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至极的“老子化胡论”

郑州张世科

　　在中国宗教史上，有一桩非常著名的公案，那就是“老子化胡”。其核心内容是：道教的始祖老子在春秋末年西出函谷关后，并没有隐退，而是远赴西方（指天竺，即印度），化身为佛陀，创立了佛教，并点化、教化了胡人（古代对西方和北方外族的泛称）。“老子化胡”作为一桩典型的宗教公案，其本质是佛道两教在争夺政治地位、信众资源和文化话语权过程中的产物。那么，这件看似荒诞的公案，又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传说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其中记载: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请读者注意，这里的关键点就是“莫知其所终”。正是这么一句看似平平淡淡的结语，从而为后世的想象和附会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到了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起初，佛教是依附于当时流行的黄老道术进行传播的。一些人便将佛陀与老子并祀，认为“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即佛陀）。这，就可以看作是“化胡说”的早期雏形。

　　当然，这个传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主要应归功于一部道教的经典——老子化胡经。这部经书托名西晋的道士王浮所作。王浮在与当时的高僧帛远争论佛道优劣时，为了在理论上压倒对方，编纂了这部经书。该经书详细描述了老子如何西出函谷关，如何到了天竺，如何化身为佛陀，创立佛教和佛法，并收服了凶悍的胡人，使他们变得柔顺。其核心论点是：佛教是老子为了教化文化落后的“胡人”而创立的，是道教的一个分支或变体。因此，道教的地位高于佛教。

　　“老子化胡说”之所以产生和流行，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目的:其一，应对佛教的挑战。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其精深的义理和庞大的体系对本土道教构成了巨大威胁。道教为了争夺信众和政治地位，需要一种理论来贬低和收编佛教。“老子化胡”说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它将佛教的创始人变成了道教的祖师，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道教对佛教的优越性。其二，服务政治与民族情绪。在中国古代，“华夷之辨”非常深刻。中原王朝自视为世界的文化中心（华夏），而将周边民族视为“蛮夷”（胡）。将佛教说成是老子去教化“胡人”的产物，迎合了华夏的文化优越感，也为统治者抑制佛教、推崇道教提供了借口。其三，完成老子的神化过程。在道教自身的发展中，老子的形象从一位历史人物（哲学家）逐渐演化为至高无上的神（太上老君）。“老子化胡”的传奇经历，正是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体现，是老子神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面对“老子化胡说”，佛教方面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和批判，从而也创作了大量“佛陀化华”之类的经典进行回击。由于争论愈演愈烈，多次惊动了朝廷，由皇帝出面组织辩论甚至进行裁决。例如：元代大辩论：元朝时，在蒙哥汗和忽必烈的主持下，佛道双方在宫廷进行了多次御前大辩论。辩论的核心之一就是《老子化胡经》的真伪。最终，道教一方被裁定失败。元朝皇帝下令，将《老子化胡经》及相关伪经全部焚毁，并禁止道教继续传播此说。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老子化胡”说在公开的论战中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其故事和观念仍然在民间有一定的影响力。

　　“老子化胡说”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实际考虑，都是子虚乌有，纯属虚构。以当时的交通工具，老子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走出国界到达印度的。而从宗教和文化史角度看，它又深刻地反映了中古时期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宗教冲击时的复杂心态——既有排斥和贬低，也有试图将其纳入自身体系进行理解和消化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传说及其引发的争论，是研究中国宗教史、思想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不可或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