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铸根基：北洋时期大学教育的突破性发展与中国转型实践

达戈 • 直沽清泉

摘要

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年），军阀割据、政权更迭、经济凋敝，中国深陷“内忧外患”的乱世困境。然而，就在这动荡无序的历史夹缝中，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却实现了“破茧成蝶”的突破性发展，完成了从封建官学到现代学术殿堂的根本性转型。国立、私立、教会大学多元共生格局正式形成，“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精神内核得以确立，分科办学体系日趋完善，培养了周恩来、茅以升、林巧稚、钱学森等一大批支撑国家转型的中坚人才。本文以“乱世铸根基”为核心立意，立足北洋时期的动荡背景，系统梳理大学教育在办学自主权、办学格局、人才培养、学术理念等方面的突破性实践，结合具体院校与人才案例，深入剖析其在思想启蒙、人才支撑、科技奠基、社会革新等维度对中国现代转型的核心贡献，明晰该时期大学教育的历史价值与实践意义，为当代高等教育在复杂环境中坚守初心、服务国家转型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

北洋政府时期；乱世格局；大学教育；突破性发展；中国转型；人才奠基

一、引言

提及北洋政府时期，世人多冠以“混乱”“动荡”“黑暗”的标签——16年间，总统更迭如走马灯，直系、皖系、奉系等军阀为争夺权力连年混战，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地方势力割据一方；经济凋敝不堪，苛捐杂税繁重，通货膨胀肆虐，普通百姓深陷民生困苦；封建传统体系崩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思潮激荡与社会失序并存，近代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转型困境。

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往往蕴藏于“乱世”与“新机”的博弈之中。就在这战火纷飞、政权动荡的乱世里，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实现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性进展。科举制度的废除为现代高等教育腾出了发展空间，留洋学者的归国注入了先进教育理念，军阀割据导致的思想管控松动提供了宽松发展环境，“教育救国”的时代共识凝聚了多元兴学力量。国立大学引领革新、私立大学扎根平民、教会大学特色崛起，三类高校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元办学格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大学精神内核，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成为办学常态；分科办学体系日趋完善，工科、医学、法学等实用学科快速发展，培养了一批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坚人才。

这段“乱世育新机、动荡铸根基”的教育传奇，不仅奠定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制度框架与精神内核，更深度参与了中国从封建帝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实践，为后续新中国的创立、建设与发展埋下了重要伏笔。本文以“乱世铸根基”为核心，先阐述北洋时期的乱世格局及其对大学教育的双重影响，再系统梳理大学教育的突破性发展实践，进而深入剖析其对中国转型实践的核心贡献，最后提炼历史启示，为当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借鉴，以期打破“北洋只乱无绩”的刻板印象，还原这段被忽视的教育发展史实与价值。

二、北洋乱世：格局动荡与大学教育的发展契机

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年）的“乱世”，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权最不稳定、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之一。这种动荡格局既给大学教育带来了经费短缺、办学环境恶劣等诸多困境，却也意外催生了思想宽松、多元兴学等发展契机，为大学教育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特殊土壤”。

（一）乱世格局：军阀割据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困境

北洋时期的“乱”，核心体现在政治分裂、经济凋敝、社会失序三个层面，这种全方位的动荡，构成了大学教育发展的“乱世背景”。

在政治层面，军阀割据与政权更迭频繁是最鲜明的特征。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北洋军阀分裂为三大派系，直系、皖系、奉系为争夺中央政权与地盘，先后爆发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战火遍及华北、华东等核心区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16年间，中华民国大总统、总理频繁更换，最短的总理任职仅数日，中央政府政令不通，地方军阀各自为政，甚至公开对抗中央，国家陷入“名义统一、实则分裂”的无政府状态边缘。同时，政治腐败盛行，军阀为维护统治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成为常态；为筹措军费，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在经济层面，国民经济陷入全面凋敝的困境。晚清时期创办的洋务企业大多因战乱、资金短缺而停滞不前，民族工商业在列强经济掠夺与军阀苛捐杂税的双重压迫下举步维艰，仅在上海、天津等少数通商口岸有零星发展。农业生产因战火纷飞遭受重创，农田荒芜、农民流离失所，粮食产量大幅下降，饥荒频发。财政体系彻底崩溃，北洋政府常年入不敷出，拖欠国立大学办学经费成为常态，北京大学、北洋大学等高校多次因经费不足面临停办危机，办学条件极为艰苦。

