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第一瓷碗

文欢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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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自拍

在醴陵陶瓷博物馆的展柜里，静立着一只五代青瓷碗。它高5.5厘米，口径17厘米，底径6.5厘米。碗身一部分覆盖着淡黄色的青釉，光泽温润；一部分则裸露着灰白色的胎骨，质朴无华。在窑中出土的文物中，唯它，穿越了一千一百年时光，依然完美无缺。它在醴陵的文明编年史中，率先拥有了“瓷”的姓名。它是醴陵千年瓷都故事的序章，是醴陵釉下五彩瓷的源头，是当之无愧的“醴陵第一瓷碗”。

它诞生于醴陵毛家岭窑。2018年，醴陵窑管理所考古队员在醴陵孙家湾镇的黄土下，唤醒了一座沉睡的五代窑址。这座依地名命名为“毛家岭”的窑址，将醴陵窑烧造瓷器的历史由宋元时期推前至五代时期——这一推，便是整整两百余年。为这座瓷城的千年窑火，找到了确凿的起点。

那是一座龙窑，依山而建、形似卧龙。在其燃烧的五代，当欧洲还在黑暗中世纪摸索，当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窑火还停留在千度以下时，中国的龙窑已能稳定达到1300℃的烈火，实现了泥土向陶瓷的彻底蜕变。这，是独属于东方的火焰魔法。毛家岭窑窑头和窑尾均已破坏，残长7.2米，窑壁残断不全，窑内垮塌有大量的红烧土块，其下为大量破碎匣钵、垫饼、垫圈、瓷片等，无声诉说着当年的生产盛况。考古人员发现，该窑址大量使用匣钵装烧，匣钵内碗盘层累叠烧，以带支钉垫圈间隔，匣钵与匣钵之间以垫饼间隔，匣钵靠近底部往往钻有圆孔，便于烧窑时瓷器受热均匀。这些都见证着当时最先进的“叠烧”工艺——碗盘在匣钵内层层相叠，以支钉相隔，在烈火的洗礼中追求着最大的产量与完美的品质。

从出土的器物来看，瓷片远少于窑具，可见该窑烧造瓷器工艺非常成熟，成品率很高。而窑址主要以烧制碗为主，其他器类还有执壶、罐、钵、盏、缸、坛、杯、网坠等，多施青釉、青黄釉。这些瓷器均具有五代时期青瓷器特征，共同诉说着醴陵瓷器在诞生之初，便站在一个不凡的起点上。

毛家岭窑中“醴陵第一瓷碗”如此成熟的工艺，并非凭空而来。我们从毛家岭开始，沿着渌江蜿蜒的西行水道顺流而下，会在湘江之畔遇见那个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的长沙铜官窑——“世界的商人，彩瓷的革命”。再顺流而下，我们会遇见始于东汉、盛于隋唐的岳州窑——“青瓷的开篇，南方的先驱”。

那龙窑的“炼瓷术”，那匣钵叠烧的匠心，正是顺着这条永不干涸的水上通途进入了醴陵。我们不禁要问，世界级窑口——长沙铜官窑、岳州窑，其技艺的火种，为何独独选择了在此处深植？

这背后，是一场关于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完美相遇。

首先，是醴陵大地深藏的底气。这里瓷土、陶土、耐火泥、石灰石、沙石等非金属矿产蕴藏丰富，矿产117处，其中大型矿床1处，中型矿床6处。对于“逐泥火而居”的窑工而言，这里是一片值得迁徙的“应许之地”。

其次，是渌江水系编织的网络。境内的渌水、昭陵河和涧江，均属湘江水系。水运可由渌江直达湘江入长江沿岸各埠。这条水路不仅输送着原料与成品，更输送着下游先进的技术、流动的工匠与广阔的市场信息。

而最深厚的根基，在于本地文明的积淀。 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渌水流域先民已学会利用粘土制造陶器。这片土地对“土与火”的艺术，有着跨越数千年的记忆与领悟。

由此，我们得以窥见醴陵窑火千年不息的秘密：那最初的星火，从未熄灭。它在一代代匠人的掌心中传递、演化，从毛家岭的青釉，到清末的五彩，所有绚烂的蝶变，都深植于这方水土得天独厚的滋养与那条奔流不息的文明之河中。

那只静立的“醴陵第一瓷碗”，封存的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整个瓷器王朝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