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被纯朴包裹的民风

华龙酒窖

我离开家乡已有数十载，如今，虽在退休生活中享受着难得的清闲与自在，但内心深处，却始终萦绕着对童年纯朴年代的深深眷恋，对家乡那被纯朴包裹的民风念念不忘。

我的童年，定格在六十年代那段时光。那时的家乡，虽历经三年苦难时期的磨砺，但乡亲们并未被困难压垮，那份坚韧与纯真，宛如一幅被岁月温柔晕染的水墨长卷，每一笔、每一划都流淌着未经雕琢的纯净与蓬生机。抬头仰望，碧空如洗，那澄澈的蓝，仿佛能穿透云层，直抵人心底最纯粹的欢愉；蜿蜒的溪流在阳光下跳跃，闪烁着碎银般的光芒，清可见底的河水中，游鱼与鹅卵石嬉戏，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

最令人魂牵梦萦的，是那份浑然天成的纯朴民风。张家送来新磨的面粉，香气四溢，仿佛能勾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李家帮忙修缮房屋，手忙脚乱却满是温情，那份邻里间的互助与关怀，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王家婶子总会给邻居孩子塞一把新摘的野果，那甜美的滋味至今仍留在舌尖，成为童年最甜蜜的记忆。这份邻里间质朴无华的情谊，就像春日里和煦的微风，轻轻拂过每个人的心田，将整个村庄温柔地包裹，编织成一张让人永生难忘的温情画卷。

每当夕阳西下，炊烟袅袅升起时，当街老张家的大槐树下总会传来阵阵欢声笑语。孩子们追逐嬉戏，大人们闲话家常，那份和谐与融洽，仿佛能驱散一切烦恼与忧愁。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记忆中最动人的乡音，是我心中永远的温暖与慰藉。

"大家一起抬呀！砸实脚下地呀！来…呀！来…呀！"这铿锵有力的号子声，从东街陈老三家新房的工地上传来。只见一个壮汉站在夯石旁，正带着三个帮工声嘶力竭地喊着号子。这是村里延续多年的传统，只要谁家盖新房，全村壮劳力都会自发前来帮忙，不取分文报酬，主人家只需管顿午饭即可。若是孤寡老人或困难户修缮房屋，连这顿饭都免了。

这砸夯的号子声，是我童年最熟悉的乡音。每当听到这声音，全村人都会知道谁家盖房，就会自觉前来帮工。我们一群孩子也会像小麻雀般叽叽喳喳地跑去看热闹。最让我们乐不可支的，是喊夯的老光棍儿二蛋子突然卡壳时的窘态，只见他嘴巴张得老大，却发不出声来，那滑稽的模样笑得得我们前仰后翻。

喊夯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号子不仅要响亮，还要与夯石起落的节奏完美配合，这样才能让四个人抬着二百斤重的石夯不觉吃力。二蛋子不愧是村里的"喊夯专业户"，谁家盖房都少不了他。记得有一次，邻居王大叔家建房，二蛋子光着膀子，免裆裤上扎着大白裤带，摇着膀子晃着脑袋，张口就来："大家一起来呀！"其他三人立即应和："来呀！"就这样，号子声伴着夯石起落，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就在这时，村东头的两个大姑娘也来看热闹。二蛋子一看见她们，顿时乱了方寸，张嘴半天却喊不出词来。慌乱中，他瞥见一个姑娘正盯着他看，灵机一动，随口编出："来了俩美儿呀！来呀！让我丢了魂儿呀！来呀！我真想跑过去呀！来呀！亲亲她们的嘴儿呀，来呀！来呀！"姑娘们刚听出这是在拿她们打哈哈儿，便抓起一把土攘了过去。二蛋子见状，赶紧小声说："咱们歇会儿吧！"说完便一溜烟地跑了。

我家兄弟众多，1965年父母商议后，决定再盖三间新房。开工那天，全村壮劳力纷纷自带工具前来帮忙，连村里的泥瓦匠师傅都来了，父亲见来了这么多人，只挑选了15位有盖房经验的留下帮忙，其余的都婉言谢绝了。

盖房虽是力气活儿，家里却拿不出好东西招待大家。中午吃的是白棒子米干饭配熬干白菜。尽管如此，乡亲们毫无怨言，吃得津津有味。东街的陈二叔，第一天收工，就回家领来儿子来吃饭，自己想回家凑合一口。父亲见状，怎忍心让他走呢，坚持留下爷儿俩一起吃饭。那时，许多困难户都是如此，父亲帮工，却让孩子代他去吃饭，只为让孩子能吃顿饱饭。

房子盖得特别快，不到十天，三间新房就拔地而起。父亲最后扒拉算盘一算，三间房子总共花了490块钱。

那时候的家乡，贫富差距微乎其微。除了那些家里既有上班的又有挣工分的家庭，日子过得相对宽裕些，其他庄户人家都差不多一个样。三年困难时期，乡亲们相互扶持着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生产队分到的口粮，再怎么省吃俭用，也只能撑六七个月。到了三四月份，青黄不接，村里山坡上、平地里的野菜都被挖得一干二净，家家户户的榆树皮也被剥得光秃秃的。甚至棒子骨头都被碾碎，当成粮食来充饥。有不少家人因为长期吃野菜、树皮，浑身浮肿，卧床不起。这时候，谁家要是还有一点粮食，不管多少，都会拿出来接济这些困难人家。

孤寡老人马老太太，是村里的五保户。家里的粮食早就断了顿，院子里那棵榆树皮也被从树根儿下剥到了树梢。她浑身浮肿得像个吹胀的气球，虚弱得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村党支部动员全村父老乡亲献爱心，帮助马老太太渡过难关。

