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之问与历史答案——从哲学历程到政治现实的反思

永超凡

作者：永超凡2025.11.25 法治、民主、自由、网络、人工智能、海洋文明、城市文明、男女平等、信息碎片化、全球资本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等为主体或主导的时代里，与二十年前相比，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在便捷网络、快速交通和快递上门、统一大市场建设等的加持下，加上婚姻自由、择业自由、流动自由，人们获取信息、学习提高、娱乐交往、独立生存、表达意愿、抒发情感、追求个人梦想、维护自身权益、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关注国内国际大事等越来越方便。个个精神、情感、思想、意识极大自由，人人皆可尧舜的时代已经到来，但从个人到国家、客观到主观，似乎尚未做好思想承接、体制迎接和物质衔接。受教育程度、预期寿命高低、离婚率、不婚率、少子化、老龄化、空心村、举债消费，出国求学、异地择业及定居比例，个人或家庭资产中固定资产占比，房贷在商业银行所有贷款的占比，恩格尔系数，投保或旅游等消费支出在所有家庭开支的占比，储蓄率，活期存款、股票和基金及债券等的市值和贵重金属等易变现、流动性较高的货币性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含房子、车子、长期投资股权等）中占比，皆是反映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进步状况的标志性特征。当然重要的指标还有：年度出省出境出游次数，购书和看电影、看音乐会等精神消费在总消费中占比、体育休闲支出占比、在外就餐在家庭食品消费中占比、教育或医疗费用在总消费占比，等等。对中青年人来说，最关键的几个指标是：离婚率、单身率、生育系数、人均房产面积、受高等教育程度。有钱人与低收入群体、重点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文凭与普通本科及以下人群、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与副科级以下的普通干部、退休人员与在职人员、体制内与体制外、东南沿海与西部内陆地区、男和女、老和少等，关心的重点指标皆不相同。只有同类才能共鸣、同频才能共振、同行才能共商、同心才能前进、同德才能共赢，否则，就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瞎子点灯白费蜡，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物质极大丰富，思想束缚与精神枷锁基本消除，人若不成仁便要成魔。不要杞人忧天，替古人担忧，或害怕未来，畏缩不前，不要污染环境，竭泽而渔，砸子孙饭碗，也不要擅注经典，篡改民意，亦不必过分为尊者讳，虚伪至极，把伪善当厚道，把懦弱当宽容，把胆小当慈悲，把无知当谨慎，把痴狂当正信，更莫要讳疾弃医，久拖不治。一代更比一代强，相信后代更加聪明，一定能从历史启示、未来昭示、宇宙指示、伟人引领和同类推动下，找到症结化解之道。 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没有哪个时代能像当下这样信息大爆炸、教育大提高、住房大改善、资源大集中、运输便利化、生产自动化、社会法制化、服务精准化、政务公开化、机会趋等化、价值资本化、投资全球化、社会割裂化、信仰虚泛化、精神自由化和生活快节奏。随着微博、微信、抖音、豆包、淘宝、腾讯元宝、DeepSeek、百度、搜狗、哔哩哔哩、喜马拉雅，及各种短视频、服务号等网络平台交流与信息搜索、文图制作工具的丰富、便捷，人们提升自身、开展工作、了解外界、婚姻相处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方式随之颠覆性改变。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自我和影响外界。在社会各种内卷、内耗不断增加的同时，人的精神消费和情绪价值需求越来越高。传统道德、风俗、伦理、科学体系不断坍塌，孤僻、抑郁、自闭、自恋、少白头、不孕不育、绝症及双相情感障碍等各种精神疾病的罹患率大幅度增加。知识和金钱财富越多越无知，原有思想价值体系与情感家庭模式越稳固越迷茫。可怜的人们，不由自主的进入了信息茧房，产生了无法改变的选择困难症。我们所接触或认知的所谓客观世界，其实是资本化、政治化的外界按照大数据等模型、政策等规则推送出来和事先限制好的，人只能被动接受。科技在进步，语言、思维及现实中人与人的沟通交流却在退化。语言的边界，即为思想的边界。语言的苍白，即为精神的空虚。机器的胜利，即为人类的失败。资本的狂欢，即为道德的悲哀。法律的荣光，即为伦理的滑坡。知识、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出现新的认知断层与交流鸿沟，生物链顶端人群对中低收入阶层的愚弄、操纵和收割能力进一步加强，财富悬殊不断拉大。只有行业精英、亿万富翁、高级干部、宗教信仰高级人员等极少数群体，才有条件与资格便利享受时代红利。由于奶头文化、快餐文化等的繁荣，导致表面上底层人民的绝对收入、幸福指数等较大幅度提高，但掩盖了百姓精神空虚、信仰混乱、认知坍塌、思想割裂、群族撕裂、未来迷茫、养老保障低、缺乏利益代表等巨大现实问题。虽传统媒体的舆论宣传影响力与政府管控力度有所下降，但新媒体的管控方式与力度实质上却在加强。