迁都建业，正式在此定都。‌‌国祚51年（229年至280年）。

孙权皇帝的这一决策不仅开创了南京作为都城的先河，也为后来的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等朝代定都南京奠定了政治基础。

317年（建武元年）4月16日，西晋皇室成员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王朝，自封晋王。翌年，晋王司马睿正式在建康称帝（史称晋元帝），改年号为“太兴”。国祚103年（（317年至420年）。

东晋王朝实行“门阀士族与皇权共治”的政策，使东晋的政治氛围相对宽松，促进了文化繁荣。士族阶层流行文学艺术（如陶渊明的田园诗、王羲之的书法）和科学技术（如葛洪的医学）。同时，江南地区因北方人口南迁得到大力开发，建康渐渐成为繁华商业中心‌。

420年（南朝宋元年）7月10日，东晋权臣刘裕逼迫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自立为帝，定国号为“宋”（又称南朝宋或刘宋），定都建康。标志着南朝第一个王朝的开始。‌国祚59年（420年至479年）。

刘裕建立“南朝宋”后，通过一系列改革加强了皇权，削弱了东晋时期士族门阀的权力，改变了士族与皇权共治的局面‌。他还通过“义熙土断”整顿户籍，抑制士族封锢山泽，废除苛捐杂税，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

南朝宋是南朝时期存在时间最久、疆域最大的政权，鼎盛时期疆域涵盖淮河以南及山东、河南部分地区‌。

479年5月26日（南朝宋昇明三年四月辛卯），南朝宋骠骑大将军萧道成肋迫宋顺帝刘准禅位。同年5月29日，萧道成正式称帝，定国号为“齐”（又称南朝齐或萧齐），建都建康 。标志着南朝第二个王朝的开始。‌国祚23年（479年至502年）。

“南朝齐”初期，朝廷推行轻徭薄赋、整顿吏治的政策，出现“永明之治”的短暂繁荣‌。但后期赋役繁重，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激化，门阀政治逐渐衰落‌。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南朝齐仅存23年即灭亡。

502年（南朝齐中兴二年）3月28日，南朝齐雍州刺史萧衍逼迫齐和帝萧宝融禅位，登基称帝，定国号为“梁”（又称南朝梁或萧梁），定都建康。标志着南朝第三个王朝的开始。国祚55年（502年至557年）。

“南朝梁”延续了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传统，权力被士族阶层垄断‌。梁武帝萧衍为平衡士族与寒门关系，一方面任用寒人典掌机要，另一方面又提高宗室诸王实权，导致政治逐渐腐败。后期引发“侯景之乱”（548至552年），叛军攻破建康城，梁武帝被活活饿死。此次叛乱对江南的经济与文化造成了严重破坏。

557年（南朝梁太平二年），南朝梁丞相陈霸先迫使梁敬帝萧方智禅位。同年10月10日陈霸先正式称帝，定国号为“陈”，改年号“永定”。定都建康。标志着南朝最后一个王朝的开始。国祚32年（557年至589年）。

“南朝陈”的国号是以君主的姓氏（陈）命名，成为历史上罕见的姓氏王朝。

南朝陈皇族及主要官员多出身寒门庶族，通过军功或才识进入权力核心，逐渐取代了东晋以来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这种变化导致政治权力向寒门倾斜，但士族残余势力仍与寒门存在矛盾，使南朝陈未能形成稳定的统治合力。再加上军事废弛和受疆域局限等原因，使其成为南朝最弱的政权‌，最终于589年（隋朝开皇九年、南朝陈祯明三年）被隋朝所灭。

　　937年（南吴天祚三年）10月，南吴权臣徐知诰（后改名李昪）受南吴皇帝杨溥禅让，正式称帝建立王朝，国号初为“齐”，亦称“徐齐”。‌‌定都“江宁”（今南京）。

939年（南唐昇元二年），徐知诰恢复“李”姓，取名“李昪”并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国祚38年（937年至975年）。

南唐自李昪开国起便推行"重文抑武"政策，通过削弱武将权力、重用文官来治理国家。这一国策在“五代十国”乱世中独树一帜，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文化繁荣。例如，南唐时期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并设立国子监等机构培养文人，形成"以文化治国"的独特模式。不过，这种偃武修文‌的策略虽给国家带来了文化繁荣，但也使军事能力逐渐衰弱，成为其覆灭的隐患。

