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最后的士兵，默默守卫祖国边疆4年，被发现后让人肃然起敬！

赵老师

国民党最后的士兵，默默守卫祖国边疆4年，被发现后让人肃然起敬！

好玩的国学

2025-11-26 22:34 广东

1950年2月25日，乌鲁木齐军区作战值班室收到一份来自和田专区的紧急口信。送信人是一名赶着牦牛下山的柯尔克孜族牧民，他坚称在喀喇昆仑北麓的深山里，“还住着一队穿黄呢军装的汉族兵哥”，立着枪，和他打招呼要换盐。军区参谋们面面相觑：国民党主力已在去年底全线弃疆东撤，怎么会还有驻军没走？

这条消息引起了注意。边区形势刚刚稳住，不容留死角。3月初，第十五团接令，从和田出发，沿克里雅河北上，目标——海拔三千八百多米的赛图拉。领队的连长李松年心里有些嘀咕：“要真有人，得赶紧接防；要没人，也得踏勘地形。”

出发那天凌晨，温度已跌破零下二十五度。连队排成一路纵队，骡马驮着干粮、煤油和无线电，官兵们在风雪里像一串黑点缓缓移动。熟悉高原气候的人都知道，海拔每升高三百米，气温就要下降两三度。不到半天工夫，不少战士出现剧烈头痛和呕吐，步子也开始打晃。带队军医随行，只能不停让大伙喝糖盐水、嚼口干粮缓解高反。

离开公路后，行军全靠马蹄与人脚。前方是一片光秃的石滩，再往上是嶙峋岩壁。偶尔能见山鹰盘旋，一声凄厉的嘶鸣在稀薄空气里被风卷走，仿佛来自远古。有人怯声问：“真有人能在这种地方待四年？”没人回答，因为谁也拿不准。

赛图拉其实并非无名之地。从唐代开通的丝绸之路南道到元明时的驿站，古人一代又一代在这里踏出驼铃与马蹄。真正让它进入现代军事地图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西征钉子户”左宗棠。1877年，收复喀什噶尔后，他审视地图，发现这座伸向帕米尔高原的山口正好扼守中印交通要冲，当即在此砌下数座石屋与哨楼，留下百名湘军子弟看山。自此，赛图拉成为西陲的第一道肉身屏障。

清廷灰飞烟灭后，北洋政府无力顾及，唯留几名老兵守着锈蚀大炮。1928年，国民政府接手西北防务，派二百多名骑兵增防，并在院内立起了一排排“边防局”木牌。可好景不长，《抗战胜利受降令》以后，国府财力人力急剧消耗，边远哨所的补给周期被一拖再拖，只余一年一运，还是“耗子搬家”式的补粮。

然而，正是在这最低配的物质条件下，赛图拉的警戒却从不曾松懈。雪山一封，半年与世隔绝；风暴一卷，屋瓦瞬间掀飞。士兵们靠晒干牛粪取暖，靠雪水煮碎糙米度日。高山缺氧，伤寒、冻疮、雪盲更是家常便饭。守到第三个月，新来的小陕西就倒在了哨所围墙旁，身上裹着半条毯子，连同心爱的竹笛一起埋进了冻得如石的黄土。

1946年，最后一批驻守者——九十七名国民党边防队员骑着二十多峰骆驼再次爬上赛图拉，接过了防区。他们的军官是湖北人，姓黄，三十五岁，旧军校出身。临行前，黄队长在和田给妻子寄去一封信写道：“待换防之时，必与汝团圆。”可谁也想不到，这一等待，就是漫长的四年。

1947年起，内战愈演愈烈。新疆补给线因战事绷得愈发脆弱，汽车过不了昆仑，驼店又被战乱拆散。赛图拉的仓库眼见着日渐空了，电话线被雪崩掩埋，手摇收音机在第四个月也失灵。黄队长干脆把剩余电池拆下藏好，留着危急时点灯。

士兵们的日子就此进入死寂：每十天分一次粮，盐粒要数着吃，煤油灯一晚只敢点半小时，自己做的皮靴破了就用铜丝捆。打猎反倒成了训练内容：野驴、岩羊、雪鸡，能追就追，能捡就捡。然而，缺氧掏空了肺，也吞噬着免疫力。1948年的冬天，十二人染上肺水肿，一夜之间三个凍毙。同袍们刨开冻土，把遗体坐放坑中，再用石碴封顶。土包越堆越多，院墙外竟像多了座小丘。