有了重大意见，除了政府政务服务热线等机械无情的回复，其它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历史规律、政治改革、思想进步、法治健全、文化创新等研究方面的重大事项，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成熟、明确、民主、公平、合理、健全、科学的总体规划和实现路径。思想混乱、体制性对抗、思维僵化、路径依赖、情绪焦虑、等靠要思想严重、社会焦点问题日益加剧。 或明或暗、各种各样的利益代言人、带路党、白手套、标题党、假信仰、伪命题、意见领袖、低级红高级黑等层出不穷，离奇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而毫无办法，不了了之。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情况又铺天盖地而来。各种势力和代表，都在义正辞严、声嘶力竭、热情万丈、言辞凿凿的宣传、发动、营销，企图提前布局，尽快占领舆论宣传高地，都在想方设法收买、笼络、诱惑、蛊惑人心，不停的洗脑、洗白和灌输，以提高社会知名度、舆论美誉度、市场占有率，扩大势力范围，加强辐射深度，形成和扩大在平台、资源、工具、资本、人力、政策、行业、信息、科技、标准、制度、体系、文艺、司法机器等方面的优势。傻子太多，骗子都不够用了。在此复杂严峻情况下，不可能出来一个在某领域或方面登高一呼、万方响应、呼声统一、意见集中、思想膜拜、合法合规、治理高效的广大群体之绝对领袖。各种小集体、小单位、小行业、小群体、小区域、小领域的探索与创新，出现各行其是、鱼龙混杂、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局面。怎么办，怎么办？乐观预计，这一混乱局面至少还要持续二三十年，随着AI逐渐加大对人类的替代程度，会使得情况更加急难愁盼，危险和难度系数甚至成百上万倍的上升。如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或某两个超级大国对决、某几个经济政治结盟体搞体制性、根本性的对抗，事情则可能更复杂，未来更难以预料。作为平凡之辈，我们不知道国家高层、高等科教研机构、政治团体、思想和宗教组织、各种民间智库等，是否对此有相当的战略研究、长期布局、重大投入和明确清晰科学的规划方案、简明有效的预防控制体制。各方面应对力量，该如何协作与斗争、整合与管理、创新与淘汰。这绝非吃瓜群众没事找事，自不量力，身在福中不知福，整天吃饱了撑的，更不是拿着卖面粉的钱，操着造核弹的心，实则是忧国忧民乃国人精神本色。“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出自清代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强调决策需兼顾长远与整体，局部与全局不可偏废。“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出自汉代王充的《论衡》。因缘际会造人、乱世出英雄，不到关键阶段，谁也不知道最大的黑马在哪里，哪只乌鸦变凤凰，哪只母猪飞上天，哪个妇孺骑扫帚能打仗，哪个傻瓜能走狗屎运。 能认识到婚姻家庭、单位发展、法治、房价、金价、油价、金融、经济、教育、医疗、网络、气候、资源、环境、安全、外交、军事、国际等危机的人很多。但能认识到政党、信仰、思想、文化、精神、道德、伦理、传统、认知、民族、阶层等危机的很少很少。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自身素质提升的很多很多，但懂得合理选择思想信仰工具、知道如何科学运用的极少极少。家庭与个人的精神消费比例提升虽快，社会精神产品供应虽越来越丰富，但什么才能成为也必须成为核心主体和关键引导地位，没几个人能回答。个人修行与社会化大集体改造，究竟该如何结合；共产主义与佛道儒三驾思想马车究竟该如何分工、协作，共同发挥有效作用，值得平等探讨，深入交流，全面研究。我们还要提前思考，思考万物互联互通、AI替代人类、允许人机人脑接口和人类基因改造时代里，法治、伦理、道德、政治、思想等该如何调整。大小民族、强弱国家、贫富阶层，不同信仰与区域、性别、年龄、行业、组织等之间，如何平衡关系与利益分配。这些似乎未来虚无缥缈、与普通人关联不大的事情，总需有执着的好事者、真诚的热心人去操闲心。这也不影响其他群体吃香喝辣，不影响任何人胡作非为、乱作为，甚至内卷、内耗与内斗，以及变性与整容、耍阔与骄奢、摆烂与躺平、月光与啃老、颓废与抑郁。杀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医生能给别人看病，但不能给自己把脉。任何时候，灯下黑都难以避免，心病还需心药治。别人有困难了，办法一大摊，主意一大套。可自己遇到棘手问题时，就陷入困境，难以自拔。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开头容易收尾难，计划容易施行难，承诺容易兑现难，发誓容易践行难。个个都是一条龙，个个能的不得了，集中在一起却成了一群虫。谁也不服谁，无论谁成功也不开心，胳膊肘往里拐，向亲不向理，敝扫自珍，看着自家孩子最亲，缺点成优点，毛病成个性，隐疾成瑕疵，失败成经验。到处都是低水平重复建设，车轱辘话说八遍，批评性意见多而建设性意见少，定性反对多而定量分析少，不采纳就沉默和对抗。在国际国内局势一团糟的情况下，要有打长期战的思想与物质准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努力。