在社会层面，传统体系崩塌与新思潮激荡交织，形成了“失序与觉醒并存”的格局。封建帝制的覆灭，让“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观念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国民思想陷入迷茫；同时，西方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理念通过报刊、学堂等渠道大量传入，与传统观念发生激烈碰撞，各种主义、学说层出不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潮激荡局面。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传统“士农工商”的阶层格局，知识分子不再是封建官僚的“预备役”，转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工人、农民等底层民众的觉醒意识不断提升，罢工、请愿等运动频繁发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二）乱世契机：动荡格局下的大学教育发展空间

尽管北洋时期的乱世给大学教育带来了诸多困境，但这种动荡格局也意外催生了独特的发展契机，为大学教育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夹缝中的空间”。

其一，思想管控松动，为“学术自由”提供了生存土壤。军阀割据导致中央集权弱化，北洋政府深陷军阀混战，无力对思想文化与教育领域进行严格管控，相较于晚清的封建专制与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思想收紧，北洋时期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最自由、最开放的时期之一。这种宽松的思想环境，让大学得以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学者能够自由传播新思想、开展学术研究，不同思潮、不同学派得以在大学讲台自由碰撞，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理念的落地提供了可能。

其二，人才需求激增，为大学教育发展提供了刚性支撑。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打破了传统人才选拔体系，封建官学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而近代中国工业建设、社会治理、医疗卫生等领域的转型，急需一批掌握现代知识与技能的专业人才。无论是军阀政权还是民间社会，都深刻认识到“教育救国”的重要性，对现代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迫切，这种人才刚需成为大学教育快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其三，多元力量汇聚，为大学教育提供了发展动力。大批留洋学者学成归国，他们深受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影响，怀揣“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极投身大学革新与创办，成为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力量，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唐文治等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同时，民间绅商（如张伯苓、陈嘉庚）自筹资金创办私立大学，国外教会借助经费优势扩建升格教会大学，地方政府积极兴办省立大学，形成了国立、私立、教会、地方多元兴学的热潮，为大学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多元动力。

其四，制度保障出台，为大学教育规范发展奠定基础。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大学令》《专门学校令》，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现代大学制度，明确规定大学的办学宗旨、学科设置、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确立了“教授治校”的核心制度，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与学术独立性，为大学教育的规范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

三、突破性发展：北洋时期大学教育的核心实践

在北洋乱世的特殊背景下，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突破重重困境，在办学自主权、办学格局、人才培养、学术理念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突破，完成了从封建官学到现代学术殿堂的根本性转型，构建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雏形，为后续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办学自主权突破：学术自治确立，摆脱封建桎梏

北洋时期大学教育最核心的突破，是彻底摆脱了晚清封建官学的桎梏，实现了办学自主权与学术独立性的彰显，“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成为办学常态，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精神内核形成的关键。

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明确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同时确立了“教授治校”制度，规定大学设评议会，由教授组成，负责审议大学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人事任免、经费使用等重大事项，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与学术独立性。这一制度的推行，彻底改变了晚清官学“皇权附庸”的地位，让大学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阵地。

