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一个“土鳖文学青年”,为什么要逃离稳定的挣钱赛道?</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记者|艾江涛</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珍视自己的感受</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说起来,那还是在福布斯中文网上班的时候。研究生毕业后,我在一个央企直属的媒体集团工作三年后,到了那里。十多年前,穿梭于一场场新品发布会的我,听着移动互联网的创业者讲述着一个个为资本青睐的故事,渐渐有种沦为公关公司写稿机器的担心。问题在于,那些故事对我这样的土鳖文学青年来说完全无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在燕园读书时,我常常听到“土鳖文学青年”这个词,那是一个既混杂着对写作技艺上文艺腔的自嘲,又充满“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偏执理想的字眼。于是在那个百无聊赖的上午,我在办公室里敲了一首诗,题目就是《无感人生》,其中一段这样写道:“更多时候对不起朋友/言不及义的善意/厌倦解释羡慕分担/亲人的所有疑虑/最要命的是异乡人/立在附庸风雅的圈外/唯一可指摘的/是不是不够用功?”“立在附庸风雅的圈外”,不正是那种土鳖文学青年的典型状态吗?</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B</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聚焦》剧照</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很难想象,到今年8月,我已在周刊工作整整十年了。更难想象的是,十年来,我依然保持着某种文学青年的状态:珍视自己的感受,并以能否涌现出写诗的冲动,来检视当下生活的价值。幸运的是,周刊还有那些有趣的同事,竟在很大程度上包容了我。</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刚到周刊的时候,我常听到主编李鸿谷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让重的更重,让轻的更轻”。照我的理解,这种轻重的划分,并无价值高下之分。所谓“重的更重”,就是让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选题,通过周刊报道,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轻的更轻”,则是让那些看似没那么重要的文化艺术报道,以更为轻扬、充满个性的方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滋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在周刊的最初几年里,除了像每个刚入职的同事一样,都要经过充满激烈冲突与发稿压力的社会报道的淬火之外,我更多写的都是民间艺人、诗人那样看上去比较“轻”的选题。然而也是在那个过程中,让我躁动不安的心,渐渐找到了一种归属,有时候,我甚至感觉,自己的工作仍然是学校课堂的某种延伸,我得以继续读那些想读的书,与那些想聊的人交流,写那些想写的文章。</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尽管屡屡受到批评,但在写与这些诗人相关的文章时,我总是带着某种私心,几乎是以一种隐秘的同行的想法,希望得知他们写作的奥秘。比如诗人西川在上世纪90年代,一反以往高蹈纯净的写作风格,写下《致敬》《鹰的话语》等一系列磅礴混杂难以理解的诗歌,还在读书的时候,面对这些诗歌,总感觉既喜欢又难以进入。等到我有机会以采访的名义和西川坐在他望京的书房聊一个下午,开始渐渐明白他当时的写作处境:友人的死亡,时代的变迁,当历史强行进入视野时,逼迫他自己必须变化一种语言,发明一套新的写作哲学。西川后来被人讨论很多的“伪哲学”,其实隐含着对工具理性的某种反驳,就像他自己诗中说的“所有的错误是同样的错误/就像托勒密探索大地与星辰/通过精确的计算/得出荒谬的结论”,它反对所谓的正确解释,却试图揭示人类自相矛盾的浑浊而尴尬的生存状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没人知道这样一篇普通的稿件发表带给我的隐秘欢乐。在这里,我终于可以探讨一些自己关心的话题。这些写作和阅读,似乎通过周刊,和我的生活真正接上了。后来看到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中,那些有意引用大量沉默的动物的镜头,被拉上车的猪,被鞭打的马,我开始理解《致敬》中的那段诗:“在卡车穿城而过的声音里,要使血液安静是多么难哪!要使卡车上的牲口们安静是多么难哪!用什么样的劝说,什么样的许诺,什么样的贿赂,什么样的威胁,才能使它们安静?而它们是安静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B</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宇宙编辑部》剧照</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我后来觉得,编辑对我的批评和提醒恰恰是非常必要的,他们经常会问到的问题是:你写的这个诗人为什么重要,他和大家的联结点是什么?无论如何,作为一本文化新闻类杂志,周刊面对的读者,并非小众的诗歌爱好者。