要有正反两方面的计策，至少两套可行性方案，一套失败了，另一套机制要无缝衔接，马上启动，迅速跟上，有效发挥。先锋队随时可能变为预备队，童子军也要做好随时变成先锋队的准备。管理的前中后台、政府与民间、管理服务方与被管理被服务方、文化思想与经济实业界、工农大众与财富资本集团等，要各尽其能，优势互补，相互协作，共同推动，要到位而不越位，补台而不拆台。 再混乱、危急的情况下，也不能自乱阵脚，自我否定，信仰丧失，精神颓废。管理团队、统治高层、核心机构与关键部门，要各负其责，充分发挥吹哨人、排雷队和先锋队等的作用，力争把潜在重大隐患提前排除，把预案做好，打好提前量。哪怕要以高射炮轰蚊子，拿圣经书拍苍蝇，以马列主义斗私批修，砸烂一切坛坛罐罐，倒退二十年，也不惜一战。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能打败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家庭核心、团队首领、意见领袖，要严格要求自己，切实以身作则，积极发挥带头模范和示范引导作用。任何时候都要思想集中，意识到位，目标明确，态度坚定，原则统一，方法灵活，手段强大，炮火集中。无论高层还是基层，都要明白概念、范围、对象、框架、禁忌、前提、原则、条件、基础、保障、队伍、核心、关键、底线、红线和高压线等的重要性。明白权力与职责的边缘、界限，树立强烈的宗旨意识、合规意识、创新意识、服务意识、大局观念、群众观念、奉献精神，要有长远眼光，学会放长线钓大鱼。敌做，我亦能做。女人能顶半边天。男人要走女人的路线，发嗲，勤快，体贴，贤惠，让女人无路可走。女人要走阳刚路线，能冲，善打，博学，多才，让男人心服口服。领导做过的，下级员工亦可效仿：画大饼，鬼哄鬼，玩空手道，貌似认真上班实则干私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仇当场就报，一言不合就掉脸，铃声一响就收拾东西下班，坚决按合同法办事。公私要分开，既不能拿单位一张纸，也决不让单位占个人便宜。无论是什么棘手问题，都要树立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开放搞活意识，实行民主集中，集思广益，发动、相信和依赖群众，而绝不可走精英道路、孤立路线，绝不能给机会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分裂主义、流氓主义、狭隘观念、自私自利、宗派思想、一家独大、奢靡之风等有可乘之机。要开门办学办教，法治管党，文化塑企，信仰强魂。要精兵简政，分步放权，规范市场秩序，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桥归桥，路归路，“把撒旦的还给撒旦，把上帝的还给上帝”（《圣经》），要各归其主、各负其责。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地方有机发挥灵活性配合、共产党绝对执政与民主党派积极参政紧密结合、传统道德弘扬与法治建设并重、西方基督文明与东方佛道儒相互辉映等。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贪腐之风刹不住、分配不合理、贫富悬殊拉大、网络平台侵犯经营主体合法利益、西方势力搞颜色革命、美帝大肆破坏国际体系规则、党内高层思想不统一、社会法治建设理念不强、距司法公平目标遥远、夫妻不和谐、男女不平等、就业和地域歧视、工农城乡二元对立等。而是逻辑思想、哲学理念、历史规律、宇宙真相、科学思维、宗教信仰等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没有被社会普遍接受、充分掌握和合理运用。教育、行政、管理、服务、科研等重要领域内，缺乏战略引领、逻辑思维、文化常识、思想高度、历史认知、传统底蕴和道德根基，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严重落后于国内外形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 普通人承认哲学家的伟大，但所作所为偏偏与后者的要求完全相反。他们拒绝科学思维，是因为它严谨而刻板，时常导致生活改变习惯，失去趣味；他们拒绝哲学逻辑与理念，是因为它太过枯燥与复杂艰难，不仅与世俗快乐无直接相关而且妨碍人享受物质、安于现状、限于愚蠢和卑俗；他们拒绝宗教信仰，是因为它戒律、禁忌太多，控制物欲，时常促使人过于清醒、独立，而不能小人结派、合谋寻欢。他们拒绝历史规律和宇宙真相，是因为历史规律黑又深、宇宙真相太残酷，凡人受不了，看不透，玩不起，必须敬而远之。所谓社会科学的理论，就是拿一堆名词、概念、范畴、方式、例子，不断的绕绕绕，把你明白的一定讲糊涂。不把读者讲糊涂，显得他水平不高。全文读熟看懂，一点点掰扯开来后，其中的逻辑体系和语言构造，全是哲学孤独的影子、辩证法的推导与思想有序的蔓延。批评、批判、民主监督、舆论宣传、思想斗争、精神引导、信仰强化等的工具简单、方式单一、方法粗暴、态度蛮横、语言苍白、思想局限、认知僵化、管理松懈、制度藩篱、体系混乱。各种力量单打独斗，各自为战，自定条件与规则，自定题目和目标，自选手段与对象，自说自话，剃头挑子一头热。要彻底改变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的建设规划、目标与资金、人才的投入机制。