975年（北宋开宝八年）11月27日，北宋10万大军围困南唐都城江宁，南唐末代君主、词人李煜奉表出城投降，南唐正式灭亡。‌‌

1368年（明朝洪武元年）1月23日（农历正月初四），红巾军将领朱元璋于“应天府”（今南京）登基称帝，正式建立明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并确立中央集权制度。‌‌国祚276年（1368年至1644年），其中在应天府定都53年（1368年至1421年）。

明朝的建立标志着元朝的终结和汉民族统一王朝的重建‌。

大明王朝统一中国后，采取废除丞相制度、设立内阁、锦衣卫和东厂，这些措施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并通过监察体系、地方分权及科举制度（如八股取士）巩固政权。‌‌但后期因宦官干政、党争与财政危机不断侵蚀统治根基，为僵化衰亡埋下了伏笔。

1644年（明朝崇祯十七年）4月25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中央政权覆灭。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5月15日，清军攻入明朝陪都应天府（南京），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被俘。“南明弘光王朝”灭亡。

1853年（清朝咸丰三年‌）3月19日，太平天国军攻克江宁（南京），经过几天筹备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下诏将江宁将改称“天京”并定为都城。这一事件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并与大清国朝廷形成对峙。‌‌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虽然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纲领性文件，主张“天下平均”，但未实际推行。后因天王洪秀全滥封官职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财政崩溃，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再加上太平天国高层内部争权夺利、战略失误、经济政策失败等原因，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最终于1864年（清朝同治三年）7月19日被清军攻灭。该政权在天京共维持11年（1853年3月至1864年7月）。

1912年（清朝宣统三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文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临时政府定都南京‌。同年4月，因议和而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施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迁北京，南京首次定都仅维持了3个月‌。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4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并正式定都南京。此次定都持续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往陪都重庆，后于1946年5月5日还都南京，直至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中华民国政府仓皇迁往台湾省台北‌市。中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历时22年。尽管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至1945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南京的法理首都地位未变，故此，总时长仍按22年计算‌（1927年4月18日至1949年4月23日）。

综上所述，南京自古为“帝王之都”，自“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在事实上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国都。中华民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它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封建王朝统治，标志着国家主权从“天子”转向全体民众，实现了从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的历史性转变‌。孙文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之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民主共和政体，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

以上，笔者依据相关历史文献，对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主要朝代进行了简要的梳理。由此可知，南京从公元前472年开始建城（即越城）至今，已有2496年的建城史和447年的建都史。从距今约‌60万年‌前汤山猿人头盖骨揭开人类文明的序幕，到六朝台城柳絮轻舞间透出的风雅韵致；从桨声灯影里流淌千年文脉的秦淮河，到巍峨屹立、世界保存最完好的明代古城墙等。南京可谓遍地遗珍，这座被历史深情眷顾的城池，无处不彰显着那磅礴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将浩瀚的历史积淀与无数的人事沧桑融为一炉，令人不禁沉醉于其风华，更悠远于对文明绵延的追思。苍天可鉴，南京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与西安、洛阳、北京并列），其历史地位之崇高与文化贡献之卓著，无可置疑，堪称实至名归。然而笔者想要述说的是，南京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古都，更是一座在战火中屡次涅槃却始终文脉绵延的城市。每一道伤痕都化作城墙砖石上更深沉的铭刻，它见证过最残酷的告别，也孕育着最温柔的希望。正如初春的梅花，总在寒霜后绽放。

亘古通今，长江水冲刷过多少兴衰，而南京的脉搏始终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跳动。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据英国著名汉学家魏根深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统计，截止到公元1600年（即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十次以上战斗的地方大多是国都与战略性重镇，其中南京以“一百零六”次排在第一，遥遥领先于第二的洛阳（七十次）和第三的西安（五十二次）。

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心怵目的数字：一百零六次。它并非清点珠宝的雅兴，亦非月下数花瓣的闲情，而是在一片被称作"故都"的土地上，反复丈量着层层叠叠的刀剑创痕，一遍又一遍，直至累积成这个触目惊心的数据。

