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彰华彩”古代金器展

宝儿

经数日不懈努力，这篇关于展览金器的文章终于完稿。在这期间，我仿佛进行了一场与历史的深度对话——为了准确呈现每一件金器背后的故事，我查阅了大量史料，对文中出现的人和事都逐一查证，并用黄色标记作了简单介绍。

当然，这篇文章呈现的只是这次展览的部分珍品。这些静静陈列的黄金器物，不仅闪耀着工艺之美，更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它们背后的故事，有些已被我们知晓，有些仍在等待被更深入地发掘。

由于个人学识所限，文中难免会有疏漏或值得商榷之处。在此特别恳请各位家友不吝指正，您的每一条建议都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和肯定。让我们通过这些璀璨的金器，共同走进那段流光溢彩的历史。

首都博物馆举办的“金彰华彩”古代金器展，是一个专门展示古代黄金工艺与文化的精品大展。简单来说，它就是一场让你大开眼界、金光闪闪的豪华盛宴。

这个展览主要展出了来自中国南北两地、跨越多个朝代的珍贵古代金器。你想啊，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那些王公贵族们使用的精美黄金物品，比如首饰、配饰、生活用具甚至一些宗教法器，都汇聚在这里了。展览不是把东西随便摆出来，而是精心分成了几个部分，带你看看北方草原民族风格的金器是多么的豪迈粗犷，而中原和南方地区的金器又是何等的精巧细腻。通过这些闪闪发光的文物，你不仅能直接感受到古代工匠登峰造极的手艺，还能窥见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以及不同地域和文化之间是如何通过黄金艺术进行交流的。

这次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金彰华彩”金器，其核心展品其实都来自于一个著名的私人收藏——梦蝶轩。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 earlier (之前) 就已经与梦蝶轩合作，举办过一个非常大型且同名的“金彰华彩”特展，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关注。

具体展出的东西非常丰富，有贵族佩戴的金冠、项链、手镯等首饰，做工精细到让人惊叹；还有各种生活用的器皿、马具上的装饰，以及带有宗教和礼仪色彩的文物。每一件都展现了古代工匠高超的技艺，比如掐丝、累丝、錾刻、镶嵌等等，能把坚硬的黄金做得如丝绸般纤巧，细节满满。

所以，首都博物馆的这个展览，可以看作是那个火爆展览的一次“精华巡演”或“内地版”。它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已经验证过的高质量内容和珍贵藏品，引入了内地，让北京的观众们无需远赴香港，就能欣赏到这批顶级金器瑰宝。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物搬运，更是两地文博机构深度合作的典范。它体现了北京和香港在文化交流上的紧密联系，共同致力于把中华文明的优秀瑰宝分享给更广泛的观众。

首都博物馆的“金彰华彩”展是一次难得的古代金器盛宴，而它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策划和推广了这一文化盛事，让国宝的魅力在南北两地交相辉映。

这个展览不仅让你大饱眼福，感受黄金本身的华贵之气，更能让你直观地了解到古代社会的审美情趣、工艺水平和文化交流。它不仅仅是在展示财富，更是在讲述我们中华文明在艺术创造上的璀璨篇章，非常值得一看。

“梦蝶轩”是澳门知名收藏家沈星海夫妇的斋号，他们主要收藏中国古代金银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从欧美的古董市场和拍卖行，抢救性购藏了大量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其收藏品级极高，曾多次捐赠给澳门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展出。比较有名的是2023年故宫的“璀璨波斯”特展，里面的精品大多来自他们的捐赠。他们让很多国宝回了家，是很有贡献的收藏家。

耳饰

　　公元前13世纪一公元前11世纪

金耳饰由圆柱形金丝锤打而成，上部保留细丝以便穿挂耳上，下半部则锤打成月牙形薄片，尾部呈螺旋形，样式简洁。其中一件细丝上坠有绿松石珠。类似金耳饰见于陕西、山西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墓葬，是李家崖文化的代表性器类之一，可能属于中国北方边境戎狄文化的遗物。李家崖文化（约公元前12公元前10世纪）是分布在陕北、晋西北及内蒙阴山以南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可能对应文献中的“鬼方”或“土方”。

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大致是中国商代中晚期）这段时间的耳饰，主要就是“玦”，一种带缺口的圆环，大多用玉做成。