围绕社会现实需要什么就集中研究什么，未来什么重要就重点围绕什么，要打基础，重长远，把解决现实问题与重视长期规划统一起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国际国内两个轮子一起转，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一起拉。历史、哲学、心理、政治、宗教、民族、区域、外交、物理、数学、管理、文艺、考古、体旅、金融、法律、贸易等专业领域的投入要大大加强。要给科研队伍的稳定与思想学者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提供坚强保证。要下决心解决迷信权威、科技剥削、行业壁垒、高校院墙、学术打压、科学流氓、专家代言、学术欺诈、学术妲己、重科研轻转化等不正之风或高投入低产出问题。既要充分尊重科技人员的地位，也要防止出现专家治国的错误倾向。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思想无禁区，但思想家有禁区。艺术无禁区，但艺术家有禁区。凡事不能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越俎代庖，想当然拍脑袋，制度生病基层吃药，胡子眉毛一把抓，形式主义害死人。要防止出现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以三十年否定一百年，以一百年简单否定一千年，以一千年绝对否定五千年。简单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必然栽跟头。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问题，左倾主义的危害性远远大于右倾主义。墙头草、机会主义、宗派观念、老好人主义等历史道德流弊，必须严肃批判，大力揭露，狠狠打击。要完善在岗不出力、履责不到位、得过且过混日子的惩罚和退出机制。要丰富尽职免责、改革容错、试点纠错的手段，建立宽容创新失败、打击虚假举报等的维护机制体制，给干事创业、扎实认真、团结奋进、老实肯干、埋头奉献、改革创新等创造良好的氛围。 要尽量避免以群众投票定先进、在管理部门搞末位淘汰和短期考核评比、单纯以业绩和数字论英雄的现象和情况。选拔干部要不唯年龄、文凭、资历、性别、党派、宗教信仰，要给所有人和市场主体以公平竞争、同等参与、同台竞技、友好竞争创造有利条件与大量机会。党的中高级干部、中大型企业家和思想科研高等机构的决策人员，要长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孙子兵法，史书，儒法墨等诸子百家经典，以及《道德经》《易经》《金刚经》等实践证明为世界思想精华的圣贤之道。要破除各种思想禁锢、信仰藩篱、精神枷锁、行业壁垒、地方分裂主义和民族分离趋向。党和政府高层要首先学，认真学，学精学透，作出榜样。全民族、全党、全国要鼓励和表彰爱学习、善思考、会总结、敢争先、重实践、重实用、能创新的典型代表。要研究改革党对思想引领、文化繁荣、信仰强化、历史研究、道德建设、社会治理等的统筹规划。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调动政治领导与社会参与的两方面积极性，把弘扬学术自由与确保政治坚定有机结合起来，不能搞成两张皮，不能外行领导内行，更不能自我封尊，自我授衔，自我加冕，及人为设限，搞小院高墙、意识对抗和主义至上。要充分发挥退二线领导、退休干部的巨大作用，要采取措施让上述机关干部和教师、医生等积极发挥余热。尤其要促使他们在居民小区民主自治，以及行业协会、民间商会、文艺社团等的管理与服务，还有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拾遗补缺、乡贤引领等重要作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有利的积极的因素。要充分尊重体制外、平台外、政党外等方面的自由人士、意见人士的特殊地位与监督身份，深入挖掘其具有的宝贵资源，全面利用其智力优势。只要能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要放心大胆使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五湖四海选人才，四面八方推干部，要使得执政团队与决策核心充分具有代表性、权威性与领导力。说话做事、科学研究、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利，只求实。要重新开展和长期坚持真理问题大讨论，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与时俱进。要树立灵魂观（生死观）、自然观（大地球观）和宇宙观（超自然观）的新三观，强调人情关、权力关、金钱关等三卡关，使其两者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老三观结合起来。真理愈辩愈明，思想越炼越纯洁，信仰越真越坚定。党和一切思想组织，高层分子要严进宽出，有取有舍，优胜劣汰，不能过分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切实接受社会各界与群众、媒体、舆论的监督。让老百姓说话，塌不了天。公生明，廉生威，权力只有被关进笼子，才会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 反腐要避免一阵风，重老虎轻苍蝇。党的建设要避免运动化和无限扩大到普通党员，搞人人过关，貌似轰轰烈烈，实则雷声大雨点小。