笔者在想，素以治学严谨著称的英国汉学家魏根深先生， 是如何从泛黄卷帙飘散的尘埃里，以及残断简帛深深的裂痕中，用他那冷静又近乎残忍的笔触，将那弥漫了千百年的烽烟与呐喊，浓缩成一个确凿的、可供比较的数据。于是，南京，这个被无数诗人墨客咏叹过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却以最深重的伤痕，寂然立于历史长卷的扉页。这不是金榜题名的喧嚣，而是山河破碎时，一粒粒尘埃落定的、属于历史的宿命重量。笔者以为，这百余次的血色征伐，绝非史册中轻描淡写的几行墨迹。而是，每一次，都是撕裂山河的创痛，都是浸透青史的悲鸣。此刻，笔者仿佛窥见，在金陵茫茫的烟雨中，台城倾颓的断壁间，饿殍如枯木般横陈，龙袍沾满泥泞，帝王在末路中攥紧半块残玉；玛瑙岗的荒草中，碧血凝作寒霜，忠魂的泣诉随朔风回荡，惊起寒鸦数点。南津桥畔的野花岁岁绽放，那殷红似火的花瓣，可是忠魂浇灌出的不灭记忆？秦淮河的浊浪奔涌不息，将沉戟锈蚀成了泥沙，却洗不尽河底那层叠的哀嚎。

唐代诗人李太白曾在此驻足，看凤凰台前云烟聚散，叹"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他凭吊的，岂止是六朝金粉的凋零？更是这座古城在烈火中涅槃、在血泪里重生的永恒轮回。每一块残砖都在诉说：历史从不是温柔的诗篇，而是以千万具骸骨为砖、以千万滴血泪为灰，筑就的巍峨丰碑。

“故国几年犹战斗，异乡终日见旌旗。”据史籍记载，在公元1600年之后，南京至少又经历了六次大规模的攻防战。这六次攻防战分别是“清灭弘光之战‌”（1644年）、“郑成功长江之役”（1658年）、“天京保卫战”（1862至1864年）、‌“辛亥革命南京之战”（1911年）、“首都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和“渡江战役”（1949年4月）。

回首畴昔，南京在每一次攻防之战中都曾面临近乎覆灭的绝境。然而，令人震撼的是，这座城市从未像某些古都名城那样就此沉沦，而是总能在焦土与废墟之上，以不可阻挡之势重新崛起，浴火重生。‌无需讳言，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像南京这样，一次次死而复生。可以说，南京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王朝更迭和民族抗争的缩影。以下笔者依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对这六次“攻防之战”作简要回顾：

第一次，1644年（明朝崇祯十七年）4月，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北京煤山自缢身亡后，福王朱由崧便在南京监国称帝，建立南明弘光王朝。但该朝廷内部存在严重矛盾，马士英等权贵与史可法等主战派长期争斗，导致抗清部署混乱，江淮防线空虚‌。

1645年（清朝顺治二年、明朝弘光元年）4月，清军突破长江防线，史可法在扬州抵抗失败后殉国。同年5月，清军攻入南京，朱由崧被俘并遇害，南明弘光王朝覆灭。 ‌

第二次，1658年（清朝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清军主力集中于西南围攻由桂王朱由榔建立的南明永历王朝，此时，南明永历王朝招讨大将军‌、抗清名将郑成功认为清军主力集中于西南，决定率主力北上长江，意图攻取南京。

1659年（清朝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6月，郑成功率领南明水军主力攻占镇江，围困南京。但因其恃勇轻敌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 至同年7月“长江之役”惨败，郑成功发动的北伐宣告彻底失败。此次战役虽因天灾和战术失误未达目的，但展现了郑成功海上作战的能力，为其后续顺利收复台湾积累了水上作战的经验。

　　第三次，1853年（清朝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元年‌）3月19日，太平天国军攻江宁（南京）定都于此并将江宁改称“天京”。

1856年（清朝咸丰六年‌）9月2日发生“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将领杨秀清（东王）及其部属约两万余人被杀，导致太平天国政权分裂。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期间，对南京城市建设和文化遗存造成了多方面的破坏。如大规模强制拆毀民宅兴建王府宫殿，推行极端文化政策，系统性焚毀文化经典古籍等。