当时人认为玉很珍贵，有灵性，所以玉玦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贵族才戴得起。它们不光是装饰，可能也和礼仪、祭祀这些重要活动有关。

做玉玦非常费功夫。工匠先用线切割或者皮绳蘸着解玉砂，在玉料上来回拉，切出圆环的粗胚。然后在中间钻孔，再把缺口磨出来。最后，要把整个玦身打磨得非常光滑、平整。除了素面的，还有一些会刻上简单的纹饰，比如阴线或者当时流行的云雷纹，显得很古朴。

除了玉，也有用绿松石、骨头或者青铜做的耳饰，但玉玦绝对是主角。这个时期的耳饰工艺，为后来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更精美复杂的玉器加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家崖文化”是商朝晚期到西周早期，活跃在陕西东北部、黄河沿岸的一支青铜文化。因为最早在陕西清涧的李家崖村发现，就这么命名了。

它的“前世”很神秘，被认为是商朝北方强大的敌人。这些人住在险要的石城里，会铸造青铜器，但风格很独特，带着草原民族的彪悍气息。他们很可能就是商朝甲骨文里记载的、让商王头疼不已的“鬼方”。

到了西周时期，这支文化的势力逐渐衰落，最终被中原的周文化同化、融合，这就是它的“今生”——融入了华夏大家庭，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鬼方：“鬼”不是指妖魔鬼怪，更可能是指商朝人觉得他们神秘、陌生、来去如风，像鬼一样难以捉摸。“方”就是方国、部族。所以“鬼方”是商朝人对北方一个强大敌对部族的统称，带有贬义和畏惧的色彩。学术界普遍认为，“李家崖文化”就是“鬼方”的老家。

土方：意思更直白一点，“土”可能指他们住在黄土高原，或者商朝人觉得他们比较“土”、落后。“土方”是比“鬼方”更早、位置可能更偏东一些的强悍部族，也是商朝的主要边患之一。他们和“鬼方”可能是邻居，都是商朝在西北方向的劲敌。

圆形花形戒指

吐蕃（7~9）世纪

圆形戒指采用简洁的手法锤揲而成，冠面锻嵌硕大的红玛瑙，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而花形戒指的冠面则以焊点金珠绕成一圈花边，然后以金箔片锤揲成八瓣花叶，在花朵中央的花瓣内镶嵌磨光的绿松右和红色宝石，富有浓烈的民族气息。戒指是吐蕃贵族喜爱的装饰物、黄金类戒指更是深受欢迎。在青海和西藏等地发现的吐蕃时期的墓葬中，都曾出土过金戒指。

7到9世纪是吐蕃王朝的鼎盛时期，松赞干布统一高原后，与唐朝、中亚乃至印度都有密切交流。这时期贵族阶层生活奢华，喜欢用金银珠宝装饰自己，圆形花形戒指就是当时流行的饰品之一。

这类戒指主要用黄金或白银打造。工匠先做出圆环戒圈，再用锤揲、雕刻等技法在戒面做出花朵造型，常见的有莲花、蕃花等图案，有时还会镶嵌绿松石、珊瑚等宝石增加色彩。有些高级戒指采用掐丝工艺，把细金丝盘成花纹，做工十分精细。

吐蕃戒指既吸收唐朝的牡丹纹样，也受波斯喜欢对称花形的影响，形成自己的风格。它们不仅是装饰品，也是身份象征，在吐蕃与唐朝的礼物往来中，这类金银首饰经常被列为贵重礼品，反映出当时高原贵族的生活品味和工艺水平。

花卉纹珠帘梳背

这是一件锤揲而成的梳背，显拱桥形、表面镂空和錾刻缠枝花卉纹和联珠纹。梳背外缘缀花网，插戴时花网倒垂如幕。这种珠帘梳流行于南宋后期，是在梳背另挂珠花串成的珠网，如帘垂下。上海博物馆藏南宋绘画《歌乐图》中的仕女，鬓上便饰有四弯垂掛白珠的帘梳。

