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知青问题，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斗胆给毛主席写信

西洋老金

　　随着互联网等通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手机等现代通讯技术正逐步取代寄信这一通讯方式，昔日投递收信件的邮筒已渐渐地被人们忽略

　　向毛主席告“御状”的信从莆田衙后邮局寄出

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内的衙后路上，有一处红砖的二层建筑，建筑正门上方还有人民邮电四个绿色大字，门口左侧有一组人物雕塑，雕塑旁还有一个绿色的邮筒，53年前的1972年，这里还是衙后邮局。

　　12月20日这天，有一位叫李庆霖的中年人来到这处周围贴满了大字报的邮局门口，往门口的这个绿色邮筒里投进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

　　说信件不同寻常，是因为信件是写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的，在这封2000多字的信件里，李庆霖反映的是他的大儿子李良模初中毕业后作为知青在本县插队中遇到的口粮不足以及无钱看病等方面的问题，同时还反映了莆田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当中出现的严重问题。

　　虽然信是寄给毛主席的，颇有些心眼的李庆霖把信件的收件人并不是写成毛泽东主席，因为他知道，收件人直接是毛泽东主席的话信件就可能被截留而到不了毛主席手里，于是他把这封信的收件人写成是当时在媒体上经常出现的外交部助理王海容。

　　李庆霖寄出的这封信件仿佛石沉大海，忐忑不安的李庆霖不知道自己的举动会带来什么后果。但依然像往常一样在下林村小学默默地教他的语文课。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到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主席的经过。

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更加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牛皮纸大信封上面赫然印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林庆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

　　他颤抖着双手将信封拆开，将信纸展开，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因毛主席回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毛主席亲笔给李庆霖复信内容是这样的：“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

　　之所以隔了这么多个月才收到回信，是因为忙于工作的王海容直到1973年4月2日下午才将李庆霖的信件交给毛主席。

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从激动中平静下来，他来到莆田县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县委书记看了信后同样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接到中共中央寄来回信四天后的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了毛主席寄来的300元，毛主席所寄的300元是毛主席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来寄给李庆霖的。而这300元在当年可是一笔巨款，当年普通工人月工资才30-40元，相当于8个多月的工资，按照今天工人月工资3000元折算，就相当于25000元。

收到这笔钱款的李庆霖将这笔钱视为珍贵的传家宝，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挂在房梁上，李庆霖叮嘱孩子们：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可以乱花，有困难也不能动用。不过，后来还是把这笔钱存到了工商银行的储蓄所。

　　李庆霖的“御状信”改变了知青的命运

毛主席在收到了李庆霖的信后还作出批示国务院立即着手解决信中所反映的突出问题，并对知青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 。

1973年4月29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叶剑英、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从晚上9点开到第二天凌晨，大家集中讨论了知青的安置问题、口粮、疾病治疗、婚姻等与知青生活密切相关的难题。

会议结束后，国务院农林部的负责人沙风根据总理的指示，挑选了7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12个省实地了解下乡知青的真实情况，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在中央高度关注下，各地对涉及迫害殴打和奸污女知青等方面的案件进行了查处，案件当事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而李庆霖所在的莆田县地方政府也在得知毛主席回信后，立刻展开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甚至有些问题比信中描述的还要严重。

这封从莆田兴化古城寄给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信，后来还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李庆霖和毛主席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至全国基层公社一级进行传达，随后，下乡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方面的实际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庆霖的信改变了全国1700万知青的命运。

　　李庆霖的“御状”信也让其自身命运大起大落

毛主席的回信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也使李庆霖这位小人物的命运得到意想不到的改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委李志民、福建省委领导、再之后中央的江青都接见了李庆霖。

　　李庆霖的命运便迎来了平步青云变化：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公室副组长，负责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全国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1973年，李庆霖在《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了《谈反潮流》。

到了1976年，李庆霖的命运又迎来180度的转折。1976年11月，李庆霖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投入省劳改总队崇安支队（今武夷山监狱）服刑，1988年由建阳地区（今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8月提前出狱。当年许多前往武夷山旅游的人听说李庆霖在此服刑，带上慰问品前来探望，叮嘱李庆霖保重身体，争取早日重获自由。

　　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子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三年以后才停止对她的监督改造，平反通知书扣了很久才发给她，但并没有恢复其公职。

审查期间，李庆霖家被翻箱倒柜，所有文件、材料、笔记本，包括毛主席给他的复信、国务院给他的任命书都被搜走，至今下落不明。前来搜查的人几次追问毛主席寄来的300元在哪里？但一家人守口如瓶没有说出。 　

　　出狱后的李庆霖虽获得了自由，但却面对的是贫病交加的生活窘境，夫妻都被开除公职，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还伴随有帕金森、脑萎缩、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身。当时的县领导给予同情，批给他每月210元生活补助，后来在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的过问下又加到500元，还有许多感恩李庆霖的人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在贫困交加中逝世。安葬于莆田福山墓园，他的子女们后来在新拓的一块墓碑上面镌刻上了毛泽东主席的那封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李庆霖这个名字对当今的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但经历当年知青岁月的人们却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