1864年（清朝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十一年）7月‌，清军攻入南京城内，太平天国军在城破陷入绝境之时，纵火屠城，大火持续了数日，南京城几乎化为废墟。

第四次，1911年（清朝宣统三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史称辛亥首义或‌武汉首义），旨在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华民国的成立创造条件‌。随即江苏、浙江等省也宣布脱离清王朝独立，但此时南京仍被清军重兵控制，清军江南提督张勋率约2万兵力驻防南京城内外各个要塞。同年11月8日，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部进攻南京失败。于是其率部退至镇江组建江浙联军（浙江军3000人、江苏军3000人、淞江巡防营600人等），总兵力约3.5万人。同年11月24日，江浙联军先后攻克乌龙山、幕府山炮台，控制长江南岸制高点，切断清军补给线。 ‌清军被迫收缩至城内，依托明城墙构建防御体系。同年12月1日江浙联军分兵三路突袭紫金山天保城防线，夺取幕府山，突破雨花台防线。次日清晨，清军残余部队在南京下关仪凤门投降，江浙联军入城，南京光复。

此次“南京之战”虽然江浙联军伤亡惨重（阵亡13000人，伤3000余人），但此役成为辛亥革命在东南地区的转折点，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孙文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京即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都‌，为近代化复兴奠定了基础。

第五次，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2月初，侵华日军集结了20余万兵力分兵三路进攻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中国守军11万人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困境中，与穷凶极恶的日军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 9 天血战，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他们的热血与忠诚。最终南京于12月13日陷落敌手。日军攻占这座千年古都后，城内顿时陷入炼狱般的浩劫。在长达六周的残暴行径中，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屠戮手无寸铁的平民与放下武器的战俘，古城沦为血腥屠场。彼时，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在这场由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案中，遇难者超过35万人，其中集体屠杀19万余人，零散屠杀逾15万余人。暴行包括大规模强奸（约2万起）、纵火焚烧（城内三分之一房屋被毁）及掠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1948年）。

第六次，1949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国民政府军依托长江防线部署约70万兵力，企图“划江而治”‌。同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调集了约100万兵力，征集木帆船9400余艘，从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千帆齐发一举突破长江防线，于4月23日解放南京。随后解放军分兵追击，5月27日解放上海，6月2日占领崇明岛，渡江战役宣告结束‌。此役不仅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节点。

以上所例举的六次攻防战役，宛如璀璨星辰般镶嵌于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它们以独特而耀眼的光芒，深刻映照出南京那独一无二的特质。这些翔实的史实充分证明，南京，绝非仅是一座静默无声、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城池，它更是中华民族在历经沧桑巨变、风云变幻的漫长岁月中，始终保持着蓬勃生命力与顽强韧性的鲜活例证。在岁月的流转中，它始终以不屈的姿态，彰显着中华文明的不朽与坚韧。它的每一次毁灭与重生，都不仅仅是砖瓦的重建，更是文明的延续和复兴。其它古都可能因政治中心的转移而衰落，但南京，无论是否为首都，其作为江南文化、经济和精神堡垒的地位从未真正动摇。它就像长江一样，虽有曲折回环，但奔流到海的力量从未停歇。

　　不言而喻，南京‌这种历经劫难而“死而复生”的特质，本质上源于其兼具地理枢纽与政治符号的双重价值。正是这种价值，使得它在每一次毁灭后都能被迅速重建，从而形成了一种毁灭与重生交替的城市生命循环。

毫无疑问，南京以其磐石般的坚韧与春草般的顽强，在中国城市的历史长卷中，挥洒出了一道独树一帜、不可复制的生命色彩。

笔者仅从以下九个层面浅析南京这种“死而复生”的非凡韧性：

一、无可替代的地理区位：古人认为南京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帝王之气。从现代地理看，它处于长江下游的枢纽位置，背靠富庶的江南腹地，面朝广阔的江淮平原，水陆交通便捷。这种战略要冲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决定了任何政权要想控制南方，都必须重视并重建南京。