在宋朝，特别是北宋的京城汴梁（今开封），贵族和富裕人家的女子间流行一种夸张的发饰风尚。她们会在高大发冠的正面或侧面，插上好几把，甚至十几把精美的梳子，这叫做“冠梳”。其中，最华丽的一种，就是在冠的前方装饰上珍珠串成的“帘子”，梳背上则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尤其是象征富贵的牡丹、莲花等花卉），这就很接近“花卉纹珠帘梳背”的描述。不过，这种风尚后来因为太过奢侈铺张，在南宋初期还被朝廷下令禁止过，但爱美之心挡不住，简化版的款式依然在民间流传。

这种头饰的做工极其考究，集合了当时顶尖的工匠技艺：

1. 材质名贵：梳子本身常用象牙、金、银、玉石或者名贵的檀木、犀角制成。

2. 梳背雕刻：工匠会在梳背上用镂雕、浅浮雕等技法，刻出各种花卉图案，线条流畅，生动自然，充满文人雅趣。

3. 珠帘点缀：在梳子或发冠的上缘，会穿缀多排细小而均匀的珍珠，垂坠下来形成一道华丽的“珠帘”，走起路来珠串摇曳，流光溢彩，平添许多风韵。

“花卉纹珠帘梳背”虽然不是一件标准文物，但它完美地体现了宋代女子头饰的精致、奢华与高雅审美，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与灿烂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

锤揲（chuí dié‌）是古代金工传统工艺之一，通过捶打金、银等延展性金属材料使其延展成片状，再塑造为器物或纹饰。

该工艺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的金臂钏即为早期实物例证。

唐代起广泛应用于金银器皿制作，如莲瓣纹金碗等器物展现了精妙技艺。

宋代后延伸至铜器领域，苏州锤揲技艺于2025年被列为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耳饰（北朝386~581年）

北朝（386-581年）的耳饰具有鲜明的民族融合特色。这一时期，北方的鲜卑、匈奴等游牧民族与汉族文化相互影响，耳饰的造型和工艺也呈现多元化。

形制与佩戴：北朝耳饰常见的有“耳珰”、环形耳环及悬挂铃铛、玉珠的坠式耳饰。部分造型夸张，如鲜卑贵族喜爱的硕大金耳环，有的还垂挂宝石、珍珠，彰显身份。男女皆可佩戴耳饰，是当时的风尚。

材质与工艺：主要以黄金、白银、玉石、玛瑙、琉璃为主。工艺上继承了中原传统的铸造、锤揲、掐丝，同时吸收了中亚的焊珠、金珠缀泡等技法。例如，山西大同北魏墓出土的金耳坠，运用了细致的掐丝和精巧的金珠点缀，工艺精湛，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金工水平。

北朝耳饰不仅是装饰品，更是民族文化交流与工艺进步的见证，为后来隋唐首饰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耳坠 “圆涡纹”公元（1~3）世纪

公元1到3世纪，中国进入汉晋时期，耳坠在中原和北方游牧民族地区都流行起来。其中“圆涡纹”（像水涡旋转的圆圈纹样）耳坠特别有代表性。

这种耳坠主要用黄金制作，常见两种工艺：一是“锤揲”，用锤子把金片敲打出圆涡形的凸起图案；二是“掐丝”和“炸珠”，把细金丝扭成涡旋，或者将金液滴入水中形成小金珠，再焊在耳坠上作装饰。整体造型很多是金片压成的圆盘，上面布满一个或多个圆涡纹，有的还镶嵌绿松石或宝石，显得很华丽。

圆涡纹可能象征太阳或水流，带有祈福的意味。这类耳坠在北方匈奴、鲜卑贵族墓中出土很多，比如内蒙古、新疆等地；中原贵族也受“胡风”影响开始佩戴。它不仅是装饰，也见证了汉朝和草原民族之间的工艺交流与贸易往来。

　　冠饰 西夏（1038~1227年）

这是三件锤揲而成的冠饰，最大一件正中镶嵌绿松石，口沿外饰联珠纹和以金线绕成的花瓣和云纹。第二层设十五个掐丝圆托镶嵌绿松石。第三层镶嵌二十六颗绿松石，托只有联珠纹和云形金片装饰。各层之间相隔素面带并穿孔。两件较小的饰物形状和装饰大致相同，中央镶嵌物已失，可与较大一件成套使用。