要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要充分相信和依赖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正确认识与积极处理以下矛盾：干事的人容易贪污但勇于担当、业绩突出，所谓清官廉洁奉公却不抓经济、清谈误国，滥竽充数、殆于履职现象大量存在却自诩淡漠名利，流程合规、形式健全却造成决策重大失误、资金巨大浪费，过于苛刻刑罚而导致诉讼泛滥、法棍嚣张。要狠狠打击各种数据注水、统计出干部的现象与行为，一个也不放过，一次也不宽容。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食品药品和环境安全、虚假创新、包装典型、敲诈勒索、告密成风、泄密谋私、文山会海、官僚主义等。浮夸风、冒进主义、拔苗助长和形式主义，实在是害死人。中国最好和最有实力的两个铁杆朋友，一是农业和工业，二是军事和教育。一切国际政治冲突、文明冲突，不过都是贸易纷争、资金交易、意识输出、宗教扩张、军事霸权、规则制定、势力划分、份额调整和利润分割。实力、拳头、利剑、大炮、稀土、芯片，哪个管用上哪个，要用对方理解的方式与语言发声。不能总是韬光养晦，委屈求全，求全责备，自我阉割，自我否定。不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能口惠而实不至，总搞平均主义和拉郎配，各打五十大板，四处一刀切。不能总以为外国月亮圆，外来和尚会念经，须知偏方治大病，土专家最爱家乡。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不能自惭形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更不能绥靖思想、共荣观念、投降主义、逃跑主义盛行，还没开战就膝盖一软，扑通跪下，量中华之物力，结列强之欢心。人性永本私，历史的一幕幕总是惊人的相似。古人智慧胜今人，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圣人之道，天人合一，上下合一，朝野合一，文武一心，父子、夫妇和兄弟齐心，则天下无敌。上善若水，无欲则刚，吾性自足，无需外求。现实重大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历史长河的生灭流转、跌宕起伏里寻找答案。东方的道、经、禅、知、论，就是西方的法律、逻辑、定理、公式、哲学等。数学、物理与哲学、艺术，前后两者均蕴含着极为相似的自然规律与社会法则。万法归一。天下、地球、宇宙大道高度统一，永恒不变，大道至简。凡事要用真善美三把筛子分别好好筛一遍，要用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三种特性分析、过滤一遍，分清轻重缓急。要严肃活泼，团结紧张，言行、心口、内外和步调一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不要夜郎自大，坐井观天，刻舟求剑，更不要妄自菲薄，叶公好龙，朝三暮四。最朴素、最底层的真理，在劳动人民群众那里。一般事务和寻常改革，要少数服从多数。劳动人民是历史前进的火车轮，伟人英雄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两者不可偏废。最稀罕、最永恒的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重大事务和复杂改革，要高屋建瓴，高层擘画。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凡事穷尽一切办法却一直难以推进时，要反其道而行之。凡长期逆常理、严重违人情的重大事情，必须要乱世重典，重拳出击，矫枉过正。现实与理想总是相反的，凡夫与智者总是逆向的，必须逆俗理、悖人心、违凡态而行，双重否定就是肯定。只是口头强调、一贯喊口号，台上台下和人前人后两个样，就是愚弄下级和欺世盗名。对负能量进行相反的理解和利用，何尝不是利益最大化和矛盾最小化。对《反杜林论》写一篇《反“反杜林论”》，此为负负得正。在政治、外交和思想史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永久的权衡与斗争、力量的不断转换与利益的一时交换。哲学学术范畴内的批判性，就是敢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想壁垒和认知障碍，甚至于为了批判而批判，为了批判而不惜向老师、权贵等一切有碍于哲学丰富、认知反思和思想进步的力量开火。哲人们往往生活单调，深居简出，孤僻，自负，且为了事业而拒绝使用其他任何谋生手段，抗拒婚姻与名利束缚，乃至于穷困潦倒，孤独终身。为了寻找时代问题、人生问题、宇宙问题等的历史答案，必须效法一切伟大的哲学先知，促使人们思想纯粹，逻辑清晰，观察透彻，领悟深刻，思维敏捷，语言强大，道德独立，精神高贵，目标恒定，态度执着，反思深入，批判严密。理性主义奠基人之一的笛卡尔（1596-1650），其哲学思想以怀疑为起点。他在《第一哲学沉思》中提出“怀疑一切”的方法论，认为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对所有的信念进行质疑。他质疑感官的可靠性，认为感官可能会欺骗我们。这种极端的怀疑态度促使他深入思考，最终得出“我思故我在”的结论。意思是：“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这句被他当作自己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在科学探索中，怀疑和验证是至关重要的。