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梦的美篇

思梦

难忘的挖河

下乡三年多，我历经两次挖河，那浸透汗水与欢笑的岁月，如同刻在年轮里的印记，时隔数十年仍清晰如昨。

第一次挖河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秋粮入仓、冬麦播完，农村进入冬闲，兴修水利便成了头等政治任务。队长杜继远接到大队分配的任务，当即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全队劳动力全员参与——政府管伙食，挖河社员还能拿高工分。社员们都知挖河是顶累的活，个别想耍滑的想找借口推脱，可队长的严厉态度断了他们的念头，最终没人敢缺席。

那个年代的挖河，没有挖掘机、铲车这些现代机械，全凭人力一锹一锹刨土，再用架子车拉、扁担挑，偶尔也有牲口拉车辅助，场面繁忙又壮阔。我参与挖掘的第一条河，是葛寨村边的惠济河。到了河道工地，一眼望不到头的人山人海撞入眼帘，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广播声、哨子声、吆喝声交织成一片，那是全县统一组织的大会战，每个公社、大队、小队都憋着一股劲。万寨大队分到多少米任务我记不清了，只知道大队再按人数分给十四个小队，各小队暗自较劲，都想拔得头筹。

我们每天天不亮就上工，天黑透了才收工，劳动强度大得惊人。挖土的人要一锹一锹把冻土从地下刨起，把架子车堆得像小山；拉车的人双手攥紧车把，肩上挎着纤绳，两腿蹬地使劲往河沿上拽，有的还在车两侧系上绳子，弓着腰、绷着腿合力拉，累得腰杆都直不起来。大冬天里，大伙儿穿单衣秋裤还浑身冒汗，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浸湿了衣背。有身体弱些的社员扛不住，直接“累打锅了”——这是当地土话，意思是累垮了、累病了，只能提前回去休养。我们队里一个叫“湾”的大个子劳力，因为干活太猛，也没能扛住，累倒在工地上。我那时每天收工后，一沾到铺位就睡得不省人事，天不亮被叫醒上工时，眼皮沉得像灌了铅，真想赖床不起。起初几天，胳膊腿酸痛得隐隐作痛，熬了几日才慢慢适应，可睡眠不足的疲惫，却始终如影随形。

挖河时住的地方，我记不清房子的模样了，好像是租的民房，只清晰记得屋里是大通铺，地下铺着厚厚的麦秸秆，躺在上面倒不觉得冷。我素来怕虱子，特意睡在最边上的顶头位置，和其他人隔开好几个铺位，可终究没能幸免，还是被染上了。挖河的一个多月里，根本没有洗澡的时间，我偶尔会用盆子接水擦擦身子、洗洗脸脚，有些社员懒得动弹，从头到尾没洗漱过，屋里的气味虽不好闻，但寒冬里倒也能勉强承受。

也是在挖河时，我和社员们吃住在一起，近距离相处让我更真切地了解了每个人的性格、每个家庭的故事。即便白天累得骨头都像散了架，晚上回到住处，社员们也总爱讲些男女之间的逗乐笑话，欢声笑语驱散了疲惫，也冲淡了异乡的寂寞。有个笑话我至今还记得，不知是真是假，却成了那段艰苦岁月里的一抹亮色：队里一位杜姓长辈，和另一位王姓社员去开封办事，看到小吃摊卖着白白圆圆的“丸子”，在锅里翻滚着——那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元宵。两人想尝尝鲜，让摊主捞了一个，连汤盛在碗里。相互推让了半天，杜大爷端起碗，用筷子扒拉一下，竟把元宵连汤一起囫囵吞进了肚子里。旁边的王社员忙问味道如何，杜大爷抹了抹嘴，哭笑不得地说：“哪个龟孙知道啥味儿，只知道烫得烧心！”摊主在一旁笑着打趣：“你整个吞下去，咋能尝出味儿哟！”引得众人哄堂大笑，那笑声穿过低矮的屋梁，飘得很远很远。

说来也巧，挖河竟是我下乡三年多里吃得最饱的日子。重体力劳动耗损大，肚子饿得快，伙食便格外实在：馍蒸得又大又暄，一个就有四两到半斤，荤菜也时常有。我一天能吃三斤馍，要是蒸包子，吃得就更多了。北门三个生产队的工地挨着，知青韩建国和我常碰面，他说他们队蒸包子时，他一顿能吃近二斤——而我那时的饭量不比他逊色，也是实打实的“大胃王”。一个多月下来，我竟胖了十几斤，创下了这辈子最胖的记录。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别说下乡时常常吃不饱，就算在家也难得吃个痛快，这般敞开了吃的日子，怎能不让人长胖呢？挖完河的第一件事，我直奔县城澡堂，痛痛快快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然后倒头睡了个昏天黑地，那是我许久未有的安稳觉。

我的第二次挖河，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挖的是常寨旁边的淤泥河。工程正酣时，大队突然通知所有知青和生产队长回村——知青要抽回城了！这是返城招工的开始，来招工的是我父亲的单位，队长们要回去帮我们办户口、转口粮。这个消息像惊雷般炸响，我又惊又喜，连日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队长带着副队长、会计和保管员匆匆回村，还在他家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欢送餐，队委会成员悉数到场。会计给我算工分时，说我挣的工分多，队里还欠我不少分成。我想起另一位知青因农闲回家，没参加这次挖河，便说：“把我的分成全给他吧。”

下乡三年多，两次挖河的经历，是我这辈子干过最累的重体力活。可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挥汗如雨的清晨黄昏，那些工地上的喧嚣呐喊，那些大通铺里的欢声笑语，那些社员们淳朴的笑脸，都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锤炼了我的意志，让我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再也不惧怕吃苦。挖河的岁月，是我一生宝贵的财富，滋养着我从容面对每一次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