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铸新，宋元明清铜器展

知凡

　　上海的深秋，早上出门已经能够感受到丝丝凉意，只是挡不住诱惑，今天再次踏进上博东馆，去看“融古烁新”宋元明清铜器展。这个展览是由上海博物馆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展期2025年11月12日至2026年3月16日。

展览分为四个单元，分别是“崇古尊古、再塑三代”，呈现北宋政和四年铜牛鼎、北宋崇宁四年铜大晟钟等仿古礼器；“铸古维新、自成一格”，展出南宋铜琮式瓶、元代铜绳耳炉等兼具古韵与新功能的铜器；“永宣垂范、震古耀今”，展示明永乐铁鋄金银天杖、明宣德铜鎏金孔雀明王像等作品；“起居修道、古铜新意”，分“修礼参道”与“文人雅趣”两部分，展出明代雁形铜熏炉、明代胡文明制花卉纹铜炉等贴近生活的铜器。

本次展览总计约178件/组展品，基于上海博物馆馆藏，并汇集亚、欧、美三大洲多家重要博物馆馆藏，辅以同时期书画、陶瓷、珐琅器等，其中41件展品为首次公开展出。

　　博物馆正门大厅中央，陈列着三件汉白玉雕塑，雕塑为罗丹艺术中心（上海）提供。作为法国罗丹博物馆官方合作伙伴，罗丹艺术中心（上海）通过常设展"罗丹：现代雕塑的启承"，成为国内首个集结106件罗丹真迹的学术平台，以及融专业研究与大众美育于一体的城市艺术新地标。

　　《高原玛丽》，高161.5cm（1859年），英国雕塑家本杰明·爱德华·斯彭斯创作，罗丹艺术中心（上海）收藏。少女垂首而立，左手攥纱巾，右手持彭斯临终所赠《圣经》，裙畔刻苏格兰国花刺蓟。底座铭文“B . E . Spence . Fecit ./ Romae .1859”，佐证其罗马创作渊源。

　　《年轻的牧羊人》，高129cm（约1870年），雕塑家安东尼奥·博尔托内。意大利写实主义杰作，凝刻萨兰托牧羊少女与羔羊嬉戏之景。蕾丝头巾少女胸系束带，羊颈悬铃铛防走失。卡拉拉大理石的裙褶皱痕、羊毛肌理与少女娇憨神态精妙入微，展现19世纪意大利对民间生活的诗意升华。

　　《年轻男孩和他的爱犬》，创作者恩里科·帕齐（1818/1819–1899），意大利雕塑家。雕塑里的男孩原型是朱利奥·拉斯波尼，身世显赫，是拿破仑妹妹卡罗琳·波拿巴的曾外孙。这件作品创作于1881年，采用意大利顶级的卡拉拉汉白玉雕刻，打破了传统贵族肖像雕塑的庄严感，以男孩扯狗绳的顽皮姿态展现鲜活的个性。

崇古尊古 再塑三代

　　《铜牛鼎》，北宋政和四年（1114)，此鼎为宋徽宗祭祀太室（帝王宗庙）所铸重器。其三足形制与器身样取自周代名器"晋姜鼎"，而三足顶端的牛首装饰则源自10世纪汇纂的礼书《三礼图》。此鼎印证徽宗御作坊在严谨考据古器的同时，亦兼容时制元素，融铸古今礼法于一器。

　　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青铜豆，是全球现存唯一带确切纪年、是由皇家铸造且保存完整的宋代青铜豆礼器，是中国古代青铜礼器发展史上的稀世珍品。延续商周“豆”的经典礼器形制——上为深腹钵状盛食盘，中为镂空雕花高柄（校），下为圈足底座（镫），既复刻上古礼器的庄重感，又适配宋代祭祀礼制。现收藏于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

　　《铜大晟钟"夹钟》（改铭大和），北宋崇宁四年（1104)造，金大定十四年（1174）改铭，上海博物馆藏。原铸“大晟”（乐署名称）款识、“夹钟”律名及“崇宁四年造”纪年。靖康之变（1127年）后，因“晟”字犯金太宗完颜晟名讳，遂对宋代“大晟钟”进行改制，磨去部分北宋“大晟”款识，在钟体对应位置补刻“大和”铭文，同时完整保留“夹钟”核心律名，形成“宋铸金改”的独特痕迹。“大晟钟”经战乱流失，如今海内外存世仅25件左右，其中改铭“大和”且保留明确铸造、改铭纪年的不足5枚，上海博物馆这件因“纪年完整+状态完好+铭文清晰”，成为同类文物中的顶级珍品。