笛卡尔的怀疑方法提醒我们，科学的进步往往源于对现有知识的质疑和重新审视。正如现代科学家在实验中不断提出假设并进行验证，笛卡尔的思考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过程奠定了基础。康德（1724-1804），德意志古典哲学创始人，开启了德国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等诸多流派。是启蒙运动时期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和德意志思想界代表，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提出问题：我们能知道什么？他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用处了。在此之前，人们让认识向外部事物看齐。而康德说，如果我们颠倒一下，让事物向我们的认识看齐，该会如何？康德把这一思维方法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相比较：哥白尼以前，人们认为一切星球围着我们地球转，哥白尼却说，我们地球是在围着其它星球转。在康德所处时代，欧洲哲学思想主要有两种重要理论：由洛克、休谟等人发展出来的经验主义，以及笛卡儿等人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而理性主义者则认为人类的知识来自于人自身的理性。而康德则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两者的观点。他指出，知识是人类同时透过感官与理性得到的。经验对知识的产生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要素。把经验转换为知识，就需要理性（他与亚里士多德将理性称为“范畴”），而理性则是天赋的。 人类通过范畴的框架来获得外界的经验，没有范畴就无法感知世界。因此范畴与经验一样，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但人类的范畴中也有一些可以改变人类对世界的观念的因素，他意识到，事物本身与人所看到的事物是不同的，人永远无法确知事物的真正面貌。康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他指出，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人为自然界立法。他的这一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共同之处：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叔本华（1788-1860），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理性主义哲学的人，并开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也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他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提出了生存意志论，认为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运作的力量。他说，人生就是一种痛苦，一个人所感受的痛苦与他的生存意志的深度成正比。生存意志越强，人就越痛苦。要摆脱痛苦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抛弃欲求，否定生存意志。他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艺术创造和欣赏来暂时解脱痛苦，但最根本的解脱办法，是进入佛教的空、无的境界。他指出：康德的最大功绩不是他的认识论，而在于他划分了表象和物自体之间的区别。康德错误地假定知觉包括想象，将直观和思维混淆起来。他发现，若按这种理论，表象世界就成了既是直观又是思维，既非直观又非思维的东西。而且这样一来动物要么具有思维，要么就连外在世界的表象也没有了，这显然不合情理。尼采（1844-1900），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出发，摆脱其消极悲观倾向，使之变为积极行动的反叛哲学，从而创立了“权力意志说”和“超人哲学”。他思想的形成同普鲁士在1871年普法战争大获全胜、德意志民族统一成功、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他认为贪得无厌的权力意志，是万物的本原。提出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口号，认为传统的真善美观念抑制了生命的价值，实际上人并不具有真善美的本能，而只有权力意志的本能。强调要建立新的即权力意志的价值观。尼采是反理性主义的典型。他主张用意志、本能和直觉代替理性，真正的哲学家应当就是统治者和立法者。从权力意志论和永恒轮回说出发，他提出了超人哲学，主张以此取代基督教，断言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由天才创造的，认为人类生存的目的在于产生伟大的人物。