西夏（1038~1227年）贵族女性流行一种华丽的“三件套冠饰”，主要由莲花形金冠、镂空金片和簪钗组成，既显身份又融合多元工艺。

这种冠饰最早发现于西夏王陵和贵族墓葬，例如银川贺兰山东麓的陪葬墓中出土过完整组合。它并非日常佩戴，而是在祭祀、婚礼等重要场合使用，体现党项族“以金为贵”的习俗，同时吸收了中原汉族冠簪文化和吐蕃金银工艺的特点。

1. 锤鍱成型：将金片反复捶打，塑出莲花状基座，边缘呈波浪形，象征圣洁。

2. 镂刻技法：冠身金片用錾子雕出卷草纹、缠枝牡丹，细节处可见骆驼纹样，展现丝路风情。

3. 镶嵌点缀：部分冠饰嵌有绿松石、珊瑚，结合了草原民族的审美偏好。

这套冠饰虽已褪去千年光华，但残留的鎏金与宝石仍诉说着西夏“衣锦戴金”的宫廷风貌，成为研究其手工业与文化交流的珍贵物证。

花卉纹巾环 金（1115~1234年）

这是一对铸造而成的巾环，正面饰高浮雕花卉纹，背面有三环扣。

这是女真贵族和官员用来束发的实用品，同时更是身份象征。它固定在头巾或帽子上，用来穿插发簪，防止头发散乱。金朝受宋朝文化影响很深，花卉纹巾环上精美的花草图案，就体现了游牧民族与中原汉地审美的融合。

它们大多用上好玉石或金银制成。工艺上主要采用“镂雕”技法，就是把坚硬的玉石镂空雕刻，形成花瓣、枝叶等图案，线条流畅，非常精巧。这种在方寸之间展现的细腻工艺，代表了金朝高超的手工艺水平。

莲花形帽顶饰 元（1206~1368年）

这是一件锤揲而成的帽顶饰，呈莲花形，上部饰仰瓣，下部饰覆瓣。中央和覆瓣镶嵌绿松石，现已大部分脱落。底层花瓣之间饰卷草纹和穿孔，以供缝系。

元朝（1206–1368年）的“莲花形帽顶饰”是官员帽顶上的装饰，代表佩戴者的身份等级。这种饰物起源于蒙古传统，后受藏传佛教影响，莲花造型象征高洁，多见于贵族和官员的礼帽。

制作工艺上，帽顶饰多以金银为胎底，采用锤揲技法塑造立体莲花形态，花瓣层叠分明。细节处运用镂雕和錾刻，刻画莲蕊、卷草纹等。高级版本会镶嵌宝石、珍珠或绿松石，结合金丝掐花、珐琅点缀，形成富丽效果。部分饰物还用到鎏金工艺，增强华贵感。

此类饰物融合了蒙古草原文化、中原工艺与藏传佛教元素，反映了元朝多元交融的艺术特色，现存实物多见于墓葬出土或博物馆收藏，是元代金银细工的代表作之一。

　　云龙纹簪 宋（960~1279年）

这三只发簪的制作工艺完全相同。簪首分别由两片组成，中间通过鎏金银线相连，经雕镂和錾刻而成云形。簪首中央的团花表现了两条相斗的龙，口部大张，遍身鳞甲。较长的饰片则饰以镂空花卉纹，用于焊接连接簪脚。

宋朝的云龙纹簪是当时贵族女子常用的发饰，既显身份，又体现精致工艺。这类簪子多出现在北宋到南宋时期，尤其在社会富庶、文化繁荣的阶段更为流行。

簪子常用金银或玉制作，形态上常以盘旋的龙为主体，龙身周围装饰流动的云纹，象征祥瑞与权势。龙的造型不像唐代那样威猛，更显优雅含蓄，这和宋代崇尚文雅、内敛的审美有关。

工艺上主要采用锤揲、錾刻、浮雕等手法。工匠先在金属片上敲出龙形轮廓，再用细錾刻出鳞片、云纹等细节，有时还会镶嵌宝石或加以鎏金，让簪子更显华贵。而玉簪则通过掏雕、打磨，做出立体而温润的效果。

这类发饰不仅是装饰品，也反映了宋代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尤其是金银细作和玉雕技术的纯熟。可惜因年代久远，现存完整的宋代云龙纹簪非常稀少，大多通过墓葬出土或传世书画中的形象为人所知。