　　《鎏金仿古铜“姑洗”钟》，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是乾隆朝仿古礼器的经典之作，入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乾隆帝痴迷三代（夏商周）礼乐制度，在位期间复刻了整套“中和韶乐”编钟，这套编钟共16枚，对应古代“十二律吕+四清声”，“姑洗”是其中代表仲春之律的一枚，专用于祭祀、朝会等重大典礼。

　　《昆山县学铜簠》，铸造于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1991年大英博物馆以布鲁克·塞维尔（Brooke Sewell）遗赠资金购藏。这件铜簠是学宫祭祀“至圣先师”孔子的专用礼器，配套使用的还有鼎、簋、笾、豆等，构成完整的祭祀礼器组合。铜簠整体呈长方形，器身与器盖对称，口沿饰回纹，盖顶铸“山形钮”，下承方座，符合《三礼图》中“簠方、盛稻粱”的礼制规范。

　　《铜山尊》（1736-1795年），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是清宫造办处为紫禁城重要祭祀、陈设场景打造的礼器，属于乾隆“仿古亦创新”、“师古不泥古”的代表。古尊上部仿商代觚形尊的敞口收腰，中部借鉴西周尊的鼓腹造型，盖钮与器身“山纹”呼应名称“山尊”；整体呈三段式结构，比例规整、层次分明。

　　《忠武王张柔家庙铜豆》（1350年），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张柔（1190-1268）是金末元初的重要将领，归降蒙古后屡立战功，参与营建元大都，去世后获赠太师、谥武康，延祐五年被追封为汝南王，赐谥“忠武”，这件铜豆是其家族为祭祀他所制的家庙礼器。铜豆是中国古代典型的青铜礼器与食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陶豆，商周发展为青铜材质，主要用于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在祭祀、宴飨等礼仪场景中使用。

　　《太平州学铜爵》（1127-1279年），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爵是古代“五爵六尊”祭祀体系中最核心的饮酒/献酒器，南宋文庙“释奠礼”中，铜爵用于向孔子神位献酒，是祭祀仪式的核心礼器。太平州学铜爵为“学宫标配”：宋代规定府州学祭祀需用“三爵”（初献、亚献、终献各用一爵），这件是其中之一，配套使用的还有鼎、簋、笾等，构成完整的祭祀礼器组合。

　　《铜簋（guǐ）》，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铸造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这件铜簋主体为圆形器身、圈足底座，器壁分层饰回纹、夔龙纹等仿古纹样，线条规整且层次饱满。双耳为兽首衔环，既贴合商周簋的经典设计，又在兽首细节刻画上融入清代写实风格。器盖增设云纹形钮饰，突破商周簋盖“直钮/圈钮”的传统，强化了陈设美感与宫廷审美特征。

　　《铜铏（xíng）》（1736–1795年），是清代宫廷仿古青铜礼器中少见的“食器类”精品，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铏是中国古代用于盛放羹汤的礼器。整体器型饱满对称，金属质感温润，铸造工艺采用失蜡法，兼顾仿古形制与清代审美细节。

　　《铜象尊》和旁侧的《铜牛尊》（成套器物），二者均为故宫博物院馆藏、铸造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

铜象尊整体为写实的大象造型，象身健硕、五官刻画细腻，象背承托带盖的尊体（传统盛酒器形制），器物通体饰有仿古纹样，衔接处工艺精湛。

铜牛尊，，整体造型饱满、纹饰华丽，与象尊风格完全统一。大象象征“太平有象”，是皇权稳固、天下太平的寓意；而牛象征“吉庆有余”“五谷丰登”，契合乾隆朝对国泰民安的祈愿。

《铜牛尊》，清乾隆（1736-1795)，故宫博物院藏。此尊以瑞牛为主体造型，牛角、牛首、牛身纹饰刻画细致，铸造精美，器型稳重古朴。其体小温顺，四肢短小，细尾下垂，身饰卷草纹。头顶弯月，背驼葫芦形宝瓶，瓶身饰夔龙纹以及四条凸起的火焰棱，瓶盖有宝珠形钮，盖可打开，盖内有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款识。此尊原陈设于太庙，每年孟春祭祀时用于盛酒。