黑格尔（1770-1831），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也就是上帝，但此上帝不是基督教所说，而是“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在他看来，绝对精神并不是超越于世界之上的东西，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都是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因此，事物的更替、发展、永恒的生命过程，就是绝对精神本身。他认为：“绝对观念”是宇宙之源，万物之本。世界的运动变化乃是“绝对观念”自我发展的结果，认为自己的哲学就是“绝对观念”的最高表现。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具有强烈的思辨性、辩证性和体系性。他站在哲学史的高度之上看待哲学和自己的思想，其哲学标志着古典哲学的终结。他用最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科学的最高理想，导致统治西方哲学长达2000多年的形而上学走向终结。在他的哲学中，辩证法占据重要地位。辩证法按本质来说，是没有限制的，表现了正、反、合，矛盾的消失。 德国旧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1804-1872），曾属青年黑格尔派，他几乎听完了黑格尔的所有讲座。他批判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同一说，提出了以人和自然为哲学唯一对象的人本学。他肯定自然是物质的客观实在，空间、时间和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的产物，是灵魂和肉体的统一，唯物地阐述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他认为人是认识的主体，主体和客体通过感觉直接联系达到统一，自然是可以被认识的，主张直观的反映论。其人本学对人的理解是抽象的自然人。他论证了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本质联系，提出唯心主义只是用理性改造了的神学。在否定了过去的宗教后，他试图建立一种无神的宗教来宣扬超阶级的爱。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建立了科学、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你看看，上述主要提及的七个西方哲学大家，按叙述时间排序：笛卡尔、康德、叔本华、尼采、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总体上是后者革命性颠覆前人的研究理论，或批判性的吸取，中和式的采纳，灵魂式的升华，超越性的取代。甚至为了打倒对方，宣传自己，有意渲染对立情绪，故意危言耸听，使用极度夸张化、绝对化、否定式的语言对其予以宣判。鸡鸭多的地方屎尿多，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和尚没水吃。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世界最大的弊病之一，就是家庭里女人太强而男人太软，社会中阴气太盛，正气不足，阴盛阳衰，双方错误与责任各半。既然存在就必有合理之处，但改革家、思想者、政治家、宗教家、哲学家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为人类改变自身指明方向，于细微处察真相，于幽暗处明大道，关键时候要当头一棒，断喝一声，要敢于改天换地，血肉横飞，激活一潭死水，要耻于人后，勇当人先，鼓舞士气，一鼓作气，绝地反击，触底反弹，洼地崛起，置之死地而后生，陷之亡地而后存，变不可能为可能，从荆棘遍地中杀出一条血路。学者虽手中无权，但心中藏道义、笔下有良知。他们的最可贵之处，就是把知识转化为学识，把冷板凳坐穿，从前人故纸堆窥见真相与规律法则，炼出真知灼见，从久远历史中萃取最有益的养分。他们必须热爱劳动人民，与劳动人民紧密团结，学会从劳动实践、自然现象、体力活动、身体与思想双重改造中寻求意识的锤炼、灵魂的升华。对普通人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的批评，及时的帮助，热烈的关心，温柔的给予。对有信仰、有组织、有纪律人的问题与缺陷，要严厉的批评，大力的揭露，彻底的抨击，猛烈的斗争。再好的政策，也要因地因时制宜，因人而异，因况而变。中央和省部级类的法规文件，从征询、调研、起草到公布、施行，通常经历半年一年甚至三五年以上。尽管其研究时预留了变化空间，设置了其它不特定条款，但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各地差距如此之大，总是不可避免的出现文件法规落后于形势。最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者，往往成为最死板教条的落伍者。因此，改革永是进行时，规矩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用来突破。王安石变法的“三不足”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与毛泽东同志的人定胜天异曲同工，不谋而合。