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滇池绿道寻访古滇文化遗址

兴仁

　　小雪节令刚过的第一个周日，惠风和畅，天气晴好。用过早膳，我沿古滇路、环湖路南向骑行，去实地寻访闻名中外的晋宁石寨山、河泊所两处古滇文化遗址。

　　（由滇池之哏俯瞰五百里滇池）

河泊所居南，我便先抵达该考古遗址。遗址紧临晋宁区上蒜第一小学，在上西河、下西河两个自然村与学校之间的农田里头。遗址四周用围挡隔离，大门紧闭，谢绝非工作人员进入参观。大门左侧是201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标识，右侧挂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晋宁考古工作队及文物安全责任公示牌。顺着围挡绕行一周，我从北面入村道路上看到排列规整、深浅大小不一的挖掘样方土坑，有的用彩钢瓦搭顶，有的被塑料薄膜覆盖，还有数排移动板房，可能是作为文物清洗、修复、整理、暂存、包装等用途的工作间。有些坑道边还放置抽水机、小吊机、楼梯、沙袋等用具，看样子发掘工作还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

　　按照去年8月13日《人民日报》要闻版刊载的《从螺壳堆中探寻古滇国历史》一文介绍：河泊所遗址出土了大量汉代封泥、简牍、道路及疑似建筑等相关遗存。其中，有2000多枚官印封泥，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涵盖时年益州郡24个县中的20个地名。还出土了5万多枚简牍，其中约1.5万枚带有文字，已辨认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的文书；以及“春时不和，愿强进酒食”等私人书信。证明河泊所遗址为汉代益州郡治所，是古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域。

　　 （河泊所遗址考古现场）

从河泊所遗址往北望去，有一座孤立着的小山包。山包北面是石寨村村民的居所砖房、南侧是用铁丝隔围起来的一块荒芜坡面。该区域便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经多次发掘，被考古专家所实证的古滇国王室陵寝墓地，即石寨山古墓群。从这里出土的滇王金印、以及大批量奇异青铜器等，揭开了古滇国神秘面沙，轰动一时。

　　 （远眺石寨山古墓群遗址）

顺着上、下西河村与石寨村间的田间水泥路，我向北骑行，穿过一座座田间塑料大棚，不足一公里就见到路旁有一组红墙蓝瓦三开间门庭建筑群，顶部按古滇国典型干栏式屋檐顶配饰，典雅别致，巍峨雄壮。大门左围墙前面是200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标识，围栏上挂着几块“晋宁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成果展示图版；右围墙上是几块不可移动文物安全责任公示牌及文物相关安保规定。大门紧闭，里外不见值守人员。

　　（新建石寨山古墓群遗址公园门庭）

三间门庭由中间大两侧小的三组铁栅栏门扇组成，可从栏杆间看清楚里边是两侧配套空置用房、正面上行台阶平台、进遗址上行步道、以及摆放在C位的滇王金印印面模型，“滇王之印”四个篆体大字熠熠生辉，格外引人注目。

　　 （遗址公园内境）

据相关资料记载：1956年12月28日下午，考古学家孙太初（鹤庆人，白族，时年31岁）带领云南省考古队，在石寨山古墓群清理6号墓底漆器粉末时，一枚方形金印赫然出土，印面“滇王之印”四字闪烁着金光。这枚金印印证了《史记》所记载汉武帝“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真实存在，同时也证实了此处就是古滇国王室陵寝所在地。

　　滇王金印上面用刻有鳞纹的蛇钮加以装饰，古朴庄重。金印印面边长2.4厘米，厚度0.7厘米，整体通高2厘米，重量90克。滇王金印实体文物现存于国家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有仿品展出。

（国博展出的金印和青铜器/ 杨斯晗摄）　　

今年，河泊所考古队蒋志龙队长在《十大考古•领队说》中介绍河泊所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情况时说，古滇国（战国）、益州郡（汉）时期，滇池盆地是处在一个比较干旱的状态，他们实测出汉代村落地面海拔为1884米，比现今滇池水面海拔1887米底3米左右。为进一步见证滇池盆地环境变迁，感受滇池与这两处遗址空间关系，体会这些珍贵文物封存下来的历程，我进入石寨村，一直爬到村子最高处。

　　 （围着古墓群的石寨村）

遥望西面波光粼粼的五百里滇池，我身临其境，想象古滇国、益州郡在这里建都造邑、祭祀集会、生产生活等种种场景；追忆庄蹻王滇，汉使觅蜀身毒道、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等桩桩历史事件。太始公《史记· 西南夷列传》关于古滇国的几句经典突然间浮现在眼前：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

“滇王（尝羌，笔者注）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

“滇小邑，最宠焉。”

“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

　　离开石寨村，我转入滇池绿道，从下海埂田之桥，经过梁王垂钓区、杨叉沟露营地、古滇湿地，上攀长腰山顶，由山之桥往下冲，经帷麓露营地，再上行山之桥顶滇池之眼。最后从山顶下坡骑行至海宴村，由古滇路回到家，往返全程60多公里。

　　（独具特色的石寨村入村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