　　《铜山尊》，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故宫博物院藏。器物由宋徽宗赵佶亲旨督造，作为方泽坛（地坛）的祭地礼器，是宋代重建礼乐制度、追慕三代礼制的核心物证。形制是三段式筒状尊（广口、鼓腹、圈足），整体仿商周“觚形尊”样式，器身设4道纵向扉棱（上端齐于口沿），强化庄重感；高29厘米，口径17.4厘米，重5.4kg，比例规整。通体分层饰纹：口沿下为仰叶纹，颈部为垂首弓身小蚕纹，腹部与圈足饰兽面纹，地纹铺细密云雷纹，既追摹商周青铜器的“狞厉之美”，又带有宋代仿古铜器“形似神异”的特征。

　　《淮海书院铜鼎》，元代（1324年），上海博物馆藏。仿商周圆鼎经典样式，采用“立耳、深腹、圆柱三足”的基础结构，但线条更简洁——双耳为素面直耳（无纹饰），腹部仅口沿下饰一周浅浮雕纹样，三足为光素圆柱足，体现元代铜器“仿古而简化”的风格。

　　《铜磬》，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上海博物馆藏。磬为古代“八音”中的“金”类乐器，这件铜磬延续商周石磬的“倨句（折角）”造型（呈L形/折角形），器身布满仿古纹饰（饕餮纹、夔龙纹、云雷纹等），既复刻古制，又符合明代“复古尚礼”的审美。

　　《商妇甗（yǎn）》（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是商代极具代表性的青铜炊礼器，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甗是中国古代的“蒸锅”，整体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zèng）（盛食物），下部为鬲（lì）（盛水），中间有带孔的箅（bǐ）通蒸汽，原理与现代蒸锅完全一致。商代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期，早期青铜甗数量稀少，晚期才大量出现。这件商妇甗是商晚期青铜炊器的标准形制，也是中原青铜文化的核心物证。

　　《仿古铜甗》（1127–1279年），收藏于四川彭州市博物馆，是南宋“复古”风潮下极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整体为甑、鬲分体式结构，上部甑体饰满乳钉纹与几何纹，两侧有直立方耳；下部鬲体三足支撑，饰兽面纹，整体严格复刻商周青铜甗的经典样式。

　　《龙纹铜投壶》，明（1368-1644)，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藏。这件投壶器身满布高浮雕云龙纹，龙身盘绕器腹，须发张扬，鳞爪分明，堪称明代投壶典范。投壶是中国古代宴饮时的礼仪游戏，宾主将箭矢轮流投入壶中，投中多者为胜。史籍中有关投壶的最早记载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考古学的证据也可以说明投壶在春秋时已经存在。直至宋明两代，投壶游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明代时，投壶招式多达一百四十余种，不仅持续流行于上层社会，同时进一步通俗化，走入市井之中。

铸古维新 自成一格

　　《铜琮式瓶》，南宋（1127-1279)，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此件器物所模仿的对象并非上古青铜器，而是来自新石器时代的玉琮，保留了玉琮内圆外方的形制，将其重新诠释为青铜花器。此青铜瓶以螺旋方雷纹填饰，并辅以波浪纹、卷云纹等同期流行纹样。除青铜外，同时期还有以陶瓷制作的琮式瓶，展现了材质转换带来的装饰革新。

　　明弘治七年（1494年）的《铜兽耳瓶（左侧）》和明代《青花兽耳瓶（右侧）》，现均收藏于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

这件铜兽耳瓶器型是典型的玉壶春式，束颈、垂腹、圈足外撇，整体线条流畅又稳重。两侧为兽首（螭龙或狻猊）衔活环耳，复刻了商周青铜礼器的兽耳特征，贴合明代瑞兽装饰的审美。

青花兽耳瓶的器型高大饱满，整体比铜瓶更显厚重；双耳是螭龙形衔环耳，和铜瓶的兽耳设计形成呼应。瓶身满绘青花缠枝花卉纹，颈部搭配蕉叶纹、回纹，口沿处还有青花文字款识。纹饰繁而不乱，青花发色浓艳，既体现景德镇窑的制瓷水准，也融合了伊斯兰文化（青花钴料）与中原传统纹饰。