还有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三者亦可谓精神一体，义理一致。中国儒释道三大教都主张自渡渡人，自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远物节欲，清净为道，超凡脱俗，敬畏自然，珍惜生命，天地同心，人天合一，而非神鬼至上，千万不要再给它们戴上封建迷信、传统糟粕和愚弄百姓的帽子与工具了。思想何罪之有，工具何罪之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迷信的，往往不是百姓、基层、盲流，而是富翁、高官、贪官和文人。最封建的，通常不是学生、下级、奴隶，而是家长、权威、领导和上级。 所谓改革，不是拿群众开刀、损百姓权益、给一线添堵、跟客户争利、对败者嘲讽、找弱势麻烦，而是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给既得利益者和统治高层、附属群体，以及强者和胜利者等做诊断，开药方，开肠破肚，灵魂审问，寻求自觉醒悟，自我切割，礼贤下士，谦卑求和，主动让利，团结奋进。要问计于民，问需于企，问道于野，从历史漩涡、生死困境、牢墙缝隙、时光隧道、信仰迷惑、法律悖论、哲学反思中，寻找阳光雨露，春风无限。得理要饶人，得势要仁慈，前进路上不能落下任何一批失意人。弱者要奋争，贫者要呐喊，幸福不会从天降，宁要孤独的痛苦，也不要寂寞的呻吟。权力要主动分享部分给臣服者，利益要自觉让渡部分给可怜人，这才是胜利者最该有的高姿态和智慧之举。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著名的“窑洞之问”：“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看到了，就是力求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不仅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新、永葆生机的坚定信念。它启示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监督，就是防止腐败祸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时常问自己：真理之剑在哪里，“窑洞之问”回答的如何，时间、情感、存在为何物，当下如何抓住，永恒又在哪里，成功、幸福、自由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本质与意义是什么，是否能够探寻得到，是意识决定人还是人决定意识。万物皆可哲学。技术的尽头是产品，产品是尽头是商业，商业的尽头是组织，组织的尽头是政治。经济的尽头是政治，政治的尽头是历史（谋略/哲学），历史的尽头是地理，哲学的尽头是艺术，艺术的尽头是道和神，时间的尽头是世界末日（空间/奇点），宇宙的尽头是热寂。法国的马修∙理查德跟随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攻读博士，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后，到遥远国度削发为僧。关于佛是宗教还是哲学，与他作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父亲让∙佛朗索瓦∙何维勒（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有一番对话，被录入《僧侣与哲学家》。书中有以下解读：“宗教家说它是一种无神论的哲学，一种心灵的科学；哲学家说他是一种宗教——佛教似乎没有自处之地。也许正因为如此，佛教有了一种优势，可以在宗教和哲学之间搭起桥梁。我会说佛教本质上是一个形而上的传统，从这个传统可以吸取智慧，这种智慧可以运用到每一刹那和所有的状况之中。“如果我们对宗教的定义是要盲目接受一种教义，不需要自己重新发掘那个教义的真理，那佛教就不是一个宗教。佛陀说得很清楚，他的教义必须被检查，必须被思考，不能只是因为尊敬佛陀而单纯的接受。教义的真理必须自己发觉，通过不断的修炼最后迈向心灵的证悟。“教徒之所以崇拜佛陀，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把他当做上帝或者圣人，而是因为他就是究竟的老师，证悟的化身。‘佛’的意思是‘觉悟者’，成就真理的人。他‘摧毁了’所有蒙蔽智慧的负面障碍，‘培养了’所有属于心灵和人性的正面特质。”“摧毁智障”就是信仰、知识、科学的革命与重建，“培养道德”就是信念、良知、神圣的洗涤与塑造。我们的民族与时代，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摧毁”与“培养”。哲学家：“我们必须小心分辨‘科学’和‘科学主义’。因为科学那么成功，使得人们相信任何问题都可以用科学的角度看。甚至还有‘科学社会主义’，很明显，这中间没有任何跟科学有关的事物，恰恰相反，倒是造成了极大伤害。”僧侣：“科学的危险性就是它容易被分析式的冲力带走，让知识做过大的横向扩展。这种对事物细节的研究，不论多么有趣，重要性不应该超过智慧的追寻。”哲学家说，蒙田说“作为一个哲学家就是要学习死亡”。僧侣：“佛教徒应该随时想到死亡的念头。这绝对不是悲伤或悲观的想法。这种思想反而激励着佛教徒去利用生命每一刻来转化内在。”大舍才能大得，向死方后生。踏遍千山始见仙草，坐穿寂寞才明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