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之路：借鉴与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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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与自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治理智慧之路

引言

“我们今天很多政府部门的制度设计、机构设置，当年就是把美国的整套文本翻译过来改个名字。”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坦言，自己在80-90年代参与世界银行、亚行对华技术援助项目时，亲历过那段“翻译+改标”的制度引进历程。作为当年负责接待美方专家、编译制度手册的核心参与者，他毫不避讳这段历史，却更着重强调一个关键前提：“搬来的只是‘工具箱’，不是整车宪法。”

这番话精准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逻辑——在开放借鉴中坚守自主方向，在本土实践中激活传统智慧。回溯百年征程，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从未脱离“借鉴”与“自强”的辩证统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对苏联模式的全面学习，为国家工业化筑牢根基；改革开放后对欧美先进经验的引进吸收，为市场经济注入活力；直至2013年前后道路与文化自信的逐步重建，最终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基层治理之路。这一历程中，以“枫桥经验”为代表的本土治理智慧的传承创新，正是中国在借鉴中坚守、在实践中自强的生动缩影。

一、历史溯源：从苏式借鉴到欧美探索的根基铺垫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治理探索，始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制度奠基。1949年，面对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和复杂的社会治理局面，中国选择全面学习苏联模式，这一选择既是当时国际环境的必然，也是实现快速工业化、构建现代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

在基层治理领域，苏联的“集体化治理”“层级化管理”模式被引入中国。从农村的互助组、合作社到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苏联的组织架构为中国搭建起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通过学习苏联的户籍管理制度、基层党组织建设经验，中国快速实现了对城乡社会的有效整合，将分散的个体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为战后恢复、工业化建设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的借鉴虽带有“全盘学习”的痕迹，但也让中国初步掌握了现代治理的组织方法，培养了一批基层治理人才，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积累了“结合本土实际调整外来模式”的宝贵经验——例如，在农村集体化过程中，中国并未完全照搬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而是根据各地农业生产特点，逐步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合作社道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借鉴视野转向欧美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技术援助项目成为引进西方管理经验的重要管道。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世行相继向中国提供了14笔技术援助贷款和众多技援赠款项目，覆盖财税、金融、经济法、会计等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为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参考。2006年启动的世行技援“中国经济改革实施”项目（TCC5）颇具代表性，该项目利用世行贷款2000万美元及英国国际开发署赠款390万英镑，重点支持中国相关政策研究与体制机制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已摆脱了初期“全盘照搬”的局限，展现出“有选择借鉴”的理性。在项目准备阶段，各部门会认真分析自身面临的问题，明确项目目标，并与世行、亚行进行充分沟通，确保项目设计符合中国实际需求。西方的“表格和流程”——如预算科目、绩效评估、招投标流程等操作层面的经验被纳入治理工具箱，但治理的“方向盘”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工具性借鉴”的背后，是全体中国人埋头苦干的实践精神：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城市社区治理的探索创新，基层干部群众在消化吸收外来经验的同时，始终没有停止结合实际的实践探索，为后续的自主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素材。

二、自信重建：2013年前后本土智慧的觉醒与勃发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稳步提升、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以及基层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开始逐步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路径依赖，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日益坚定。2013年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这一时期，中国在基层治理领域的自主创新实践日益增多，本土智慧开始重新焕发生机。

这种自信的重建，源于实践的深刻启示。经过数十年的借鉴与探索，中国逐渐认识到，西式治理模式难以适配中国的复杂国情。温铁军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尚无西式现代化成功的先例，基层治理的复杂性更使得西式模式水土不服。

墨西哥的案例颇具警示意义。作为人口约1.3亿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紧邻美国，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程度远超中国，拉美金融危机前人均收入已超过4000美元，但贫困率仍高达34%。大量农村土地弃耕撂荒，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形成规模庞大的贫民窟，越是大城市贫民窟问题越突出。巴西的情况同样引人深思，其国土面积与中国相近，人口仅1.9亿，是世界上人均可耕地面积最大、农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却曾因饥饿问题成为政治竞选的核心议题，十年前巴西劳工党正是以“一年之内消除饥饿”的承诺赢得大选。

这些走上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其制度设计在表面上更符合西方语境下的“现代化”标准，但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在基层治理层面，西式治理模式过度依赖市场化机制和法律诉讼，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传统文化积淀等现实国情，导致治理失灵、社会失序等问题频发。

更深层次的反思在于，欧美的现代化经验本身具有不可复制性。温铁军提出一个颠覆性观点：科学的结论应当具备可重复性，而欧美现代化是通过数百年殖民化实现资本积累和扩张的特殊过程，这一经验根本无法被其他国家复制。欧洲在殖民化过程中移出了四分之一的人口，仅大英帝国就移出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新大陆的崛起是以千万印第安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日本曾试图复制欧洲工业化进程，最终在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欧美国家的干预下失败。这意味着，西式治理模式背后的现代化逻辑，本质上是建立在殖民掠夺基础上的特殊模式，而非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遍规律。

实践的对比与反思，让中国更加坚定了走自己道路的信心。2013年后，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治理实践开始转向本土智慧的挖掘与激活。这种本土智慧，既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共生”“群防群治”的治理理念，也包括革命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基层民主”等优良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枫桥经验”作为东方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智慧践行：枫桥经验的传承与创新