　　《龙纹兽耳衔环铜瓶》，元代（1271–1368年），大英博物馆藏。整体仿汉唐铜壶形制，颈部设兽首衔环耳，口沿饰回纹，腹部浮雕龙纹，圈足矮而规整。器型相比宋代更粗犷厚重，龙纹的鳞爪、兽首的轮廓刻画简洁有力。腹部龙纹为元代典型的“三爪龙”，龙身矫健、线条奔放，体现蒙古草原文化的审美取向；兽耳衔环延续中原传统礼器元素，回纹则寓意“连绵不绝”。元代游牧文化的粗犷纹饰风格，是蒙汉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

　　《仿古铜三足瓶》，南宋（1127-1279)，1996年四川彭州窖藏出土，彭州市博物馆收藏。此瓶造型奇特，整体呈现壶的形态，而三足则由青铜器中的鼎、鬲类移植而来。纹饰中的兽面纹、鸟纹、云雷纹等应取材于青铜器，而窗棂纹、水波纹则受到金银器和瓷器的影响。整体由两个可拆分的部分组成是本器的又一特点，拆分开来的下半部分还可以当作"鼎"来使用。因此，本器可以作为宋代仿古风尚与当时流行工艺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器。

　　《仿古铜三足瓶》，南宋（1127-1279年)，彭州市博物馆藏。此瓶颈部细长，腹部圆鼓，下接三个中空的兽蹄形足。以六个变形兽面纹为中心，两扉棱之间为一整体相连的兽面纹。该器造型奇特，整体可拆，拆分开来的下半部分还可以当作"鼎"来使用。因此，本器可以作为宋代仿古风尚与当时流行工艺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器。

　　《景德镇窑青花瓷蕉石花果纹盘》，元代（1271-1368），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代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成功烧制出成熟的钴料青花瓷器，结束了此前瓷器"南青北白"的格局。此件形制为菱口（花口）折沿盘，这种器型既保留了中国传统瓷器特征，也适配当时海外贸易（尤其是中东地区）的使用，是元代外销瓷的典型器型。

　　《宜子孙双鱼铜洗》，汉代（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上海博物馆藏。是汉代民间最具代表性的生活与祈福类铜器。形制宽折沿、浅腹、平底，盆底浮雕“双鱼纹”，为汉代平民与贵族都常用的生活铜器。

　　《莲池水禽纹铜盆》，元–明时期（1271–1644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铜盆宽折沿、浅腹、平底的圆形。盆底“莲池水禽纹”，荷花象征“清廉、高洁”，水禽/鸳鸯寓意“和美、吉祥”，整体营造出“荷塘清趣”的雅致意境；盆沿缠枝花卉纹则寓意“连绵不绝”。

　　明代晋府造《嵌金银铁方耳瓶》，现藏故宫博物院。器型为方耳、圆腹、圈足，瓶身嵌金银饰蕉叶纹，金银与铁胎对比鲜明，视觉效果华丽。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胡文明制《鎏金铜觚》，现收藏于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此展品以仿古变形饕餮（兽面）纹为主，分布在觚腹、圈足，保留商周兽面纹“双目圆睁”特征，线条更柔化，以珍珠锦纹为地纹增强层次感。长颈处饰蕉叶纹，纵向方棱棱面刻回纹，均为商周青铜觚经典纹样的明代复刻。胡文明风格偏繁复华丽，区别于明代素雅铜炉，既存古意又显晚明工艺精致。

《狮盖铜香炉》，明代（1368–1644年），上海博物馆藏。整体为“鼎式炉”造型：双耳（朝冠耳/冲耳）、深腹、兽蹄三足，炉盖顶端塑雄狮钮。.狮钮是明代铜炉的经典装饰，狮子在传统文化中象征“威严、祥瑞、守护”，搭配鼎式炉身，既延续了上古礼器的形制，又融入明代吉祥文化的审美。

　　《仕女投壶白蜡插屏》，清代（1644–1911），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插屏主体为锡质，搭配黄铜镶嵌纹饰，是极具代表性的清代案头陈设文物。摆放在桌案上，既可用作装饰，也能分隔案面、遮挡灰尘或调节视觉。画面中的“投壶”场景，印证了投壶从商周射礼演变而来、成为唐宋至明清宴饮娱乐活动的历史脉络，也反映了清代上层女性的休闲生活风貌。

　　明代佚名《十八学士图屏（棋图）》，现藏上海博物馆，属四扇屏条中的“棋”主题单幅，描绘的是十八学士博弈对弈的场景，还原明代文人雅集的生活风貌。虽无作者款识，但笔墨技法符合明代中晚期人物画特征，线条工细、设色古雅，是代文人雅集文化、人物画技法的重要实物。