　　忍冬纹杏叶 吐蕃（7~9）世纪

杏叶因呈叶片状而得名，通过革带系于马身，挂在攀胸或楸上作装饰。杏叶受到萨珊马饰的影响，至唐代(618-907年)中原地区已广泛使用。这组杏叶呈曲孤花瓣形、其上有横系，有的在系内还留有革带残段。主体纹饰为三重花瓣纹，花蕊和花瓣中镂空，镶嵌绿松石。杏叶背后镶嵌有铜质薄片，从工艺上观察是先将铜片粘附于杏叶背面，然后由杏叶上预留出的舌状勾片将其包裏固定而成。杏叶背后各有金钉七枚，可将杏叶固定在附着物上。

“忍冬纹杏叶”，是吐蕃王朝金银器里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装饰。

“杏叶”不是真的叶子，而是一种挂在马鞍或马胸前皮带上的装饰片，形状像杏核或叶子，所以叫这名儿。在7到9世纪，吐蕃国力强盛，尤其是跟大唐交流密切，还时有战争，从丝绸之路上吸收了很多中亚和唐朝的工艺与审美。这“忍冬纹杏叶”就是这种文化融合的产物。

它的工艺非常精湛，主要是用黄金或白银打造。工匠们先用“锤揲”技法把金属片敲出立体的造型，然后在表面用“錾刻”的手法，精细地雕刻出忍冬纹的图案。忍冬纹其实就是一种类似藤蔓卷草的花纹，源头来自希腊，经过波斯、印度传到中原，再被吐蕃吸纳。您看到的杏叶上的纹路，常常是这种卷草纹对称地、繁复地铺开，显得特别华贵。

所以，这小小的杏叶，既是吐蕃贵族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也像一块活化石，记录了一千多年前青藏高原与周边文明紧密相连的盛况。

萨珊王朝（224年－651年）

波斯历史上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帝国，也被称为波斯第二帝国‌，由阿尔达希尔一世建立，651年被阿拉伯帝国灭亡。‌

凤鸟鸳鸯衔花枝形冠饰

唐（618~907年）

这组冠饰由风形饰和三块饰片组成，原为附于冠上的装饰。凤的身体以两块锤揲的金片合成，翅膀和尾部则以镂空的金片制成，缀以绿松石、红玛瑙、青蓝琉璃和焊金珠纹地。其余三饰片均饰缠枝花纹，装饰手法与凤相同，较小的两片还镶嵌贝母鸳鸯。唐高祖五代孙李倕公主(736年卒）入葬时佩戴的冠饰与这组冠饰的佩戴组合方式类似。

这件华丽的冠饰是唐代贵族女性的头饰，出土自甘肃的吐蕃贵族墓葬。它诞生的时代，正是唐朝国力强盛、文化开放的巅峰期，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吐蕃等地交流频繁，这件冠饰就融合了中原与吐蕃的艺术风格。

它的工艺极为精湛，主要采用“捶揲”技法，工匠将黄金薄片放在模具上反复敲打，压出立体的凤鸟、鸳鸯和繁茂的花枝造型，细节生动饱满。同时还运用了“掐丝”工艺，用细金丝勾勒出羽毛和花瓣的脉络，再镶嵌上绿松石等宝石，使得整个冠饰金碧辉煌、璀璨夺目。

冠顶中央是展翅的凤鸟，象征着尊贵与祥瑞；两侧的鸳鸯口衔花枝，寓意夫妻恩爱、生活美满。它将贵金属工艺、异域风情和吉祥寓意完美结合，是唐代奢华风尚与高超金工技艺的绝佳代表。

折股花卉纹钿头钗

唐朝（618~907年）

菩萨头上有多枚用于固定鬓髻的折股钗以掐丝拼成花纹后镶嵌宝石和琉璃，其余填满金珠。佩戴方法可参见莫高窟中的普萨像，唐吴王妃杨氏墓曾出土相似的发钗。

说到唐朝的首饰，钿头钗是当时贵族女性发髻上非常亮眼的装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插在发髻正前方、用来固定并彰显华贵的“豪华版发簪”。它的顶端（也就是“钿头”）通常比较宽大，像一个精致的小画板，上面装饰着各种花纹。