二、长江生命线：长江是中国的黄金水道，南京是其中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对比西安、洛阳等北方古都，南京的特殊性在于它既不像西安那样依赖关中平原的单一经济区，也不似洛阳受困于洛河之水患。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赋予了南京更持久的流动性，即便南京在战火中化为废墟，其控扼长江中下游的战略价值始终存在，这种"凤凰涅槃"的特质，或许正是中华文明延续性的微观写照。

三、南北文化的熔炉：在中国历史上几次北方战乱、中原文明面临危机时（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大量的北方士族、精英和布衣百姓南迁，南京往往是他们最重要的落脚点和复兴华夏文明的基地。它一次次地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火种，并在新的土壤上将其发扬光大。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历史角色，使南京文化既饱含着北方的雄浑豪迈之气，又蕴含着南方的婉约柔美之韵，这种包容性使得它能不断吸收外来冲击，并将其转化为自身复兴的养分。

四、六朝风华与隋唐平抑：作为“六朝古都”，南京首次奠定了南方文明中心的地位。隋朝灭亡“南朝陈”后，南京曾被刻意贬抑，但到了唐代因其经济文化地位，再度成为江南地区的中心。

五、南唐的短暂辉煌与宋代的延续：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在此建都，文化极度繁荣。宋朝、元朝时期，南京始终是东南地区的经济重镇。

六、明朝的巅峰与伤痛：明太祖朱元璋在此开创大明王朝，南京首次成为全国性统一王朝的首都，达到鼎盛。“靖难之变”后，虽然政治中心北移，但南京作为留都，依然保持着极高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七、太平天国的悲歌与洋务复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天京）后，与清军展开惨烈的拉锯战，使南京主城遭到毁灭性破坏。但太平天国灭亡后，时任大清国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此启动重建，由此南京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基地，开启了近代化进程。

八、民国的荣光与抗日战争的炼狱：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后，迎来了城市建设的"黄金十年"（1927年至1937年）。虽然，1937年由日寇制造的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使这座城市遭受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但值得铭记的是，中国军队虽败犹荣的"南京保卫战"有效迟滞了日寇的进攻步伐，为全国抗战的战略调整争取了宝贵时间。

九、新中国的重生：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硝烟散尽之后，南京再次从满目疮痍的废墟中崛起。它不仅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重建与复苏，更逐步转型腾飞，成长为当今中国东部地区举足轻重的科教高地、文化名城与经济重镇。

　　往昔，南京的气质常常被形容为“悲情”的，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苦难记忆。然而，这种“悲情”的本质，并非软弱和沉沦，而是一种深刻理解苦难后的坚韧与豁达。它就像紫金山上的松柏，经历过风雨却依然挺拔；亦如秦淮河的水，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却依然流淌不息。

君不见，从六朝文学，到明代《永乐大典》的编纂，再到民国时期的"首都文化圈"；从历代难以断绝的士大夫阶层和知识精英的传承脉络，再到今日之“世界文学之都”。南京始终以“天下文枢”的文化自信延续文脉，书香千年未断 。

君不见，南京城今日满目葱笼的英国梧桐（学名二球悬铃木），正是民国时期大规模栽种之遗存，历经战火而顽强存活至今。它们舒展的树冠宛如绿色的苍穹，在空间维度上串联起中山大道的民国建筑群与新城的天际线，以垂直生长的城市肌理，将南京的历史断层悄然缝合，成为独特的地理坐标。

雄师过处沧桑定，古都腾飞向九霄。自1949年4月浴火重生以来，南京已走过76载和平岁月。这座曾以六朝金粉为骨、以血火淬炼为魂的千年古城，已在时光长河的沉淀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历史的创伤早已抚平，而和平发展的浪潮更推动它实现了惊人的跨越，宛如一只涅槃重生的凤凰，在新时代的天空下展翅翱翔。

截至2025年初，南京已跃升为一座人口突破960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其蓮勃发展的态势不仅彰显着城市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更以创新驱动为引擎、文化底蕴为根基，坚定不移地朝着“创新名城、美丽古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行。