　　清道光十九年（1839）《六舟手拓齐侯罍铭文卷》，现藏上海博物馆。六舟即清代僧人达受（1791–1858），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拓碑高手，擅长“全形拓”（将青铜器的立体形态+铭文完整拓印在纸上），这件手卷是他的代表作。六舟的“全形拓”技艺堪称晚清一绝，这件拓卷精准还原了齐侯罍的铭文与器型，是金石拓本中的精品。

永宣垂范 震古耀今

　　《铜鎏金孔雀明王像》，明宣德（1426-1435)，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此像表现的是孔雀明王，中土佛教中为消灾除毒之本尊。孔雀是祥瑞之鸟，不畏蛇虫等毒物，解毒其羽毛作为装饰，可以驱邪、护佑。孔雀明王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社会尤其民间有着重要地位。此密教造像融合汉藏元素：汉传孔雀明王多一面四臂，藏传则鲜见骑孔雀。而此尊造像中，孔雀明王三面八臂，骑孔雀状。精湛的宝冠璎珞錾刻与孔雀翎毛写实刻画，彰显明代铸铜巅峰技艺。

　　明永乐《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现藏大英博物馆。佛像为结跏趺坐姿态，背光与莲座满饰繁复缠枝纹。面部方圆饱满、衣纹流畅简洁，既保留印度/藏传造像的神韵，又融入中原审美，是大英博物馆藏中国明代造像的核心藏品。

　　明宣德《铜鎏金释迦牟尼佛立像》，现藏法国赛努奇博物馆。佛像为立姿，右手施“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衣纹线条流畅贴体，莲座为覆莲式，体现宣德朝宫廷造像的精细风格，是赛努奇博物馆藏中国明代造像的精品。

　　明永乐《铜鎏金舒相坐菩萨》，现藏上海博物馆。 形制采用“舒相坐”姿态，铜胎通体鎏金，鎏金层厚且色泽莹润。菩萨的璎珞、莲座等细节錾刻精细，精工华丽。兼具汉藏艺术风格。作为永乐朝宫廷造像精品，代表着明代金属造像的最高工艺水准，是上海博物馆藏造像类文物的核心藏品。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明代《铜鸟形尊》，仿商周青铜鸟尊形制，整体为立鸟造型，尊口设于鸟背。通体铜制，鸟身饰仿古兽面纹/羽纹，线条简洁古拙，体现明代仿古铜器“取其意而略其形”的审美特点。

　　明代《麒麟形铜镇纸》，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形制为蹲踞姿态的麒麟造型铜镇纸，通体青铜质地，鳞片以细密錾刻工艺打造，鬃毛/尾部饰阴刻火焰纹。铜合金配比契合《天工开物》“铸鼎铜”配方，工艺水准极高。麒麟作为“四灵”之一的瑞兽，象征祥瑞、仁德。

　　《鎏金卧兔衔灵芝铜镜架》，明代（1368–1644年），首都博物馆藏。兔首微侧、双耳修长，口衔卷曲灵芝纹，体态饱满圆润，线条流畅自然；兔背设卡槽/支架结构，是承托铜镜的专用器具。兔在传统文化中象征“吉祥、长寿”。

　　南宋（1127–1279年）《水禽型（鸭形）铜镶金银觥》，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整体仿生鸭形，鸭首为流（出水口）、鸭身作器腹、鸭足为足，背部设敞口（注水/置物口），体态饱满，比例协调；鸭首、羽翼、足部的细节刻画逼真，宋代版本为酒器（觥）。

　　《铁鋄金银天杖》，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现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藏传佛教密宗的顶级法器。1413年迎请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得银协巴入京，此天杖大概率是当时宫廷赏赐藏地宗教领袖的法器，同类器物现存拉萨大昭寺。此杖通高43.2厘米，宽/深均为7.6厘米，杖体分三段：顶部为五股金刚杵，中部镶嵌骷髅头与双面人首，底部为覆莲座宝瓶。杖身纹饰融入尼泊尔兰扎体梵文咒轮风格。此并非普通权杖，而是藏传佛教密宗“施身法”“火供仪式”的专用法器：火供时用于向火中投放酥油、谷物等供品，象征将物质转化为纯净能量；施身法中需倒持敲击人骨法器，寓意“警醒痴愚、破除证道障碍”。