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是办学自主权突破的标志性实践。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彻底打破了晚清京师大学堂“尊孔读经”的封建传统。他主张“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无论何种思潮、何种学派，只要有学术价值，都可以在北大立足。为此，他大胆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不同思潮的学者任教，既有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激进派，也有主张改良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有坚守传统的保守派（如辜鸿铭），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同时，蔡元培在北大全面推行“教授治校”制度，成立评议会与教授会，由教授主导学校的办学事务，摆脱了政府与军阀的过度干预。例如，在经费短缺、军阀施压要求解聘进步学者的情况下，北大评议会坚决抵制，坚持按照学术标准与办学理念开展教学与研究；在课程设置上，北大废除了“尊孔读经”的必修课，增设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等现代课程，推动了学术研究与思想传播的自由化。这种“学术自治、办学自主”的模式，不仅让北大从“封建官僚养成所”转变为思想启蒙的圣地，更深刻影响了同期所有高校，成为北洋时期大学教育的“标配”。

除北大外，北洋大学、南洋公学（南洋大学）等国立高校，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私立高校，也都充分享有办学自主权。北洋大学坚持“工科为主、务实办学”的理念，不受军阀干预，专注于工科人才的培养，自主设置课程、聘请师资、开展科研；南开大学由张伯苓自主创办，秉持“平民教育、教育救国”的理念，自主制定办学章程、设置实用学科、招收平民子弟，成为私立大学办学自主的典范；教会大学则凭借其特殊背景，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能够自由引入西方教育体系与教学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二）办学格局突破：多元共生形成，打破单一垄断

北洋时期大学教育的另一重要突破，是打破了晚清“国立垄断”的单一办学格局，形成了国立、私立、教会大学“三足鼎立”、多元共生的办学格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态，推动了大学教育的普及与质量提升。

1. 国立大学：引领革新，打造学术与人才标杆

国立大学是北洋时期高等教育的核心力量，由政府拨款创办，主打综合性或特色学科，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推动学术研究、引领教育革新的使命。除北京大学外，北洋大学、南洋公学（南洋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等都是国立大学的杰出代表。

北洋大学（1895年创办，1913年正式定名）是中国近代工科教育的摇篮，在北洋时期，其办学特色更加鲜明，实现了工科教育的体系化发展。学校完善了土木、电气、冶金、机械等核心工科专业设置，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工科实验室，聘请留洋归来的工科人才（如茅以升）任教，推行“理论+实验”的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北洋时期的北洋大学，培养了大批顶尖工科人才，支撑了民国初期的铁路、矿冶、机械等工业建设，京张铁路、钱塘江大桥等重大工程，都有北洋大学毕业生的身影，其确立的工科教育体系与教学模式，奠定了中国现代工科教育的基础。

南洋公学（1896年创办，1922年定名交通部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工科+商科”融合教育的源头，在北洋时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学校先后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部南洋大学”，完善了铁路管理、电机、机械、商业管理等专业设置，推行“知行合一”的办学理念，既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也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南洋大学培养的人才，不仅支撑了民国初期的铁路、电报、电力等工业建设，也成为民族工商业的核心力量，为后来交通大学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私立大学：民间发力，深耕务实与平民教育

北洋时期，私立大学迎来了爆发式发展，由民间绅商、学者自筹资金创办，秉持“教育救国、务实办学、平民教育”的理念，填补了国立大学的空白，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其灵活的办学模式与务实的办学导向，深受社会认可。

南开大学的创办与发展，是私立大学办学实践的典范。1919年，张伯苓秉持“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天津创办南开大学，学校秉持“务实办学、平民教育”的理念，开设商科、文科等实用学科，学费低廉，广泛招收平民子弟，打破了“教育只为精英服务”的局限。南开大学注重学生家国情怀与实践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关注社会现实，参与社会变革，周恩来曾就读于南开大学预科，受张伯苓办学理念的影响，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北洋时期的南开大学，快速发展成为国内顶尖的私立大学，培养了大批服务社会的实用人才，其办学模式为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此外，1915年创办的复旦大学、1921年筹备的厦门大学等私立大学，也都秉持学术独立、务实办学的理念，在北洋时期逐步发展壮大，开设文、理、法、商等多个学科，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与社会精英，丰富了高等教育的多元生态。