在南京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饱含深情的赞美之词：“一入秋，南京就美成了金陵。”为何会有这般动人的说法？只因秋天的南京，落叶翩跹，如诗如画，古老的建筑在金黄与丹红的映衬下更显沧桑韵味，仿佛每一片落叶都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不禁沉醉于对历史的追忆之中。而“金陵”一词，本身就蕴含着古典、雅致与诗意之美，用它来形容秋日的南京，恰如其分地让人联想到它作为六朝古都时的辉煌与风雅。

“千山未染枫林色，万木犹摇翠浪流。”与往年不同，今年（农历乙巳年）金陵的秋天姗姗来迟，但入秋后仅短短数日便迅速进入深秋。转眼间，中山大道上的梧桐叶纷纷飘落，簌簌地铺满道路两侧。那叶子不是枯黄，是灿烂的金色，在秋日澄澈的阳光下，像温暖的火焰，又像凝固的夕光，踩上去，声音是脆的，带着一种空旷的回响，仿佛能听见整座古城历史的叹息与低语。空气里浮动着桂花的甜香，丝丝缕缕，不浓烈，却无处不在，与明城墙砖缝里的苔藓气息、长街短巷里糖炒栗子的香味交织在一起，酿成一种唯有金陵才有的清冷又馥郁的芬芳。

许多年来，笔者一直固执地沉醉于这样的认知里，金陵的秋，犹如一首镌刻于时光长卷中的绝美鎏金诗篇，其绝美之处，在于将千载历史的厚重，化作层林尽染的斑斓光影；把六朝烟雨的悲欢离合，沉淀为脚下簌簌作响的梧桐叶与鼻尖萦绕的丹桂清香。它无需言语，却让每一个驻足的行人，在俯仰之间，于光影流转处，读懂时光的褶皱里那份静默而磅礴的力量。正因如此，笔者对金陵的秋，始终怀着一份近乎执着的迷恋与敬畏。迷恋它绚烂至极，却懂得收敛；敬畏它走向静寂，却无比从容。故而，每值金陵之秋，笔者总爱循着岁月的脉络，踏上那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明城墙，于斑驳的青砖古瓦间，与往昔的旧梦悄然邂逅。

　　时值乙巳年深秋，晨光熹微，笔者怀揣对历史的敬畏与对古韵的向往，从“玄武门”（今玄武湖公园正门）拾级登上“明城墙”，指尖轻轻抚过冰冷斑驳的城砖，在砖缝苔痕间与六朝的烟水气息不期而遇。然后，沿着宽阔的城头马道徐行至视野无垠的“台城段”，在此静立片刻，极目远眺，感受历史的纵深与自然的壮阔。晨曦中的玄武湖波光粼粼，闪耀着今日的生机，湖面清波中倒映着千年金陵的旧影，仿佛能窥见六朝浮华的王朝。那些辉煌如昙花一现的盛世，最终在刀光剑影中碎作历史的尘埃。远处的江涛，正载着昨夜的星辉与今日的航船，浩浩东去。城下湖畔的柳影，依旧是诗人韦庄诗中的烟笼十里。古往今来，这座城，总是以它千年不变的姿态，迎接着每一个崭新的春秋。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一条活着的、深沉的长河，收纳了所有支流的苦痛与欢欣，然后，沉默而确信地，流向它命定的远方。

笔者依靠着城垛，小憩一会，微风轻拂，夹杂着从钦天山上飘过来的草木清香，丝丝缕缕地钻进笔者的鼻息，好不惬意。不经意间一瞥，竟见一株新芽从城墙垛口的石缝中倔强探出，正贪婪吮吸着晶莹雨露；野蔷薇的藤蔓，如历史的守望者，悄然缠绕着被岁月剥蚀得千疮百孔的城墙，在砖石那深邃的裂缝间绽开细碎摇曳的花影，仿佛在无声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此情此景，让笔者不禁思绪万千……原来，在历史最深的褶皱里，总蛰伏着最顽强的生机。正如眼前这片玄武湖底的淤泥，在千年沉积中始终孕育着新的玉笋。我们其实不必刻意擦拭记忆的铜镜，任它自然地映照出过往的裂痕与今日的微光。当紫金山巅的云霞再次染红天际，那便是时间写给金陵最好的尺素，字字句句写着：毁灭的尽头，永远是更丰饶的重生。

2025年11月30日拙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