“折股花卉纹”这个名字，直接点出了它最特别的两个地方。

首先是 “折股”工艺。这不是普通的金属片，而是工匠们将两根（或更多）金丝或银丝并排拧在一起，像搓麻花一样，形成一股坚韧又有弹性的“金属绳”。这样做成的钗脚（也就是插入头发的那部分）特别结实，不容易折断，所以叫“折股”。这在当时是非常高超的金属加工技术。

其次是 “花卉纹”装饰。唐朝人特别喜欢丰满、富贵的花鸟主题。工匠们会在这片小小的钿头上，用细薄的金片或银片掐（捏）出花卉的轮廓，这叫“掐丝”。然后在轮廓里填上五彩斑斓的宝石、琉璃、青金石，或者用翠鸟闪亮的蓝色羽毛粘贴，这叫“点翠”。最后形成一朵朵立体、鲜艳、栩栩如生的花朵图案。

所以，一枚完整的折股花卉纹钿头钗，结合了坚固的“折股”钗身和华丽的“花卉纹”钿头，既实用又极尽奢华。它不仅是唐代女性时尚的缩影，更展现了当时国力强盛、文化交流频繁背景下，金银细工达到的极高艺术水平。

莲花摩羯戏珠纹靴

辽（907~1125年）

这是一双专为契丹贵族制作的靴子，式样与丝網所制的实物相似，装饰却更为繁琐，饰以飞凤、花卉和卷云纹。鞋履在已发掘的辽代遗存中鲜见，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中出士过一双凤纹金花银靴，出士时穿于公主银丝足网之外。

“莲花摩羯戏珠纹靴”是辽代（907-1125年）贵族使用的华美服饰，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的特点。

背景方面，辽朝是由契丹族建立的，他们原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但建国后也吸收了非常多汉族的文化。这双靴子上的纹样就是最好的证明：“摩羯”是印度神话里一种长鼻利齿的鱼形神兽，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而“莲花”是佛教的圣洁象征；“宝珠”也是佛教中的珍宝。这些元素混合在一起，用在契丹人本就很看重的皮靴上，完美展现了辽文化兼具草原游牧特色与多元宗教艺术的风格。

工艺方面，这双靴子做工极其考究。它通常是用上好的皮革或织锦做成靴筒，然后工匠会用一种叫“錾金”的工艺，也就是在金属片上雕刻出莲花、摩羯和宝珠的复杂图案，再把这些精美的金属饰片缀在靴子上。有时也会采用贵重的金属线在织物上直接刺绣。整体看起来金光闪闪、华丽非凡，不仅穿着实用，更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炫耀，是当时顶级手工艺的代表作。

简单说，它就是一双融合了草原风、汉风和佛教艺术的“奢侈品”靴子。

云凤形簪

宋代（960~1279年）

云凤形簪，是当时非常流行且精美的一种女性头饰。它不仅仅是用来固定发髻的实用品，更是一件能体现佩戴者身份和审美的艺术品。

从历史上看，宋代虽然国力不像唐朝那样强盛，但经济和文化非常繁荣，市民生活富足。人们，特别是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的女性，对生活品质和服饰打扮很讲究。凤凰在传统文化中是高贵、吉祥的神鸟，常用来象征后妃或德行高尚的女性。而“云”纹则有祥瑞、高升的寓意。把云和凤凰结合在簪子上，既好看，又包含了美好的祝福，所以深受欢迎。

在工艺上，宋代的云凤形簪做工极其精巧，代表了当时顶尖的金银器制作水平。

工匠们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技法：

. 捶揲：用锤子敲打金属片，使之凸出形成立体的凤凰和云朵造型，让图案富有层次感。

2. 錾刻：用各种形状的小凿子在金属表面刻画出凤凰的羽毛、眼睛、云朵的纹理等细节，让图案栩栩如生。

3. 镂雕：将图案以外的部分镂空，使簪子看起来更加通透、灵动，不显笨重。

4. 焊接：将制作好的不同小部件，比如凤凰的翅膀、尾羽等，精准地焊接在一起，组成完整的造型。

宋代的审美偏向清雅、含蓄和内敛，所以即便是云凤这样华丽的题材，其造型也往往显得优雅而富有诗意，不如唐代那般浓烈张扬。这些精美的发簪，让我们在今天依然能感受到宋代文人雅士和女性那份精致的生活情趣。