“什么时候才能交防回家？”这是大家最常问黄队长的话。黄队长每次只是抿嘴摇头：“等上面的信。”后来，他自己也沉默了，大雪覆盖了他最后的日记，页码停在“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初二，天晴”。

1949年10月1日，北京城礼炮声震天。然而距此三千多公里的赛图拉依然孤悬雪海。再过五个月，李松年率领的加强连才摸到这片白茫。就在3月18日拂晓，山风几乎吹走了人的思维，忽有木门嘎吱一响。几个消瘦身影探出头，皮帽下是开裂的嘴唇与蒙尘的眸子。“弟兄们，可算来了，你们也上来替班？”为首的中年男子嗓音嘶哑，先是一句略带武汉口音的诘问。

解放军愣住，随即答道：“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团，奉命接防。”那人愣了三秒，用冻得发青的手摸摸自己残破的臂章，自嘲般笑笑：“军装又改了，新政府也改了吧？”话音落下，他竟站直身子向对面敬了个军礼。

简短的对话占用了不到一分钟，却揭开了这段尘封四年的守望。经核查，这里剩余四十七名官兵，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最小的仅二十一岁。其余人已非战斗减员：战斗，一次未打；疾病、饥寒与高反，却带走了半数生命。

整整三天，我军与这批老兵逐一点名、登记、治疗，发下新棉衣和酥油茶。卫生员替他们把脚上的浑厚茧皮割掉，留下了满手的血泡。有人头一次穿上干净棉袜，一下子哽咽出声。“想不明白，国民政府咋就把咱忘了？”这是他们最难释怀的疑问。

解放军方面给出了选择：愿留下的，编为民兵，继续守边；想回家的，立即安排驮队护送出山，并发路费。最后，二十四名青壮选择留下，余下的托付同伴带话，踏上返乡路。临别前，他们将岗楼钥匙、小号、信号枪郑重交到李松年手里，嘱咐：“兄弟，替我们看好这片雪山。”

交接完毕，李松年带人勘察周围。距旧哨所百米的乱石坡上，三十座土冢排列不整，却无声诉说四年的艰难。解放军在每一堆石块前铲平一块地，插上木桩，写下“边防烈士沉睡处”几个歪斜的大字。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兵士们摘帽曲腰，静默三分钟。

说起赛图拉的险峻，最沉重的佐证并非数据，而是代价。从左宗棠的湘军，到清末老兵，再到国民政府边防队，最后由人民解放军接续，累累坟冢连成一条悲壮的时间隧道。每一次政权演替，都会有人问：这些墓主人是谁？大多无名，连石碑都只刻着籍贯和年代，却见证了一个国家对西陲的执念。

有意思的是，赛图拉的存在，竟也让英属印度的山地部队偃旗息鼓。十九世纪末，英军在克什米尔设防，屡次勘探昆仑诸条小道，无奈高寒缺氧折损严重，始终不敢越界深入。英军报告中提及“中方在赛图拉、班公湖一线之守备严密，士卒耐寒如石”。而这“士卒”，那时多是换了又换的湘军老兵，给外人留下“天堑难逾”的深刻印象。

时间快进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巴公路选线时，地质工程师们在旧哨所附近发现一段被冰川碾压的青灰色墙体，仔细检验，正是清末所建的砖木结构。“若当年没它拦着，谁知道西疆会不会是一片不同颜色的国土？”有人感慨。

赛图拉的使命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未终结，而是升级。1951年，西部边防党委勘察后，将主驻点东移三十公里，并在五千三百八十米处上马新的神仙湾哨所。那里昼夜温差可达三十五度，风力常年七八级，紫外线足以灼伤裸露皮肤。战士们戏言：“出门三分钟，脸黑一季。”可就是这群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青年，还要负重巡逻数百公里的巡线。

补给还是难题。一吨煤从喀什运到神仙湾，瓢泼大雪中要用牦牛背，上下七八条冰崖。缺菜，就在高寒室里种小白菜；缺氧，就咬紧牙关慢慢走；夜里氧气稀薄，轮班的人互相推一下，防止同伴睡过去就再也没醒。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通信手段后来升级为短波电台，这里依旧保留了古老的“探火台”制度：每当发现异常烟火或陌生足迹，战士就在山头点起三堆马粪烟；不管几十公里外的主站能否捕捉到电波，肉眼仍能辨识烟柱。技术与传统，在此奇妙结合。

