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的亲情

芳华伊人

我于1978年年尾结婚。那时改革开放刚起步，国家和老百姓的小家都是普遍的贫困。结婚时，我的丰厚嫁妆是母亲送给的几床新被褥。双方老人都在农村，婆家也困难，老人为我们办完婚事已是用尽力气，没给我们分到什么家底，却分来结婚的债务。就这样，还不懂什么叫过日子的我们，担着债务过起自己的小日子。我们夫妻是两地生活，我在小城市工作，先生在家乡小镇上班。我们先是把小家安在农村，有了儿子后我带儿子住集体宿舍，但有太多的不便。后来几经周折，单位领导在被职工戏称“72家房客”的集体宿舍，先是分给我半间房，不足10平米，一年后又调到18平米的大房间。能带着孩子从集体宿舍分离，搬到属于自己的小空间，心里对单位领导充满了感激。小城与小镇之间距离不算太远，乘火车一天可以往返两个来回。先生一周能回来一两次，他要通勤，要在小镇吃住花销，要有人情往来，还要攒钱还债，所以，我们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俗话说，“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我的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可我的农村亲戚们比我还困难，虽然我穷在闹市，众亲戚们却都以我们为荣，三天两头络绎不绝来走动，家里亲情满满，热闹非凡。丈夫不在家，大多时候是我一人招待。我招待亲戚的标准是，不能吃太好，不是舍不得，是钱太紧张，但一定要让人家吃饱，而且态度要真诚热情到位，不能冷落人家。于是，我的热情得到众亲戚们的一致认可，大家越发来得频繁。看病的、办事的、买东西的，隔几天就有人来。亲戚们来了我就要像打冲锋一样大忙，陪亲戚们去医院看病，去商店买东西，然后去买菜买酒，再然后在厨房大拼。我家像饭店旅店，又像是医院和办事处，很少能过上个清静安稳的星期天。 那时，我工资不高，也就40多元，后来涨到60多元，还要惦记农村的双方老人，有时亲戚来看病钱不够用我得搭钱，药不能不买呀。所以我的工资必须算着花，没人来时，买菜我捡最便宜的，做饭从不做干饭，而且以面条为主，饭菜都有了，省钱省事又省时间。儿子的零食就是一毛钱一小袋的葵花籽。 刚攒下几个钱，亲戚们就又登门了，年复一年，走马灯似的。我二表哥的女儿，我叔伯妹妹淑美的女儿，我八侄女五弟的大女儿，这些亲戚们的孩子去大连开发区打工，我家就是中转站，大人们把孩子送来，又把所有的信任和嘱托交给我，转身走人。我担着厚重的信任和责任，必须对亲戚有个圆满交代，晚上陪孩子们说话，早晨又起大早让孩子们吃好饭，再陪孩子们到指定地点直送到汽车上，再气喘吁吁地去上班。长大的儿子曾问我：“妈，我小时候连幼儿园都没去。”听那话，很是遗憾。我说：“那时，哪有钱送你上幼儿园啊。”幼儿园费用大去不起，育红班的费用是幼儿园的一半，儿子的幼年是在育红班度过的。想想，觉得挺亏欠儿子。但那时没办法，我得时刻省钱为亲戚们的突然登门做好准备。其实，大家来的都不算多，每家一年就三两趟，有的就一趟，有的还不来，就是亲戚太多，你不来他来就不断流了。大家来都不空手，肩扛手提带来农产品。如果我正在上班，亲戚们就在门卫传达室等，同事们看见就扯着嗓子朝楼上喊：“小侯，你家又来人了，快下来！” 我下楼了同事小声问：“你家怎么老来人？你累不累啊？”“双方亲戚就我们在城里，来了不找我找谁？”我笑答。然后，乐颠颠地将亲戚领回家。 我对亲戚一视同仁。无论娘家还是婆家，没有厚薄远近之分，生怕人家挑出不是。1985年年底，我在新单位分到新楼房，因没钱装修家徒四壁就搬进住了，还是夫家大侄子再发来帮忙打了个简单木床救急。亲戚们你来我往看新房，都不习惯进屋换鞋，反正是水泥地，不换就不换吧。可是，有的亲戚随地吐痰，吐了还用脚撵。我不能说什么，只能笑容满面蹲到人家面前默默地擦干净。当然，随着时代变化亲戚们早已改掉了陋习，他们现在的新房与城市楼房一般无二，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我天生和善性格好，算是知老知少，得到公公（婆婆在我结婚前就已去世）的一再表扬，拿我当亲女儿一样，逢人就夸。公公越是这样，我越是积极表现，公公当然就夸得更多。尤其在我未见过面的叔伯舅公面前夸我：“我三儿媳妇可好了，一点架子都没有，你去吧。”自此后，家住农村的叔伯舅公翻山越岭三天两头来，每次来都给我带农产品，每次来，我都备好酒、菜、饭热情招待。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我知道农村老人不容易，我同情他们。我越是热情，老人家来的越是频繁，我因此更得紧巴巴的过日子。后来，情同手足的二大姑姐听公公讲了此事，就对公公说：“他三舅母也不容易，又是孩子又是来客，挣那几个钱好干什么？她还要上班，多累？告诉二舅以后别老去了。”后来，舅公就隔段时间来一次，几年后，许是年龄太大，就不来了。还是女人理解女人，我挺感谢我的二大姑姐，她知道我的难处。我那时真的挺难，但再难也不能对人说，一个人顶着，因为农村亲戚们比我更不易。但二大姑姐能如此理解我，的确让我深受感动。一直以来，我拿俩大姑姐当亲姐姐一样尊爱，她们拿我也当亲妹妹一样喜欢。没有血缘的亲情，让我十分感动和珍惜，这亲情一直在时空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