3. 教会大学：特色崛起，打造专业领域优势

北洋时期是教会大学的鼎盛期，西方教会借助国外捐赠的充足经费，将晚清创办的教会学堂批量升格为大学，同时新建了一批高水平教会大学，在医学、法学、外语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优势，成为高等教育的特殊力量，其先进的教学模式与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燕京大学（1919年由3所教会学堂合并创办）、协和医学院（1917年创办）、东吴大学（1915年升格）、齐鲁大学（1917年合并创办）等都是教会大学的杰出代表。这些教会大学经费充足，能够大量添置教学设备、修建校舍，办学条件远超同期国立、私立大学；师资多为欧美名校毕业生，专业功底扎实，擅长外语教学与现代教学方法；教学上照搬西方大学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推行小班授课、学分制、实验教学、案例教学等，更早实现了教学现代化。

在专业建设上，教会大学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优势：协和医学院的西医教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培养了林巧稚、吴阶平等一批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全国顶尖，采用英文授课与案例教学法，培养了大批精通西方法律的人才，推动了中国现代法治体系的建立；齐鲁大学的医学、金陵大学的农学、圣约翰大学的外语，也都是当时国内顶尖水平，填补了中国相关专业领域的空白。

（三）人才培养突破：体系革新，培育转型中坚力量

北洋时期，大学教育的核心目标是“教育救国”，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了从“封建官僚养成”到“现代专业人才培育”的根本性转型，形成了“分科办学、务实导向、教法革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大批涵盖政界、科技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等各个领域的中坚人才，为中国的转型实践提供了核心人才支撑。

1. 学科设置突破：告别“重经义”，聚焦实用学科

北洋时期，大学彻底打破了晚清学堂“重经义、轻实务”的弊端，按照《大学令》的规定，确立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分科办学模式，学科设置更加体系化、专业化，同时紧扣国家转型的刚需，重点发展工业、医学、法学、商科等实用学科，实现了学科设置与社会需求的高度契合。

工科方面，北洋大学、南洋大学等高校聚焦铁路、矿冶、机械、电气等领域，为工业建设输送技术人才；医学方面，协和医学院、齐鲁大学等高校聚焦西医教育，填补医疗卫生领域空白，缓解民生疾苦；法学方面，东吴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聚焦现代法治，培养司法与治理人才，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商科学方面，南洋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聚焦民族工商业，培养经济管理人才，支撑民族经济发展；文科方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聚焦思想启蒙与文化传承，培养文化与教育人才，推动思想与文化转型。这种务实导向的学科设置，让大学教育真正服务于国家转型的现实需求，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专业人才。

2. 教学模式突破：告别“私塾式”，推行现代教法

北洋时期，大学的教学模式实现了突破性变革，彻底取代了晚清“私塾式”的死记硬背，推行课堂讨论、论文答辩、实验教学、案例教学等现代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北洋大学、南洋大学等工科高校，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工科实验室，让学生通过亲手实验掌握专业技术，改变了“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教学模式；协和医学院推行“理论+临床”的教学模式，要求学生不仅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还要参与临床实践，培养临床诊疗能力；东吴大学法学院采用案例教学法，通过分析真实法律案例，培养学生的法律思辨与实践应用能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综合性高校，推行课堂讨论模式，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教师、同学展开辩论，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同时，大批留洋学者归国任教，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如胡适在北大推行白话文教学，打破了文言文的垄断，让教育更加普及；梅贻琦在清华推行“通识教育”，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人文情怀的人才。这些教学模式的革新，极大地提升了大学的教学质量，为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人才质量突破：群星璀璨，诞生时代中坚

北洋时期，大学培养的人才质量极高，涵盖政界、科技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等各个领域，成为近代中国转型实践的“中坚脊梁”。这些人才在北洋时期的大学中接受了思想启蒙与专业教育，树立了“报国为民”的理想，不仅支撑了民国时期的国家运转，更深度参与了新中国的创立、建设与发展，成为连接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核心纽带。