这种提醒,也在逼迫我自己不断发问,诗歌或者文学,究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尤其在这样一个日本文学史家柄谷行人所谓“文学已失去其深刻意义”的时代来说,这样的发问并非多余。</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我记得在疫情期间,起初是日本人,后来是法国人,然后是国内一些省份的同胞,在运往武汉的救援物资上,打上诸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古诗,用来表达祈愿与祝福。然而后来就引发一些评论者引用阿多诺的名句“奥斯维辛之后,诗歌是野蛮的”,暗指诗歌在灾难面前的无力,乃至不道德。这种不道德的感受,当时弥散在许多人心中,大家觉得那些最为普通的日常生活或者享受,都让人变得奢侈而不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这让我开始思考,文学在灾难面前的位置。我发现,古代诗人在这个问题上从不焦虑,一直到歌德、普希金的时代,他们也从不焦虑。在1830年同样被瘟疫阻隔在乡下的普希金,反而迎来了文学创造上的高峰:波尔金诺的秋天。诗人们什么时候变得焦虑?在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又先后经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注意统治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同样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发现“人们一直都在遭受肉体痛苦,死于饥饿,过奴隶生活。然而,所有这一切之所以不像现时这样成为人所共知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星球正在缩小,也因为大众传播无远弗届……只有在我们的时代,人类才开始设想同时发生的现象,并因此感到一种道德焦虑。我们发现某种令人不快的真相,它不断地侵扰我们,即使我们宁愿忘记它。”</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B</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点击订阅2026年整年《三联生活周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更为重要的是,米沃什发现在1972年波兰出版的一部厚达1912页的诗选中,大量作品写于德国占领时期,也就是奥斯维辛时期。他惊叹于那些挣扎在死亡阴影下的人们,却依然有用诗歌记录亲身经验的深刻需要。于是,我将阿多诺的名句改写为“奥斯维辛之后,人们能抓住的只有诗歌。”,主编李鸿谷专门发了一条信息给我:“写得很棒,闪闪发光!”收到短信的那一刻,我很感动。我感动的是,诗歌,其实在任何时候都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如此深入而内在的联系。诗,从来不在远方,就在附近。</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B</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艾江涛跟随杜甫足迹的路上(缓山 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有了这种意识,其实无论阅读古今中外的诗歌,都能找到那种西川所强调的“写作的现场”。周刊后来策划了许多文学地理的选题,我们跟着李白、杜甫、苏东坡的足迹,去走他们当年走过的道路,通过他们的作品,探寻他们当时的情感与思想。我不能肯定那些文章,真的带给读者多少真切的体会,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难得的旅程,给了我深入理解这些古人的可能。</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杜甫何以被称为“诗史”?我们习惯以为是他写了那些记录反映那个时代的重要诗篇,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然而,如果细读这些诗,你会发现,他的每篇诗中都有自己,他的诗不仅是“诗史”,更是“心史”,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杜甫的宏大叙事,为何千百年来能够打动人心。我和摄影师常远开车从白水县(奉先)出发,一路往杜甫曾经逃亡的富县(鄜州)走,路过那些我这个陕北人再不能熟悉的山峁沟壑,路过苹果林,路过古老的驿站城墙,再读他的诗句:“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就会理解他这一路拖家带口的逃亡是多么艰辛,而在那样的时刻,他始终想到的是家国大事,又是如何不易。</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艾略特在1922年写作的那首著名而难解的《荒原》发表100周年时,我曾在周刊写过一篇文章,后来觉得不过瘾,又在自己的公号上写了一篇长达好几千字的札记。为什么不过瘾?因为人们认为的艾略特那首反映一个迷惘时代的诗歌,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自己的真实感受,那种极具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就像艾略特自己说的“时不时把自己切成小块,看哪块碎片能发出芽来——这倒是件挺有意思的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B</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艾江涛在楚河汉界的工作照(蔡小川 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写到这里,聪明的你,大概发现,我似乎论证了一个文学青年珍重自己日常感受的合理性。