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椒园2号忆旧

侯永生

<p class="ql-block">  我的一生中,在很多地方居住过。但是,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保定的花椒园2号。可以说,那里留下了我少年和青年的足迹,我最美好的青春都是在那里度过的。</p><p class="ql-block"> 1964年,我父母从南方调回河北,分到了省交通厅公路局。不久,我家就从位于保定东关的省中医学院宿舍搬到了省交通厅宿舍。记得,搬家那天是父亲单位派的大卡司。当时家里很简单,没有多少东西,一卡车足矣。</p><p class="ql-block"> 我们的新家在保定西关的护城河边上,门牌号是保定花椒园2号。严格说来,花椒园2 号是河北省交通厅公路局的地址,我们的家属宿舍在南院,也就是花椒园2号南院。我们家那会儿是三代同堂,人口比较多,分到了三间平房。 那会儿,私人是没有什么财产的,床以及桌椅板凳等,都是公家分配的。</p><p class="ql-block"> 花椒园2号的家属宿舍共有十排平房,均为青砖瓦房,屋脊很高,下雨不容易漏水。院里只有两座公厕,一个自来水龙头。全院共有三十多户,一百三四十口人,如厕和接水,经常要排队。也正因此,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大水缸,用来盛水。我是家里的老大,父母要上班,爷爷奶奶年龄大了,挑水的“重任”主要落在了我的肩上。那次,院里一个叔叔看我小小年纪挑着两大半桶水,开玩笑说,你个头不高,是不是挑水压的呀!</p><p class="ql-block"> 那会儿老百姓做饭,取暖等都烧煤炉,省直单位的职工也不例外。烧煤炉就要有煤球,煤球也是自己到市里的煤场买。保定的机煤场在南郊,离花椒园很远,每次买煤球都要起很早,一买就是一两千斤。这么多煤球自己当然运不回来,要在煤场雇人力车。拉回煤球也不能放在院子里,否则一下雨就成了煤泥。没办法,只能放在屋里。屋里如何放?就是把睡觉的木板掀起来,把煤球倒在床底下,用煤球时就用簸箕在床下搓。有时搓煤球时把煤面都弄到了床上,用手掸掸就行了。当时就是那个条件,想讲究也讲究不了。</p><p class="ql-block"> 在中医学院宿舍时,前卫路小学离家很近,我就在前卫路小学上学。当时的前卫路小学很牛的,跟河北小学有一拼。搬家以后,离学校远了,只能住校。住校费是每月12块钱,包括吃饭,住宿。住校生每个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家,星期日下午再返校。那会儿公交车不发达,也没钱坐公交车,只能靠走路。</p><p class="ql-block"> 我们的新家,也就是花椒园那儿地势低洼,李英儒先生在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称此处为“西下洼”,一下大雨就要被淹。我们搬去的第一年和第二年都给淹了,护城河里的水漫到了院子里,家里不能住了,公路局把我们安置到了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水过后才回家。</p><p class="ql-block"> 第三年的雨季护城河又涨水,可能是公路局的领导知道什么,没再让我们避水,一直在那儿住着。那天,我走出院子,看到护城河里的水快漫出来了,水势很凶,从南往北流着。我家南边有一座木桥,横跨护城河,把环城西路和百花东路(原来叫什么街不记得了)连通起来。我看到,有几个人只穿着小裤衩,站在桥栏杆上往护城河里跳水。</p><p class="ql-block"> 1966年6月,那场运动开始不久我们就停课了。这一停就是一年多,直到1967年10月才复课。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们可没闲着。那会儿,保定折腾得比较厉害,我们没事就上街看游行,捡传单,跟着游行队伍喊口号。有时,我们也到那些平时很威严的“大院”里瞎串。那会儿是“无政府主义”,再威严的大院也没人管你。可我们啥也不懂,看到那些堆了一地的文书档案腰都不弯。</p><p class="ql-block"> 运动的初期, 我们花椒园2号的家属院,也揪斗过两个“地主”分子。那天中午,我们从外面回来,看到有两家被抄了家,东西扔得乱七八糟。