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你诵）生活笔记：五零后的特殊记忆

于潭(闫驱)

　现在，纪念章收藏已经成为收藏品的大项之一。网络上常有藏家展示林林总总的纪念章品种，不禁想起当年的纪念章收藏经历。

我对那十年的各种纪念章十分熟悉，包括材质、产地、风格、年代和工艺如数家珍。偶尔看到有假冒同时期纪念章出现在网络拍卖时，便会嗤之以鼻。其实，所谓的“那十年”落实到纪念章生产，只有两年多一些时间。到一九六九年春天，大范围的纪念章生产戛然而止。

鉴别纪念章的新老十分简单，凡粗制滥造的纪念章一定是赝品。“那十年”的纪念章自始至终是精益求精的工艺典范，凝聚着人们对伟人的热爱和社会严苛的政治要求。对此，当代年轻人是无法理解的。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份开始，全国学生们大串联的浪潮日益高涨。各地生产的红色圣地纪念章和伟人像章，也随串联的学生们流动起来。北京出现多处自发形成的纪念章交换场所，从早到晚，人山人海。

　　六六年初秋。前门廊坊三条东口，一座临街的半圆形二层灰砖楼。楼房门口挂着块木牌，写着：北京红旗证章厂。

清晨，廊坊三条的居民刚刚起床，忙着倒尿盆、劈劈柴点燃煤球炉子。浓浓的尿骚味，木柴的清香味裹着青色煤烟滚动在窄窄的胡同里。

证章厂门口，排了一夜队的人们也都开始活动筋骨。油饼、豆浆是没有的，大家把随身带的干粮干巴巴地塞进嘴里。这天是红旗证章厂第一次对外发行伟人像章，南城孩子们得信儿早，头天晚上便结伴来到这里。我们一伙儿四个人，没有吃的东西，只好饿肚子。

工厂门口挂出小黑板：一次限购十枚。

八月，带着袖章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涌入北京。北京的学生也争先恐后地走向外地。学生们一进一出，北京城里就多了很多新鲜玩意儿：江西的翘屁股公共汽车，云南的草鞋和成堆的柿子皮散落在街上。（南城胡同的孩子们第一次知道吃柿子削皮）

最吸引孩子们的还是各地学生胸前戴的像章和红色地名章：韶山、延安、井冈山、遵义、瑞金、雨花台、英雄塔山等等。形态各异，五颜六色的纪念章是当时人们的最爱。为得到一枚韶山纪念章，我甚至给湖南的红卫兵倒过尿盆。但是，他们可以送给我们柿子和草鞋，唯独不送纪念章。

外地学生们最喜欢北京红旗证章厂出产的红色头像章。他们说：可以用北京的头像章交换韶山纪念章。为此，我们饿着肚子在证章厂门口苦守一夜。

三分钱一枚的像章，十枚三角。钱是四个孩子集资凑的，每人平均拥有两枚半像章。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四个人终日出没在京城的几处纪念章交换场所。

很快，我们发财了。一枚小像章换五枚地名纪念章。五枚小像章换一枚稀有的纪念章。一枚稀有的纪念章换五十枚北京小像章。不久，我们已经有了近百枚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纪念章。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四个孩子坐在一起，平分家底，分灶单干。

由大串联传播开的革命圣地纪念章是那个时期的珍品。六六年八月到六七年底。大串联催生出北京街头的纪念章交换市场。前门楼子东南角，西单南口，北京火车站站前西北角等地方是主要交换场所。那年，我十三岁，在交换市场算跟屁虫一类。至今还记得当年北京纪念章交换场所的著名人物：前门的小日本，北京站的坛子，西单的大龙。

纪念章交换有严格的计算规则，大家都以北京小红像章为标准：一面天津红旗纪念章换五个小红像章。一枚北京模具厂产的东方红纪念章换三十枚小红像章。一枚菱形遵义纪念章换五十枚小红像章。

除红色纪念章之外，还有更稀有的纪念章被当时的人们寻找：第一届亚非拉大会纪念章和六五年世界物理大会纪念章。这两枚纪念章分别以二百枚和三百枚小红像章为交换值。 只可惜从未见过它们的尊荣，直到现在我还在寻找。

到六六年底，几乎每天盈利都在二十个小红像章以上。短短几个月后，我拥有的各类纪念章已经别满两块毛巾。由于换纪念章在胡同名声在外，经常有人参观我的藏品。

北京、上海、武汉是全国纪念章的生产中心。只要有新品纪念章露面，几天后便出现在我手里。那时的火车司机群体是纪念章异地传播的快手。发现商机后，我翻墙进入北京火车站，登上火车头。曾经一次出手两百枚小红像章，换回一百枚湖北火炬纪念章，仅此一次获得两百枚小红像章净利润。很长一段时间里，乱哄哄的北京火车站候车大厅和出气冒烟的火车头驾驶室，成为我的主战场。

交换市场最活跃的人群是既无课可上，又无事可做的在校老三届人群。这些人不参加运动，终日待在家里，出于对红色信仰的追求，把参与街头交换纪念章作为唯一可为的事情。自六七年底开始，老三届陆续奔赴广阔天地插队落户，自发的纪念章交换场所也就逐渐消失了。

　　这里选择几枚有代表性的纪念章（六十年过去，还是统称纪念章为好。）供收藏者借鉴。现在市场仿品的制作工艺十分粗糙，尤其面部细节表现的不如人意。

遵义纪念章是到遵义学生们的最爱。为得到一枚纪念章，有些学生等候在驻地很长时间。

“菱形遵义”是那时遵义当地发行纪念章的珍品，数量稀少，各地串联学生是得不到的。

瑞金地处闽西南偏僻山区，各地学生到访瑞金需要几换交通工具，甚至是徒步行走。因此，瑞金纪念章在当年是凤毛麟角。

“南京旗子”是江苏省的代表之作。

“北模东方红”是北京模具厂独家产品，生产数量有限。六六年冬天，一枚“北模东方红”换三十枚小红像章。当时，一枚北京证章厂的小红像章售价三分钱。1.5元在那个时期，不是小数目。

此枚像章简称“通讯兵”，是部队最早生产的像章。

“北证工代会”纪念章是企业派系推出的首枚作品。那时的企事业单位都分为对立两派，双方面对行政管理权而剑拔弩张。

此枚像章被称为“披肩”，是一九六七年被追捧的神品。

六七年夏天，由总政治部颁发的军人套章只为现役军人佩戴，犹如领章帽徽一般，老百姓无法获得。

从六七年秋天，军科院的这枚制作精巧，体型硕大的“安源”像章开始，像章直径越来越大，数量也越来越多。

六七年夏天，上海推出大型彩漆章。

六七年春天出现的“毛列”像章，在当时十分稀少。

　五十多年前收藏的二百枚纪念章中，还有三十几枚前苏联纪念章。

九二年前苏联解体，有驻华使馆人员在潘家园旧货市场的僻静处，摆摊卖旧货。我把其 中三十几枚列宁纪念章，以一元一枚的价格全部收下。 此期间，也见到过前民主德国驻华使馆人员摆摊卖旧货。

前苏联生产的纪念章工艺精巧，配色舒服，材质细腻，足以证明其工业基础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