　　《玉雕仿青铜鱼凫壶》（1736-1795），现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双耳为兽首衔活环样式，腹部浮雕鱼、凫（水鸟）纹样，底部亦有兽首衔环装饰。“鱼凫”是古蜀文化的重要符号（传说中蜀国开国君主鱼凫氏），也象征“鱼跃鸢飞”的吉祥寓意。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清代《仿古纹铜方壶》。器型为方口、束颈、鼓腹、方足。壶身满兽面纹、回纹、蕉叶纹等商周经典纹饰。1897年由张荫桓捐赠，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早期入藏的中国清代铜器。

　　《赐瞿昙寺鎏金铜瓶》，铸造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收藏于青海省博物馆。瞿昙寺作为明代西北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长期受明王朝扶持，这件铜瓶是中央与地方宗教、政治往来的实物见证。铜瓶通高79.2厘米，口径28.6厘米，腹径46.1厘米；器型为盘口、束颈、垂腹、高圈足，颈部饰云形连套活环双耳，整体硕大厚重、造型规正，兼具商周青铜器的古朴与明代皇家器物的恢弘。

　　左侧那件偏红铜色、体型较小的器物 → 明代嵌银丝兽面纹鼎式炉，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右侧那件鎏金+珐琅彩、体型更大的三足鼎形器物 → 清乾隆掐丝珐琅仿古铜香鼎。1881年由斯蒂芬·惠特尼·菲尼克斯遗赠入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赐瞿昙寺鎏金铜炉》，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青海省博物馆藏，是明成祖朱棣赏赐给青海瞿昙寺的皇家礼器。瞿昙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重要寺院，明成祖为巩固西北边疆、笼络藏地政教势力，特赐这件鎏金铜炉。形制为仿宋元“鼎式炉”样式，折沿、冲天耳、鼓腹、兽蹄形三足，整体比例饱满大气，永乐朝器物风格。

起居修道 古铜新意

　　陈彦清造款的《鎏金铜老子像》（1438年），现收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明清道教造像的经典代表。通体采用铜鎏金工艺，鎏金层饱满厚重，历经数百年仍光泽鲜明；老子呈端坐姿态，面容饱满、长髯飘逸，头戴道冠，身着宽袖道袍，衣纹线条流畅自然，整体神态庄重且具儒雅的智者气质。

　　《雁形铜熏炉》（1368-1644)，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汉代雁形香炉原型的特点是带透雕顶盖，宋代之后雁形香炉鸟背几乎为实心，因此大部分烟气需从张开的鸟喙中散出。这件明代雁形铜熏炉铸工精湛，肌理写实，彰显明初宫廷审美新趋。香烟自鸟喙徐徐吐出，巧妙融合自然主义、装饰细节与历史追慕。其造型既呼应汉代原型，亦复兴13-14世纪仿古传统，终成明代铜器艺术之巅。

　　《星斗纹天一山人铜丹鼎》，清代中晚期（乾隆至光绪年间），属民间铸造的文房/佛堂用香具。它仿商周方鼎形制，炉身饰按星象排布的乳钉纹，配兽首衔环耳、兽蹄形四足，炉口设镂空炉盖。通体呈深褐色包浆，工艺上以手工錾刻为主，风格仿古却简化，兼具礼器象征意义与实用价值。

　　《元代双螭铜洗》（1271-1368)，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洗"是古代的水器，类似现代的洗手／洗脸盆，宋元时期也常作为文房用具（笔洗）使用。器身两侧的螭龙是元代仿古铜器的标志性元素，元代螭首最"型的特征是"长舌卷曲"，既起到装饰作用，也形成颈部与腹部的视觉过渡，体现元代“法古而不泥古”的艺术创新。

　　元代《狮形铜熏炉》，现藏福建博物院。整体为瑞狮造型的铜熏炉，狮身中空可焚香，通体青铜质地，表面有自然铜绿锈迹。狮子造型体态矫健、线条粗犷朴拙，属元代铜器的“浑厚简约”风格。

　　元代铜双蟹，现藏福建博物院。形制为双蟹连体的仿生铜器，蟹的螯、足、壳等细节复刻逼真，体现元代写实的仿生工艺水平。蟹在传统文化中寓意“和谐”“八方来财”。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明代《双孩形铜纸镇》，属文房镇纸，压固纸张用。通体铜制，双孩童嬉戏缠绕的立体造型，姿态生动，融合“多子多福”吉祥寓意。是明代文房“实用+赏玩+祈福”的典型。