我当时感到很震惊,因为这两家的女主人都很好,其中有一家,我经常到他们家里玩。我不明白,这样的好人怎么能成了地主和“地主婆”?当天下午,在公路局的大礼堂召开批斗会,批斗了那两个“地主”分子,两位女主人也陪斗。到了晚上,两家基本上就恢复了原样,我们第二天就去人家玩了。现在看来,随便抄家和批斗是严重践踏法律,侵犯人权的,但在那会儿却是一种“造反”行为。</p><p class="ql-block"> 停课的那一年多,我们除了上街瞎逛,还干了一些“正经事”。第一件事就是学会了做木匠活。我们到保定西大街上的五金商店,买了锯,刨子,锛子,凿子,尺子,还有木工的书等,开始学做木工活儿。那会儿,我们大院里有不少木料,随便捡,捡回家就照着书本做活儿。记得,那年我从石家庄到姑姑家,姑姑指着地上的小饭桌说,这还是你小时候做的呢,这么多年了还挺结实。</p><p class="ql-block"> 第二件事就是学会了吹口琴,也学了吹笛子。在保定的文体商店,我买了口琴和笛子。那会儿也没人教,就是自己瞎琢磨。口琴基本上学会了,能够吹出比较象样的曲子。笛子虽然买过好几个,但一直没有学会。可惜,吹口琴一直是“自娱自乐”,从没上台表演过,同学们愣没发现我这个“音乐家”。</p><p class="ql-block"> 第三件事就是搞了养殖,我养过鸡,养过兔,也养过蚕,而且都养活了。养的鸡下了蛋,养的兔生了崽,养的蚕吐了丝。鸡娃是从保定养鸡场买的,有“十金黑”,“九斤黄”等;小兔子是在城隍庙自由市场上买的,几毛钱一对;蚕卵也是在城隍庙自由市场买的。蚕卵很小,比小米粒大不了多少。蚕宝宝刚出来的时候就跟小蚂蚁差不多,但是只要有鲜嫩的桑叶,生长就很快。</p><p class="ql-block"> 鸡吃的饲料,兔吃的青草都好解决,就是蚕宝宝吃的桑叶不好找。那次我们在一家单位的墙外看到一棵桑树,桑树的枝子都探了出来。我和两个小伙伴爬上了墙头,刚摘了几把鲜嫩的桑叶,就听有人在下面喊,嗨,干什么呢?这一嗓子,把我们吓得从墙上直接跳了下来。幸亏那墙不高,要不腿可能就断了。</p><p class="ql-block"> 有人可能要问,你干了那么多事,哪来的钱呢?的确,那些事都需要有钱才行。那会儿,每家每户经济都不宽裕,家长一般不会给孩子零花钱。这难不住我们。一是捡废品,破铜烂铁,用过的牙膏袋等都能卖钱。保定汽车修理厂挨着我们大院,他们的垃圾箱在厂门口。垃圾箱里经常有打扫出来的废铜烂铁,对我们来说那些可是宝贝。二是攒蝉蜕,夏天的夜晚我们会到护城河边的大树下寻找知了猴和蝉蜕。知了从那个硬壳里蜕出,留下的空壳就是蝉蜕。记得,破铜五毛钱一斤,烂铁八分钱一斤,牙膏皮三分钱一个,蝉蜕八毛钱一斤。</p><p class="ql-block"> 那会儿,保定护城河里的水很清澈,河水里有水草,还有青蛙,泥鳅等水生动物。春天,我们在护城河里捉蝌蚪,夏天在护城河里游泳,秋天在护城河边逮蟋蟀,冬天在护城河上滑冰。可以说,护城河一年四季都是我们开心的乐园。</p><p class="ql-block"> 孩童时代的玩耍,最有意思的就是抓蟋蟀,养蟋蟀,斗蟋蟀。抓蟋蟀一般都是晚上,拿着手电或者蜡烛,顺着蟋蟀的叫声找到它的洞口,再用小掸子把洞里的蟋蟀掸出来,让它钻到铁丝编的罩子里。逮到的蟋蟀要分开饲养。养蟋蟀时,自己也学着别人,把逮到的蟋蟀分成了“五虎上将”。逮蟋蟀,养蟋蟀主要还是为了斗蟋蟀。有一次,我的“老黄忠”在和一个小伙伴的“张飞”争斗时,虽然被咬断了一只腿,仍然不屈服。它死后,我把它埋在了护城河边上。</p><p class="ql-block"> 停课那阵儿,在花椒园2号的大院里,除了上述所说的,我还学会了打扑克牌,下象棋,下军棋,下跳棋等。围棋比较贵,我们买不起,也没学过,所以我一直不会下围棋。</p><p class="ql-block"> 到了1967年的10月份,毛主席他老人家让我们“复课闹革命”,保定的中小学陆续开学了。开学以后,前卫路小学取消了寄宿制,我就转到西大街小学了。在西大街小学上了一年多,1969年春季就到保定五中上初中了。那会儿上初中也不考试,就是按片儿分配。我家离五中很近,自然就分到了五中。</p><p class="ql-block"> 在西大街小学上学期间,我还赶上了一件“大事”。1968年2月,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保定在大西门那儿举行了庆祝大会。那天晚上放礼花,好多人都去看热闹,我们也去了。谁知,从那以后,保定就失去了省会的地位,成为不可挽回的历史遗憾。