政界有周恩来、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他们推动了中国的革命转型；科技界有茅以升、钱学森等泰斗，他们奠定了中国的科技与工业基础；教育界有张伯苓、梅贻琦等宗师，他们推动了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医疗卫生界有林巧稚、吴阶平等先驱，他们构建了中国的现代医疗卫生体系；文艺界有朱自清、沈从文等巨匠，他们推动了中国的文化转型。这些人才的成长与贡献，充分彰显了北洋时期大学教育人才培养的卓越成效，也印证了其对中国转型实践的核心支撑作用。

（四）学术理念突破：精神内核确立，引领教育转型

北洋时期，大学教育的学术理念实现了突破性变革，“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兼容并包”成为大学的精神内核，这种理念彻底打破了封建学术的桎梏，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化、多元化发展，引领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转型。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最早由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推行，后来成为北洋时期所有高校的共同追求。这一理念主张，大学应是学术研究的圣地，不受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的干预，学者有权自由开展学术研究、传播学术思想，不同思潮、不同学派应相互尊重、自由碰撞，不应有优劣之分。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北洋时期的大学成为了思想启蒙的阵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均发源于大学，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思潮在大学自由传播，为中国的思想转型提供了重要动力。

“学术独立”的理念，是北洋时期大学学术理念的核心。这一理念主张，学术研究应遵循自身的规律，不受政治权力与世俗利益的干扰，学者应坚守学术良知，追求真理、探索未知。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北洋时期的大学学者们潜心学术研究，在基础科学、应用技术、人文社科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填补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空白，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此外，“教育救国”“学术报国”的理念，成为北洋时期大学教育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大学创办者、教师，还是学生，都深刻认识到国家转型的困境，将“教育救国”“学术报国”作为自己的使命，致力于通过教育培养人才、通过学术推动进步，这种理念凝聚了大学的办学力量，也塑造了学生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国转型实践的重要精神支撑。

四、转型赋能：北洋大学教育对中国转型实践的核心贡献

北洋时期大学教育的突破性发展，不仅奠定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更深度参与了中国从封建帝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实践，在思想启蒙、人才支撑、科技奠基、社会革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为近代中国的转型注入了强大动力，其贡献跨越时代，影响深远。

（一）思想启蒙：重塑国民精神，奠定转型思想基础

北洋时期的大学，是思想启蒙的核心阵地，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氛围中，传播“民主与科学”的现代理念，批判封建礼教与旧思想，重塑了国民的精神世界，为中国的思想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思想引擎”。

北京大学是思想启蒙的标杆。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1917年迁至北京，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北大成为《新青年》的核心阵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北大教授，通过《新青年》传播“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批判封建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倡导白话文运动、男女平等、个性解放。这些思想如惊雷般唤醒了沉睡的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让“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代的呼声，彻底打破了封建思想的垄断地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成为运动的骨干力量，他们走上街头，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不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更反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推动了思想启蒙与社会变革。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李大钊等北大教授在北大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培养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等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与人才基础。

除北大外，其他高校也积极参与思想启蒙。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与学生，通过创办刊物、举办讲座等形式，传播现代理念，倡导社会革新；教会大学虽然带有宗教属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促进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正是这种全方位的思想启蒙，让国民摆脱了“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思想束缚，树立了“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的现代理念，国民的思想观念从“封建保守”向“现代开放”转型，为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文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

（二）人才支撑：构建现代骨架，夯实转型人才基础

北洋时期的大学，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培养了大批涵盖政界、科技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构建了中国现代社会的“人才骨架”，为中国的转型实践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这些人才成为推动中国转型与发展的核心力量。

1. 革命与政界人才：推动新中国创立与治理转型

北洋时期的大学，培养了大批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青年，他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创始人、革命先驱与新中国的治理骨干，直接推动了中国的革命转型与新中国的创立、治理。

周恩来是南开学校培养的革命领袖。1913-1917年，周恩来就读于南开中学，后入南开大学预科，受南开“教育救国、务实报国”理念的影响，他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关注国家命运，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在北洋时期思想自由的氛围熏陶下，周恩来逐步接受了进步思想，投身革命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主导新中国的外交、政务、经济建设等核心工作，推动了新中国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新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中国治理转型的核心推动者。