当然,无论在周刊的选题上,还是在我的阅读思考中,这一切都在进一步地变化着,如同这个时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追寻真正的诗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对我来说,根本的变化,来自对“诗意”理解的变化。我在一篇《小说:反抒情的诗》的札记中,特意分析了捷克小说家昆德拉对诗意的理解。昆德拉对小说的追求,可以概括为“反抒情的诗”(参见:)。他在评论卡夫卡小说的那篇文章《那后边的某个地方》中,犀利地发现了支持卡夫卡写作的隐秘激情。昆德拉从卡夫卡写给米莱娜的一封信中找到线索:“办公室并非一个愚蠢的机构;它应该属于神奇的世界而非愚蠢的世界。”昆德拉从中嗅到,这句话中隐藏着卡夫卡最重要的秘诀之一,后者具有从一个讲求服从、机械和抽象的世界中发现其荒诞、潜在诗性的可能。对此,昆德拉总结道:“卡夫卡成功地完成了在他之前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将一种根本反诗性的材料,即极端官僚化的社会,转化为小说中伟大的诗性;将一个极其平凡的故事,即一个人无法得到被允诺的职位(这其实就是《城堡》中的故事)转化为神话,转化为史诗,转化为前所未见的美。”</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我至今仍记得读到这段文字时的兴奋:真正的诗意,其实存在于最为琐屑庸俗的日常,甚至最为残酷黑暗的世界。诗意,本质上来说只是一种出神或抽离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发现的敏感,一种转化的能力。对于日复一日写作者来说,这种转化能力,就像那根穿起意义与美的珠子的线索,最终指向自我的实现。</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B</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追寻项羽的败逃路线,乌江边上(蔡小川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从选题上来说,我越来越倾向于从文化、考古、文学中找到那种与当下的连接点。然而,这种更为深入的连接,需要艾略特所说的那种能力:发现现实生活的历史感。我还记得,我曾努力争取写作的那篇谈论《本雅明传记》的稿子。我要感谢当时的编辑陈赛的包容,起初她看了我的采访稿说:我一个学哲学的人,愣是看不懂这篇文章想表达什么?我又把那本厚达五六百页的传记重新读了一遍,找出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还有《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读了一遍,同时请传记的中文译者、诗人王璞再帮我校改两位作者的回答。吸引我的其实是本雅明的那句话:“我们于日常世界中认出多少神秘,便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神秘”,这种神秘其实就是卡夫卡所发现的伟大的诗性,就是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找到的玛德琳蛋糕。那篇稿子最终发出来了,王璞翻译的这本霍华德·艾兰和迈克尔·詹宁斯写作的世界范围内最为翔实完整的《本雅明传》,后来还获得2022年三联行读图书奖。</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B</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白塔之光》剧照</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回想在三联度过的时光,除了编辑的宽容与鼓励,同事的日常交流,总给人以温暖的力量。我已记不清多少次在和同事醉酒的时候,朗诵诗歌的情形了。最近一次,是在送别曾焱老师的聚餐之后,我和苗千站在冬日风中的街头,朗诵了一首又一首诗,就像做梦一样。我曾给苗千老师写过一首赠诗,其中一句是“这古老的物哀,我知道都会成为欢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我希望在未来的时光,还可以继续写更多的赠诗,给读者,给同事,也给自己。</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B</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点击订阅2026年整年《三联生活周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你想知道,在算法时代,我们又该如何保持自己的注意力,找到自己的乐趣和爱好?如何不被信息的洪流裹挟,继续做一个丰富有趣的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11月27日晚7点,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龚宁将做客《三联生活周刊》直播间,聊聊如何通过阅读过一种清醒又幸福的生活。锁定直播间,一同感受有价值的阅读力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57, 181, 74);">B</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