</p><p class="ql-block"> 上初中时,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挖“地下教室”了。当时设想,如果打起仗来,我们可以在“地下教室”上课。其实,真要打仗,谁还上课呀!初中时,除了挖“地下教室”,学校还组织我们开展过“学工,学农,学军”活动,搞过两次“野营拉练”。</p><p class="ql-block"> 参加野营拉练时,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那天晚上我起夜,由于天太冷,不愿意到外面解手,就在墙角那个煤池子里解决了。谁想,这一幕让跟我们一起睡觉的班主任老师看到了。第二天他在班会上狠狠批评了我,说我违反了群众纪律。我自知理亏,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但却记了一辈子!</p><p class="ql-block"> 1971年底,保定市开始恢复高中招生。当时,我们有十个初中班,那会儿叫排。我在七排,班主任老师姓刘,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初中快毕业时,刘老师动员我们上高中,说多学习一些文化知识对建设祖国有好处。然而,受读书无用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许多人不想再上学,家长也不愿意再让孩子念书。我父母说,能上学当然要上。这和我的想法一致,我也不想这么早就进入社会,特想上学。</p><p class="ql-block"> 高中时,我加入了共青团,还当了语文课代表和英语课代表。在五中,六中,八中,铁中的“五校运动会”上,我和建设,卫东,建洲组成的四乘一百米接力队,取得了冠军。我个人取得了二百米低栏亚军,还打破了学校的纪录。记得,我们到满城一个村学农时,有一次往地里用小推车送粪。独轮车我推不好,总是倒。每次倒了我就用铁锨把粪装上车,直到目的地。班主任老师表扬了我,说有这种不屈不挠,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什么事情都能做好!</p><p class="ql-block"> 1974年1月,高中毕业以后,我们二十多个同学一起到保定徐水县南亭村插队了。这批同学几乎都去过我的家。那次,我从南亭村回到保定花椒园2号,晚上去姑姑家,临走时姑姑说,等你上大学了,我送你一支英雄牌的金笔。我感觉很诧异,不知姑姑为何说这话,难道她有先见之明?(有关插队期间的故事,我写过几十篇回忆录,还写了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而且同花椒园2号关系不大,不再赘述。)</p><p class="ql-block"> 两年以后,我们这批知青全部选调回城,我又回到了花椒园2号的家。我和阿玉,阿强分到了保定饮食公司,我分到饮食公司所属的西郊回民食堂。花椒园2号离西郊回民食堂很远,骑自行车差不多要一小时。食堂的工作是两班倒,早班六点上,晚班中午十二点上。我就这样风雨无阻地在回民食堂干了将近四年。</p><p class="ql-block"> 在花椒园2号,除了省会搬迁,还经历了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对整个国家,对我个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p><p class="ql-block"> 1977年底恢复高考以后,我和阿刚,阿玉等同学经常在我家里一起复习,一起模拟高考。后来,我们几个都走出了闪光的人生之路。可以说,花椒园2号成就了我们的青春梦想。</p><p class="ql-block"> 上大学以后,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回花椒园2号。那会儿我二爷还没去石家庄,我姑姑她们也搬过来住了。午休以后,我一般会到河北电影院看场电影,然后坐4路公交车返回学校。大学毕业以后,我自愿报名去了承德,从此告别了居住过多年的保定花椒园2号院。</p><p class="ql-block"> 后来我曾数次回到保定,特意绕道花椒园2号,昔日青砖瓦房的家属院早已没了踪影。然而,花椒园2号装着我最美的青春。这段岁月永远鲜活滚烫,成了自己一辈子的牵挂!</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