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培养的革命先驱。1918年，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氛围中，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不仅在北大培养了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积极推动工人运动与革命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虽然李大钊在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但他的革命精神与思想遗产，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新中国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志士。

此外，吴玉章（曾任北大教授）、林伯渠（早年就读湖南公立高等学堂）等革命先驱，都是北洋时期大学教育影响下的进步人士，他们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参与了国家制度的创建与完善，推动了中国的政治转型。

2. 科技与工科人才：奠定新中国工业与科研转型基础

北洋时期的北洋大学、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等高校，是中国现代工科的摇篮，培养的工科人才，后来成为新中国工业、科研的“奠基人”，破解了新中国初期“一穷二白”的技术困境，推动了中国的工业与科研转型。

茅以升是北洋大学工科教育的标志性人才。1916年，茅以升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系，在校期间，他深受北洋大学“务实严谨、学术报国”办学理念的影响，系统学习了铁路、桥梁工程的专业知识，奠定了扎实的专业基础。毕业后，茅以升赴美深造，学成归国后投身中国桥梁工程建设与教育事业。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成为中国桥梁工程之父，主持修建了钱塘江大桥，参与了武汉长江大桥、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与建设，主导了新中国工科教育的改革与完善，为中国工业与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了中国的工业转型。

钱学森是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工科基因传承的杰出代表。虽然钱学森1929年考入交通大学机械系时，北洋政府已覆灭，但交通大学的工科体系、办学理念与务实精神，均是在北洋时期奠定的。在校期间，钱学森深受南洋大学“知行合一、学术独立”理念的影响，刻苦钻研机械与航空专业知识，培养了严谨的科研态度。毕业后，钱学森赴美深造，成为世界顶尖的航空航天专家。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国，主导了“两弹一星”工程，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奠定了新中国航天事业、核工业的基础，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推动了中国的科研与国防转型。

此外，北洋时期工科大学培养的赵祖康（北洋大学土木系）、王淦昌（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理科基础源于北洋时期）等人才，分别成为新中国城市规划、核物理领域的奠基人，为中国工业建设、国防科研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中国的工业与科研转型。

3. 医疗卫生人才：构建新中国医疗卫生转型体系

北洋时期的教会大学（如协和医学院、齐鲁大学）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核心阵地，培养的医学人才，后来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奠基人，破解了新中国初期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的困境，推动了中国的医疗卫生转型。

林巧稚是协和医学院培养的顶尖医学人才。1921年，林巧稚考入协和医学院，当时的协和医学院是北洋时期教会大学的顶尖代表，采用西方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推行“理论+临床”的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兼具扎实的专业知识与高尚的医德。在校期间，林巧稚深受协和医学院“严谨治学、救死扶伤”理念的影响，刻苦钻研妇产科专业知识，成为协和医学院首位获得“文海奖”的女生。毕业后，林巧稚留在协和医院工作，成为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林巧稚拒绝了国外的优渥条件，坚守国内医疗卫生岗位，创办了北京妇产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妇产科研究机构，主导了新中国妇产科医疗、教学与科研体系的建立。她一生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守护了无数女性与新生儿的健康，被誉为“万婴之母”；同时，她培养了大批妇产科专业人才，编写了《妇科肿瘤学》等重要医学著作，推动了中国现代医学的进步，为中国的医疗卫生转型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此外，协和医学院培养的吴阶平（泌尿外科奠基人）、齐鲁大学医学院培养的诸福棠（儿科奠基人）等人才，分别在泌尿外科、儿科等领域深耕，参与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升了中国的医疗水平，缓解了民生疾苦，推动了中国的医疗卫生转型。