　　明代《甪端铜熏炉》，现藏上海博物馆。甪端（神话瑞兽）造型的铜质熏炉，炉体中空可焚香，烟气从甪端口部散出。通体铜制，兽身纹饰（鬃毛、卷云纹）刻画精细，体态雄健、神态威严。甪端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祥瑞、智慧、护佑”，常作为帝王御用陈设器。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明代《景德镇窑青花瓷兽炉》，整体为瑞兽（甪端/狻猊类）造型的香薰炉，兽口为出烟口，是明代文房/厅堂焚香的实用+陈设用器。兽身满饰缠枝纹，青花发色浓艳，釉色莹润。瑞兽造型采用圆雕工艺，体态饱满、细节生动，体现明代景德镇窑仿生瓷塑的高超水准。

　　这组文物是明代（1368-1644）《花卉纹铜炉》与《花卉纹铜炉》，前者现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者现藏上海博物馆，是明代松江派铸铜名家胡氏父子的经典作品。胡文明：明万历年间松江（古称"云间"）铸铜名匠，其制炉被时人称作"胡炉"，工艺上擅长冷作錾花＋鎏金，与宣德炉"光素朴实"的风格截然不同，以纹饰繁复、鎏金华丽为特色，且技艺"誓不传他姓"，仅家族传承。

　　《法国錾刻花卉纹铜炉》，清代（1644–1911），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錾刻为西方金属工艺的经典技法，通过錾刀在铜胎表面敲击、雕刻出立体的花卉纹样，与中国传统铜炉的铸造、失蜡法工艺有明显区别。在风格上，器物形制（双耳、敛口、鼓腹）借鉴了中国明清铜炉（如宣德炉）的经典造型，但纹样雕刻技法、花卉表现形式带有鲜明的法国洛可可/新古典主义金属工艺特征，是中西工艺融合的典型。

　　胡文明制《鎏金飞龙纹铜炉》（1368-1644），现藏上海博物馆。此炉器型仿效商周时期的铜簋，半环形兽耳，下有小珥的细节，细致到位。规矩宛若形式化的海浪，在浪花中升起的跃龙、飞鸟与天马，在金光灿灿的鎏金效果中，增添贵气与风采。底部有款识"云间胡文明制"。"云间"是松江府的别称，今属上海。

　　《法国仿乾隆洒金铜双》，19世纪晚期，大英博物馆藏。这件洒金铜双凤壶在19世纪由法国制造。法籍意大利收藏家赛努奇入藏乾隆双凤壶后，邀请当时的法国设计师参考仿制，因此有了这件惟妙惟肖的法国制造中国仿古铜，可见当时欧洲对乾隆铜器的喜爱。

双凤壶鼓腹、长颈与撇口的造型多见于陶瓷而非铜器，但器身装饰的几何纹仍隐约带有古意，泼洒式的鎏金工艺则首见于明代。高浮雕的双凤首其具体图式并无先例，堪称乾隆时期发展出的古意和新奇的混合风格。

　　《掐丝及内填珐琅缠枝莲纹炉》，明代（1368–1644），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主体以经典的“孔雀蓝”珐琅釉为底，搭配红、黄、蓝、白等色彩的缠枝莲纹，鎏金线条勾勒轮廓，尽显华贵。仿古代青铜鼎的三足、双耳造型，是明代宫廷及贵族常用的香具，主要用于焚香、陈设，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缠枝莲纹是明清珐琅器的经典纹样，寓意“连绵不绝、吉祥富贵”。

　　《潞王铜鼎》，明崇祯九年（1636)，故宫博物院藏。这件铜鼎为圆形，短颈，鼓腹，双立耳，四扁形兽足。器外底有阴铸篆体铭文，字口填漆。方款为"敬一主人"四字，边款环以"大明崇祯玖年潞国制肆拾器"字样。此鼎融三代礼器的造型、纹饰于一体，把方鼎的四足移到圆鼎上，同时采用扁平外撇的兽足替代圆而直立的柱足或蹄足，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圆鼎三足而立的形式，完成了造型上对方鼎和圆鼎的双重模仿。

　　明代《狮盖铜香炉》，现藏上海博物馆。炉盖为戏球雄狮造型，饰八卦纹、回纹等辅纹，镂空设计可散烟，是明代文房/厅堂焚香的实用陈设器。狮子戏球寓意“事事如意、祥瑞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