赛图拉的风雪中，种下的还有一种无需言说的共同记忆。清军、国军、解放军在此更迭，却有一道铁律——谁来，都得把界碑擦亮，把路基踏实，把烈士墓上的石头重新垒好。每一茬守备结束，官兵临走前总要列队绕行一圈，叮嘱新兵：“记好脚下的石头，不准少一块。”

关于那名被风干成木乃伊的青年军官，后来确定他叫张明炜，安徽桐城人，1948年病殁。档案中只有几行字：“忠勤，无后。”1960年秋，一位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老人给新疆军区写信，称张上尉是自己的胞兄。部队立即派人赴安徽，带上山土一捧、松枝一束，交给这位老人。白发苍苍的弟弟在家祠里点上一炷香：“兄长放心，山河已固。”

赛图拉故事被写进史志，也被写进官兵的口耳相传。可仍有许多名字留在风里，当年的南疆军政长官公署档案战火中焚毁，谁也无法完整还原那九十七人的生死簿。只知道，若不是那批青年在最艰难的年代点亮微弱的灯火，山口或许早已被人趁虚而入。

试想一下，四年的孤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看不见国旗更替，也收不到家书讯息；意味着每一场雪崩都可能是终点，每一次巡山都像走向未知。可他们还是把枪口对着山外，用最质朴的方式捍卫着心中那句老话——“誓死守边”。这份执拗，跨越了党派，更高于生死。

随着时间深入，新中国在新疆铺就的柏油公路伸向高原腹地，运输机开辟空投点，电台逐步覆盖边防一线，赛图拉的孤绝感被现代通讯冲淡。但不容忽视的是，这里仍旧海拔高、气候烈，士兵平均服役两年要换至低海拔休整，否则心肺难以负荷。近年来，医疗防护装备有所改进，供氧帐篷、短波热敷仪等陆续配发，可指战员“脸黑唇裂”的特征依旧难改。

今天的神仙湾营区里，仍保留着一本厚厚的《山口簿》。每名新到岗战士，都要在上面写下“到站”“离站”两行字。翻开第一页，最早的字体是楷书，写着“光绪三年十月到任”。再往后，民国时期的钢笔字、铅笔字、毛笔字依次出现；1946年那一页由于长期受潮，墨痕已模糊，却还能辨认出“黄××率队九十七人进驻”几个字。

档案员统计，半个多世纪里，在这条边防线牺牲及病故的军人超过两百名。他们分属三代政权，却共守同一条山岭。对外人而言，这是奇特的历史重叠；对军人而言，那是一份不容间断的责任传递。

当年的黄队长后来在哪里？1952年，他被地方政府安排在和田种棉花。去世前，他给曾经的战友寄出一封信：“赛图拉的风，我再也不想闻；但那墙头的残旗，每晚都在梦里飘。”信落在李松年手中，他默默叠好，与那些尘封的口令、旧手绘地图一起收入档案室。

如果说赛图拉是边关军魂的低音，那些掏心守边的小人物便是最铿锵的节拍器，让历史不断提醒后来人：一块石碑，一段边界，不是地图上的线，而是无数生命的投影。

东移新哨后，旧址被保留下来。严冬时节，冰壁上常出现一朵朵冰花，像极了战士呼出的白气，也像是戍边魂灵的回声。偶有科考队经过，被那座六角哨楼吸引，总要绕行敬礼。当地牧民说，那是“守山的汉子在眺望”。

事实上，赛图拉的故事并非孤例。墨尔根、黑河、东兴，这样的名字在中国版图边缘密密麻麻；无数岗位曾经同样因为政权更迭而出现士兵“被忘记”的悲情。然而他们身上的共同特质，却汇成一句古老而又简短的话——家国边防，寸土必守。

由此再看那批最后的国民党士兵，他们的遗像如今被摆放在新疆军区军史馆一隅。身影瘦削，笑得拘谨，眼角尽是高原裂纹。参观者或许很难想象，这些面孔曾在零下四十度的风雪里瑟缩地抱着步枪，坚持了整整一千五百个昼夜。对他们来说，军人身份高于党派颜色，誓言比命更重。