　　吐蕃骑士形饰牌（鎏金银饰）

“吐蕃骑士形饰牌”是吐蕃时期（约7-9世纪）的一种金属装饰品，多为腰带或马具上的配饰，生动反映了当时高原民族的尚武传统与工艺水平。

吐蕃王朝崛起于青藏高原，骑兵是其军事核心。饰牌上的骑士形象常佩箭囊、持长矛，体现了骑兵在征战与交流中的重要角色。吐蕃与唐朝、中亚频繁互动，此类饰牌既用于彰显武士身份，也可能作为外交礼物，融合了多元文化元素。

饰牌多以青铜或黄金打造，采用“锤揲”技法——先捶打金属片形成浮雕轮廓，再以刻刀细化五官、衣纹等细节。骑士与马匹的动态感十足，线条简洁有力。部分饰牌还嵌绿松石或饰以鎏金，凸显华贵。纹饰上，既保留吐蕃传统的几何图案，又吸收唐代的卷草纹、中亚的兽形题材，形成独特风格。

这类饰牌不仅是装饰品，更是吐蕃军事文化与手工艺的缩影，展现了高原民族在丝路交流中的创造力。

骑射武士形饰牌

“骑射武士形饰牌”是吐蕃王朝（大约公元7到9世纪）时期的一种黄金饰品，通常是腰带上的装饰物。它生动地展现了一千多年前吐蕃武士的风采。

从历史来看，当时的吐蕃是青藏高原上的强大帝国，骑兵和射术是军队的核心力量。这种饰牌上的图案，正是一位骑在飞奔的骏马上，转身回射的武士形象，这叫“回头射”，是草原骑兵最经典的战术动作。它不仅是装饰，更是吐蕃尚武精神和强大军事实力的直接体现。

从工艺上讲，它非常精湛。它主要是用黄金制成的，采用了“锤揲”技法，就是通过敲打金属薄片，让图案浮雕般凸起，立体感十足。工匠们还用了“镂空”技术，雕出人马和骏马奔腾的轮廓，细节非常生动。很多时候，还会在上面镶嵌宝石，或者用雕刻细线勾勒出人马的眼眉、肌肉和衣甲纹理，让整个画面既华贵又充满力量感。

这种饰牌完美结合了吐蕃的军事文化与高超的金属工艺，是了解那个辉煌时代非常珍贵的实物证据。

灵芝冠鹿纹鞍桥饰

吐蕃（7~9）世纪

这件“灵芝冠鹿纹鞍桥饰”是吐蕃王朝（7-9世纪）的珍贵文物，生动展现了当时高原民族的工艺特色与文化交融。

吐蕃时期，马匹是重要的军事与交通工具，马鞍装饰因此成为身份象征。此件鞍桥饰带有鲜明的吐蕃贵族特征，同时融合了唐代中原的灵芝祥云纹样，以及草原民族钟爱的鹿纹主题。鹿在吐蕃文化中象征吉祥与生命力，而灵芝云纹则可能受到唐代道教文化影响，反映了吐蕃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工匠采用捶揲技法在金属片上敲打出立体浮雕般的鹿纹，鹿角夸张变形为灵芝造型，巧妙将动物形态与吉祥纹样结合。细节处运用錾刻工艺勾勒鹿身肌理与云纹脉络，可能还曾镶嵌宝石（已脱落）。整体设计兼具写实与装饰性，既体现游牧民族对自然元素的敏锐观察，又展现出高超的金属工艺水平。

这件鞍桥饰不仅是实用的马具配件，更是吐蕃贵族权力的象征，其纹样融合多元文化特征，成为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实物见证，为我们理解古代高原民族的审美与技艺提供了重要依据。

神兽衔枝纹马鞍饰

在7到9世纪的吐蕃王朝，也就是松赞干布和唐朝文成公主和亲的那个时代，贵族们非常讲究骑马装备。当时有一种极为精美的“神兽衔枝纹马鞍饰”，是专门装饰在马鞍上的金属配件，既显身份，又极具艺术价值。