4. 教育与文化人才：推动新中国教育与文化转型

北洋时期的大学，培养了一批“教育救国、文化报国”的宗师，他们后来成为新中国教育、文化领域的核心力量，推动了中国的教育与文化转型，延续了中国的教育与文化血脉。

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与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北洋时期，张伯苓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创办南开大学，推行务实办学、平民教育的理念，培养了大批服务社会的实用人才。张伯苓深受北洋时期“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教育氛围的影响，主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参与全国教育规划，主导私立大学的改造与发展，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他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推动了中国的教育转型，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朱自清是北京大学培养的文化巨匠。1920年，朱自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他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倡导白话文，投身现代文学创作与教育事业。朱自清的散文作品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也传递了对家国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新中国成立前，朱自清坚守教育岗位，在清华大学任教，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虽不幸病逝，但他的文学作品与教育理念，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与教育的宝贵财富，推动了中国的文化转型。

此外，梅贻琦（清华校长）、蔡元培（北大校长）等教育宗师，虽未直接参与新中国的教育管理，但他们在北洋时期奠定的办学理念（如梅贻琦“大师论”、蔡元培“兼容并包”），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借鉴；沈从文、冰心等文艺人才，分别在文学、散文领域深耕，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中国的文化转型。

（三）科技奠基：开启现代科研，支撑产业转型发展

北洋时期的大学，不仅是人才培养的阵地，更是中国现代科研的“发源地”，在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填补了中国科研领域的空白，为中国现代科技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支撑了近代中国的产业转型与社会进步。

北洋大学、南洋大学等工科高校，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工科实验室，开展铁路、矿冶、机械、电气等领域的应用研究，推动了实用技术的突破，为中国的工业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例如，北洋大学的土木系，开展桥梁工程研究，为京张铁路、钱塘江大桥等重大工程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持；南洋大学的电机系，开展电力技术研究，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力工业的发展，为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电力供应提供了技术保障；国立东南大学的农科，开展作物改良研究，推动了中国近代农业的进步，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作出了贡献。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综合性高校，开展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填补了中国基础科学的空白，为中国的科研转型奠定了基础。例如，北大物理系的饶毓泰，开展光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光学的奠基人；清华数学系的熊庆来，开展函数论研究，培养了华罗庚等一批数学人才，推动了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北大哲学系的冯友兰，开展中国哲学研究，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转型。

教会大学在医学、农学等领域的科研成果也十分显著，为中国的相关产业转型提供了支撑。协和医学院开展医学研究，推动了西医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提升了中国的医疗水平；金陵大学的农科，开展棉花、小麦等作物的改良研究，培育了优良品种，推动了中国近代农业的产业化发展；齐鲁大学的医学院，开展传染病防治研究，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些科研成果，不仅支撑了民国初期的工业建设、农业发展与医疗卫生改善，更奠定了中国现代科研体系的基础，推动中国从“技术引进”向“技术自主”迈出了重要一步，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与产业升级埋下了伏笔，支撑了中国的产业转型与社会进步。

（四）社会革新：引领文明进步，推动社会风尚转型

北洋时期的大学，不仅在思想、人才、科技方面推动中国转型，更在社会风尚、制度革新等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推动中国社会从“封建陋习”向“现代文明”转型，成为社会革新的核心力量。

在社会风尚方面，大学倡导现代文明，反对封建陋习，推动了社会习俗的革新。大学倡导男女平等，推动女子入学，如北大、清华等高校逐步招收女生，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推动了女性的解放与平等；倡导教育普及，推动平民教育，如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招收平民子弟，让高等教育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推动了教育的公平化；倡导文明生活方式，反对禁烟、禁赌、包办婚姻等封建陋习，通过学生运动、报刊宣传等形式，引导民众树立现代文明观念，推动了社会风尚的转型。

在制度革新方面，大学学者积极参与国家制度的设计与完善，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际结合，推动了中国现代制度的转型。例如，北京大学的胡适、傅斯年等学者，倡导“民主宪政”，参与民国初期的教育制度、司法制度改革，推动了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北洋大学、南洋大学的学者，参与工业制度、交通制度的设计，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与交通体系的建立；东吴大学的法学学者，参与现代法律制度的制定，推动了中国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型，为中国的制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在国家危难之际，大学还承担了“救亡图存”的使命。北洋时期，虽然军阀割据，但大学始终坚守办学，保存学术火种，培养了大批投身国家建设、反抗侵略的人才。这种“乱世守道”的精神，后来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宝贵财富，也为中国的救亡图存提供了精神支撑，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精神转型。