刚刚结束的大食堂年代，家家户户刚刚恢复家庭日常生活，底子都很薄。但村里百户人家，尽管都困难得揭不开锅，但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一碗棒子、一铁勺棒子面、两个窝窝头、两个菜团子、一篮子野菜，源源不断地送到马老太太家。那场景，就像一股温暖的溪流，在村里流淌。

母亲和父亲商量着，家里还有仅存的一点白薯干，那是母亲留着救急用的。当母亲从板柜底下掏出来时，我们哥几个眼睛都直了，原来家里还有这些“宝贝”，伸手就去拿。母亲用力扒开我们的手，说：“你们不能吃，这是拿给你马奶奶吃的。”母亲把白薯干倒在炕上数了数，一共有十五块，她拿出了五块，其余的又放到了板柜里。“咔嚓”一声，板柜被锁上了。

母亲生火，把白薯干放在锅里蒸软，又拿了一碗泡好了的杨树叶子，拉着我的手一起去马老太太家。老太太家的板柜上，放满了奇奇怪怪的食物，有许多我都不认识，但不管是什么，都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它们汇成了一股温暖的河流，在温暖着老太太那颗感动的心。

母亲把白薯干送到老太太跟前，说：“吃块儿白薯干吧！还热乎着呢，刚刚蒸过的。”说着，直接把白薯干送进了奶奶的嘴里。我看到奶奶的眼里流出了两行感动的眼泪，那泪水，比任何食物都珍贵。

老太太的起居都由村团支部负责，每天都由团员照顾她的生活。在村里好心人的帮助下，老太太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她把乡亲们送来的食物，又送给了那些比她更需要的人。这份善良和温暖，就像一颗种子，在村里生根发芽，传递着爱的力量。

那时候的孩子，穿着开裆裤，像一群活泼的小兽，在乡野间撒欢儿。他们蹲在泥巴堆旁，用稚嫩的小手捏出各种形状的家伙什儿，玩着过家家；滚着铁环，那“叮当”的声响在乡间小路上回荡；弹着玻璃球，每一次碰撞都伴随着欢快的笑声；钻进棒秸团子里玩捉迷藏，那此起彼伏的呼喊声，成了童年最动听的乐章。他们的血脉里，流淌着对学习的渴望、对集体的的热爱、对国家的忠诚，一个个都立志要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那时的乡村，虽没有电灯电视的璀璨，但业余文化生活却如春日繁花般绚烂。夜校，成了点亮农民知识之火的明灯。村里对没有文化的社员进行登记造册，每天晚上，都有两个小时的夜校学习时间。虽然去夜校是自愿的，但社员们却都踊跃参加，仿佛那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吸引着他们不断前行。

村里还有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文艺宣传队，他们宛如乡村文化的守护者，撑起了乡村文化的半边天。他们不仅精心排练节目，为乡亲们带来一场场精彩的演出，还负责村里黑板报内容的编辑更换。每当夜幕降临，他们便站在大街墙头，拿着用纸板卷起的喇叭桶，进行新闻广播，那声音穿透黑夜，传遍每一个角落。宣传队虽然条件简陋，没有电灯，没有音乐设备，只有锣鼓、竹板等简单的家伙什儿，但他们却能凭借满腔的热情和创造力，排练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每当夜幕降临，村里总能听到锣鼓家伙的声响，那声音热烈而激昂，仿佛是乡村夜晚的号角；总能听到家人从夜校回家的欢声笑语声，那笑声清脆而欢快，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星。直到夜深人静，几声疲惫的狗叫声传来，村里的夜才渐渐归于平静，仿佛一切都沉浸在了那片宁静的温柔乡里。

勤俭持家、尊敬长辈、孝敬父母的风尚在村里蔚然成风。粮食作为养家糊口的命根子，被视若珍宝，家家户户的大人都会郑重其事地教导孩子珍惜每一粒粮食，杜绝浪费。那时，村里没有不劳而获的"白吃饱儿"，人人都竭尽所能为家庭生计添砖加瓦。

每到收获季节，生产队的庄稼收割完毕，田间地头总能看到老老少少的身影，弓着腰仔细捡豆子、拾花生，拾白薯，拾棒子，生怕遗漏一粒粮食。捡回来的花生，都舍不得吃，炒熟后拿到集市上售卖。虽然换来的钱不多，但足够贴补家用，买些油盐酱醋。

每年生产队分到家里的豆秸，母亲都会先在院子里晾晒两天，再用木棍轻轻敲打。那些没炸开的豆角，经一晒一敲，便会蹦出饱满的豆粒。烧火做饭时，母亲也不忘用烧火棍再敲一遍，确认没有遗漏后才把豆秸添进灶里。她的口袋里，总装着烧火时捡出来的豆粒、花生角儿和玉米粒。冬天，一家人围坐在火盆前，母亲就会把这些"宝贝"从兜里掏出来，放在火盆沿上烤给我们吃。有时，我们还会用细铁丝串起豆粒，放在微弱的煤油灯火上烤。虽然烤熟的豆粒黑乎乎的，还带着一股煤油味，但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村里的每个家庭、每位母亲，都是这样勤俭持家、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为了节省粮食，农闲时节，家家户户都改为一天吃两顿饭。早饭要等到十点左右，午饭则安排在下午两三点。那时，大米白面是稀罕物，更别提解馋的肉了。蒸白薯、玉米面饽饽是主食，荤腥少得可怜。我常看到，亲戚来家里时，母亲炒完第一个菜，总会把一碗剩粥倒进锅里，翻腾半天才盛出来，接着炒第二个菜，为的是让那碗剩粥沾点油星。两顿饭，大人们能忍，但我们这些孩子，吃得快、饿得也快。晚上在外面疯玩够了回家，总会向母亲讨吃的。母亲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零食，锅里熥着的白薯片，已熥得软糯香甜，等着我们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