“枫桥经验”源于上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其核心内涵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一治理模式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强调通过群众自治、多元调解实现社会和谐，与西方治理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在2000年后的自信重建浪潮中，“枫桥经验”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通过不断创新发展，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在“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诸暨市，当地构建了“一单双员三链”审查闭环，实现矛盾纠纷“未发先防、即发即解”。所谓“一单”，即“3+X”目录清单化管理机制，梳理村级决策、合同协议、事务管理3大类16项高频涉法事务，鼓励村（社区）自主增补特色审查事项，确保基层治理有章可循；“双员”则是指完善“1+23+509”市镇村三级责任网络，市级审查中心统筹制定规范标准，镇级审查中心建立动态储备力量，村级审查站点由法律顾问担任法治审查员，形成专业力量与基层力量的协同联动；“三链”则通过制度链、责任链、监督链的有机衔接，构建起从源头预防到矛盾化解的全流程治理体系。这一创新实践，既吸收了现代治理中的标准化、规范化理念，又延续了“枫桥经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核心要义，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街道，“枫桥经验”与当地祠堂文化深度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祠堂说理”模式。沙湾街道辖区内有100多座古祠堂，这些祠堂不仅是传承文脉的载体，更是凝聚乡情的重要场所。当地创新性地将祠堂打造成“调解工作室”，成立街“祠堂说理”工作领导小组，调动“五老一贤”（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老政法干警和乡贤）等群众力量，利用村民对祠堂的认可度、敬畏感和归属感，引导群众“有事到祠堂说，有理到祠堂讲，有纠纷到祠堂解”。这种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了传统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纽带作用，将现代调解机制与传统议事文化相结合，实现了基层自治的深化。实施后，矛盾纠纷平均处理周期从传统方式的10余天缩短至3天，调解成功率从65%大幅提升至90%，生动体现了“枫桥经验”本土化创新的实践成效。

贵州省从江县的“鼓楼议事”平台，则是“枫桥经验”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从江县依托各村寨的鼓楼、花桥、院坝等传统议事场所，设立了916个“鼓楼议事”平台，千余名干部常态化下沉，与群众同坐一条凳、共话一家事。当地还整合了731个网格单元，组建“五老”队伍237支，1200余人参与基层治理。这种土生土长的治理方式，延续了“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县终结”的治理目标，将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有效化解了民族地区的各类矛盾纠纷，维护了社会稳定。

这些创新实践的背后，是中国基层治理智慧的深度觉醒。从诸暨的“一单双员三链”到沙湾的“祠堂说理”，再到从江的“鼓楼议事”，它们既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传统治理的复古回归，而是在借鉴外来经验的基础上，对本土治理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恰恰体现了古老东方智慧的精髓——“和而不同”“因地制宜”“知行合一”，既保持了治理的开放性，又坚守了治理的自主性。

四、辩证法则：中国基层治理的自主与开放

从新中国初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到改革开放后对欧美经验的借鉴，再到2013年后本土智慧的创新，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之路始终贯穿着一条辩证法则：以开放姿态吸收外来先进经验，以自主意识坚守本土治理逻辑。

温铁军以其亲身经历揭示了这一法则的核心：“我们抄的只是‘表格和流程’，方向盘始终握在自己手里；如果哪天把方向盘也交出去，苏联就是前车之鉴。”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无论是苏联的层级化管理，还是欧美的规范化流程，中国都将其视为“工具箱”中的工具，而非治理的根本方向。在权力架构、治理理念等核心层面，中国始终坚守本土逻辑——坚持中央与地方的统筹协调，坚持党政军民学的协同治理，坚持土地与金融的国有控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新中国初期的苏式借鉴，为中国构建了基层治理的组织基础，但中国并未陷入“教条主义”，而是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实践中的反思，逐步调整治理策略，最终形成了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的欧美探索，为中国基层治理注入了市场化、规范化的元素，但中国始终警惕“市场万能论”，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治理始终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2013年后的本土创新，更是将这种“工具借鉴”与“方向自主”的辩证关系推向极致——“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既吸收了现代治理中的法治思维、协同治理等理念，又深度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群众路线等本土元素，实现了外来经验与本土智慧的有机结合。

后记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治理之路，是一条“借鉴”与“自强”相辅相成的智慧之路。它始于新中国初期对苏联模式的理性学习，历经改革开放后对欧美经验的辩证吸收，最终在2013年后的自信重建中，实现了本土智慧的全面觉醒。这一历程中，“枫桥经验”的传承与创新尤为关键，它既坚守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核心要义，又不断吸收现代治理理念，成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有机融合的典范。

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引进的是“工具箱”，而非“方向盘”；借鉴的是操作方法，而非价值内核。全体中国人的埋头苦干、不懈探索，让这条充满东方智慧的路径越走越宽。实践证明，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不是对西方模式的复制，也不是对传统治理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开放借鉴中自主创新、在本土实践中总结提升的动态过程。

未来，随着道路与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中国基层治理必将继续深挖本土智慧，吸收外来养分，在“借鉴”与“自强”的辩证统一中，实现治理效能的持续提升，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世界各国的治理现代化提供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