五、历史启示：北洋大学教育的价值与当代借鉴

北洋政府时期的大学教育，是“乱世育新机、动荡铸根基”的教育传奇，尽管存在诸多局限性（如经费不足、教会大学的宗教属性、区域发展不均衡等），但它在乱世中实现了突围，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对中国的转型实践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历史价值与经验，对当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守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守护大学精神内核

北洋时期大学教育的成功，核心在于确立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内核。蔡元培在北大推行的这一理念，让大学摆脱了政治的过度干预，成为思想创新与学术深耕的阵地，培养了一批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才。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当代高等教育应坚守学术独立的底线，避免过度功利化、行政化，为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宽松的环境；应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思潮的碰撞与交流，激发学术创新活力；应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现代人才，守护大学的精神内核。

（二）构建多元共生的办学体系，激发高等教育活力

北洋时期形成的国立、私立、教会大学多元共生的办学体系，打破了垄断，激发了竞争活力，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这一经验启示我们，当代高等教育应坚持多元办学，鼓励民间资本、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形成国立、私立、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共生的格局；应尊重不同类型高校的办学特色，避免“千校一面”，引导高校找准定位，打造特色学科，实现差异化发展；应推动不同类型高校的协同发展，加强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提升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激发高等教育的发展活力。

（三）立足时代需求，强化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北洋时期的大学，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聚焦实用学科，培养服务社会的人才，推动了国家转型。这一经验对当代高等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高校应立足国家发展需求，对接社会转型的痛点、难点，调整学科设置与人才培养模式，聚焦“卡脖子”技术、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领域，培养急需人才；应加强产学研融合，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让学术研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避免“空谈理论”；应引导师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传承“学术报国、教育救国”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强化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四）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夯实人才培养基础

北洋时期的大学，之所以能培养出一批顶尖人才，关键在于拥有一批留洋归来、兼具学术素养与教育情怀的师资队伍。胡适、梅贻琦、唐文治等学者，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理念与知识，更坚守“学术报国”的初心，推动了大学的革新与人才培养。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当代高等教育应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引进海内外优质师资，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学术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应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保障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办学自主权，激发教师的教学与科研积极性；应加强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培养教师的家国情怀与教育情怀，让教师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典范，夯实人才培养的基础。

六、结论

北洋政府时期，虽处于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乱世，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失序成为时代底色，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却实现了“乱世突围”，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发展：办学自主权得以彰显，“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成为常态；国立、私立、教会大学多元共生，办学格局日益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完成现代转型，培养了大批支撑国家转型的中坚人才；“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兼容并包”的精神内核确立，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的灵魂。

这些突破，让北洋时期的大学教育不仅奠定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制度框架与精神内核，更深度参与了中国从封建帝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实践，在思想启蒙、人才支撑、科技奠基、社会革新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周恩来、茅以升、林巧稚、钱学森等一批从北洋时期大学走出的人才，成为新中国创立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彰显了该时期大学教育的深远影响。

北洋时期的大学教育，是“乱世给了机会，学界抓住了机会”的典范，它打破了“乱世无教育”的刻板印象，证明了大学教育在国家转型中的核心作用——即便在最动荡的环境中，大学依然能坚守初心，成为思想启蒙的阵地、人才培养的摇篮、科技进步的引擎、社会革新的力量。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仅要明晰北洋时期大学教育的历史价值与贡献，更要汲取其宝贵经验，为当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在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应坚守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内核，构建多元共生的办学体系，立足国家需求、服务社会转型，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培育时代新人，让大学真正成为支撑国家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续写中国高等教育的辉煌篇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教育与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