从历史上看，这种马鞍饰是吐蕃国力强盛、与外界交流频繁的见证。吐蕃通过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吸收了来自大唐、波斯甚至更远地区的文化元素。马鞍上常见的“神兽”，样子像狮子又像麒麟，很可能就是融合了中原瑞兽和西亚神话生物的形象。它嘴里叼着的缠枝花草纹（比如葡萄纹），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国际范儿纹样，象征着吉祥和生命力。

工艺上，这件东西堪称古代奢侈品。它主要采用“鎏金”技术，就是在银质的底子上，通过加热让黄金附着在表面，形成金光灿烂、永不褪色的效果。工匠们先用模具铸造出大概形状，再用錾刻技法一点点敲打出神兽的肌肉、鬃毛以及花草的每一片叶脉，细节非常精细，让整个图案立体感十足，栩栩如生。

这件神兽衔枝纹马鞍饰不仅是实用的骑具，更是吐蕃顶级工艺、强大国力和开放文化的缩影，是一件浓缩了雪域高原黄金时代精神的艺术珍品。

双龙戏珠纹梁冠 （明）

这种梁冠主要流行于明代。它是当时官员在非常隆重的朝会、祭祀等礼仪场合佩戴的顶级礼冠，是身份和等级的极致象征。

明代的官服制度非常严格，用不同的图案和冠饰来区分官员品级。梁冠顶上那一条条凸起的“梁”，就是最直接的标志。一般来说，官位越高，“梁”的数量就越多。而“双龙戏珠”这样尊贵的纹样，绝非普通官员所能使用，极有可能是赏赐给功勋卓著的王公贵族，甚至是与皇室关系密切的显赫人物所用，象征着无上的荣耀与权力。

它的工艺集合了当时最高超的金工技术，主要有两大亮点：

1. 累丝工艺：这是古代金银器制作的顶尖技艺。工匠们要将黄金或白银捶打成极细的丝，然后像用毛线编织一样，将其盘曲、缠绕、焊接成精美的龙形和云纹。用这种方法制作出的图案不仅玲珑剔透、立体感强，而且非常轻盈，堪称巧夺天工。

2. 镶嵌工艺：在双龙围绕的“火珠”以及冠身的其他重要部位，往往会镶嵌各种名贵的宝石，比如红宝石、蓝宝石、绿松石等。这些璀璨的宝石与金光闪闪的累丝龙纹相互映衬，极大地增强了梁冠的华丽感与贵重感。

总而言之，双龙戏珠纹梁冠是明代森严等级制度与登峰造极金属工艺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是一件华美的冠饰，更是一件代表着权力与地位的“微缩艺术品”。

嵌宝石覆面

7到9世纪的吐蕃正值强盛期，松赞干布统一高原后，通过和亲、战争与唐朝及中亚各国频繁交流。这一时期吐蕃贵族盛行厚葬，嵌宝石覆面作为重要葬具，既受中原“覆面”葬俗影响，又融合了中亚宝石镶嵌工艺，成为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制作时，工匠先以黄金或青铜捶揲出人脸轮廓，再用细金丝焊接出眼、鼻、嘴的立体边框。关键步骤是嵌宝：将预先打磨的绿松石、珊瑚、青金石等切割成片，用树脂或树胶粘嵌在金属凹槽内，形成几何纹样或宗教图案。有些高级覆面还会在眉心、双颊位置留出圆形凹位，嵌入特大宝石作为视觉焦点。金属部位则采用錾刻工艺雕出缠枝纹，最后抛光使宝石光泽与金属灿光交相辉映。

这种奢华的葬仪用品，既反映了吐蕃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吸收，也体现了高原贵族通过控制“高原丝绸之路”积累的雄厚财力，成为吐蕃王朝黄金时代的独特物质见证。

人类文明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黄金从域外走来，在一系列的文明碰撞与融合中，结合了中国本土的审美、工艺、文化和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博采众长、美熠四方的中国金器。

展览中的这批纹饰题材多样、制作工艺精湛、艺术风韵独特的金器，犹如给我们开启了一扇历史的“黄金门扉”，让我们可以通过这批实物资料，从考古学、美术史、工艺史、图像学、民族史等不同角度和侧面，加深对其背后的区域文化、中外文明交流融汇历程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在开放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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