1950年换防完成后的半个世纪里，边防条例修订过数次，对高海拔哨所有明文规定——“原则上每年一次轮换”，与当年的国民党做法相似，却有天壤之别：今天的后勤补给、航空医疗、心理疏导体系都已完备，但技术升级无法取代人，望远镜后仍需要一双人眼，界碑旁仍需要一个挺胸的身影。

20世纪90年代，赛图拉附近开通卫星电话。老兵返乡探亲，有人特意绕路带上家人远眺喀喇昆仑。山口依旧雪白，他们却发现自己已走不动那条路——年轻时日行百里的双腿，如今一百米也要歇气。可当夜幕下火红的警戒灯再次亮起，他们知道，有新的战士在替自己值班。

不是所有的坚守都能写进史册。那九十七名被“遗忘”的守边人直到二十一世纪才被全面核准身份，地方政府为他们修建纪念碑时，只能在碑文上刻一句简单悼词：“某部官兵，职掌守边，殁于公元一九四六—一九五零年间。”木讷却厚重，与他们的命运一样，沉默却担当。

研究近现代军事史的学者往往把赛图拉称作“时空悬崖”。三代军服先后飘扬，一块营地见证三个时代交接，却只有同一种使命从未改变——让国门的夜色里永远有人值勤。

延伸：雪岭哨声中的人性与信念

在阅读赛图拉故事时，一个尖锐的问题总会浮现：是怎样的心理力量，让那些国民党士兵在被彻底遗忘后仍坚持站岗？档案残卷透露出的细节，给出了部分答案。驻守第四年的冬天，哨所里仅剩五十余人，军医、报务员都先后病倒，取而代之的是“轮值兼岗”，一人既当警戒又做炊事。日记里留下一行字：“怕什么？岗哨在，国土在。”这句话也许是一种自我催眠，却在客观上继续捍卫了边境安全。 军队建设研究者认为，这种“命令高悬但后方已断”的极端处境，会将个人意志推向极限。如果军心散了，可能就是兵变、逃亡甚至投靠异国；若信念稳固，则会出现惊人的自律与牺牲精神。赛图拉显然是后者的典型。 把视线放宽，从1948年到1950年，新疆帕米尔方向至少还存在喀克图、红其拉甫、日土等十余处国民党遗留据点，但大多在物资枯竭后自行撤离或者投向地方势力，唯独赛图拉坚守最久。究其原因，一是地形天险，缺乏退路；二是驻军番号成分复杂，官兵多为边区本地招募，对外界政局变动反应迟钝；第三，也最关键——黄队长以身作则。他在信中写过，“守边等于守家，哪怕只剩我一人，也不能让人踩过这块地。”这种近乎执拗的军人荣誉感，在海拔三千八百米被放大到极致。 1950年3月，解放军连队为避免误会，提前拆下臂章，背着步枪徒步逼近时，大家担心遭误击。幸而那面褪色的“青天白日”旗帜已被风雪扯成布条，对方也弹药不足，无心动武。若黄队长真下令顽抗，以当时双方火力对比，结果只会更惨烈。幸运的是，职责被同样是中国人的另一支军队接过，悲剧没有扩大。 赛图拉事件后来在军内总结为“极端孤立条件下的指挥链断裂教训”，促使新中国对全疆哨所重新绘图、重建通信。

1951年开始，单兵电台、牦牛运输处所、氧气瓶成为必配保障。1954年，部队试点使用苏式轻型雪地车，提高换防速度。再往后，民航伊尔-14短跑道成功降落在海拔近四千米的改则简易机场，翻山换防从三周缩至一天。 从人性角度看，赛图拉也提醒后人：军人首先是人，需要被看见、被支援。物资补给、信息传递、伤病救治一环缺席，都会令最顽强的精神失衡。新中国边防建设在吸取前朝教训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战略后勤观。这并非口号，隔年就体现在一批又一批架桥筑路、平整机坪的工程兵身上。 如今的赛图拉旧址，石墙仍在，只是多了层玻璃罩保护，墙根摆满冰冻牦牛骨当作史迹。游人至此，最直观的感受不是“苍凉”，而是“安静”——那种仿佛时间搁浅的安静。若有人在废墟中央朗声询问：“还有人吗？”山谷会把回声拖得很远，和七十多年前那句“换军装了？”在空气里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