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火边上的流年

怡雪

　说来这灶台上的缘分，怕是有根脉的。后来常听母亲念叨，我们家的男人，似乎生来就与这锅碗瓢盆亲近。我的爷爷，父亲，都是灶前的好手。特别是爷爷，那做饭的水平，是乡里乡外公认的“大师级”。记忆里最鲜明的，是每逢红白事，别人在灶台上忙得汗流浃背，他却总爱搬个小马扎，坐在不远处，一声不响地、专心致志地盯着。那双眼睛，像老鹰一样锐利，瞅着人家淘米、下料、掌勺。每看到做饭的人程序不对，或是盐酱调料下得不成比例，他那花白的眉毛就拧成一团，嘴角往下耷拉着，瞅一眼，再恨铁不成钢地瞪一眼，嘴里便低声地、絮絮地骂起来：

　“唉，活不了狗的，胡闹也没有闹成，这么个做法，做出来的饭还能吃吗？”

　那声音含在喉咙里，与其说是骂，不如说是一种极痛苦的喃喃自语，是为那些被糟蹋了的粮食与油盐发出的悲悯。那时我还不懂，只觉得爷爷的样子又严肃又好笑。如今想来，他那份近乎执拗的专注，或许就是一种对“吃食”这桩人间头等大事的敬畏。这敬畏，想来也如那脑畔上台子上的老果树的种子一般，悄无声息地，便落在了我父亲身上，而后，又飘进了我的血脉里。

　那时，我们住在拓家口子。要去外婆家的王寺湾，得翻过两座沉默的黄土山——对面山和张杜台山。父亲是从遥远的定边县来的，在这吴起县长城乡，我们的根须便显得稀疏，亲戚也就只有外婆家，以及散落在王寺湾的几家伯叔外家亲人。于是，跟着母亲“走外家”，便成了我童年里顶顶灿烂的节日。那里有诱人的果子，有无拘无束的玩耍。外婆常指着脑畔台子上那棵老果树，用枯瘦的手拍拍我，“社旺，它比你的大舅舅，还大着两岁哩。”

　我大抵是幸运的，因着年纪最小，常常是那个被母亲牵在手里的“肉尾巴”。这亲昵的称呼里，满是长辈的疼惜。可也有失落的时候。若比我大两岁的三姐也哭闹着要去，母亲便会弯下腰，用软软的话语乖哄我，而后牵着三姐的手，消失在那个我目力所及的垭口。

　院子忽然就空了，心也空了。那股被留下的委屈，像一只找不到出口的小兔，在胸腔里乱撞。不知怎的，我便钻进了冷清的灶房。仿佛在这里，在母亲日日劳作的方寸之地，还能寻到她一丝温热的气息。我学着母亲的样子，踮起脚，要与那比我高出一截的锅灶争一个高下。

　一回是炒那隔夜的黄米饭，另一回，是壮着胆子想炒一碗金灿灿的鸡蛋。两次都栽在了同一个跟头上——锅里的油还未烧到那股子滚烫的、呛人的“红”，我便急急地将东西倒了进去。结果，那黄米饭黏糊糊地结成了块；那鸡蛋，更是裹着一股浓重而涩口的生油味，实在难以下咽。最后，只好灰溜溜地端出去，倒进大黄狗的食盆里。那忠实的老伙计倒是“口泼”得很，给什么便吃什么，从不挑剔，只摇着尾巴，将我的失败之作舔得干干净净。若让爷爷看见我这般“胡闹”，怕是要气得吹胡子瞪眼，又要喃喃地骂上几句了。

　后来，我长大了。刚刚结婚那阵儿，在长城供销社安了家。我们有一个烧煤油的炉子，蓝色的火苗“呼呼”地响，比乡下的柴灶要听话得多。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跟着爱人，学会了第一道像样的饭食——鸡蛋柿子煮挂面。看着红红的番茄在金黄的蛋花里翻滚，白色的面条在乳白的汤汁中渐渐柔软，满屋子都飘着一种踏实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暖香。

　说来也怪，我似乎从未觉得这烟熏火燎的事是琐碎与麻烦。记忆里，我对做饭始终抱着一股热忱的兴趣。这兴趣，大约就源自拓家口子那个被委屈填满的午后，源自想亲手创造出某种温暖的、可触可感的慰藉的冲动罢。又或许，是爷爷那双盯着灶台的眼睛，早已在我懵懂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名叫“敬畏”的种子。

　岁月流转，我不但学会了做饭，心思也变得“刁钻”起来，开始特别讲究那“色香味”的俱全。从寻常的包饺子，到费工夫的做凉粉、熬皮冻，再到待客的大菜卤鸡、炖羊肉，我都乐意去琢磨。最有意思的是我的二小舅子媳妇，她前后两次，煞有介事地来“偷艺”，要学我做酸菜鱼。可回去一试，总说不是那个味儿。其实，关键的环节与那转瞬即逝的火候，我悄悄留了一手，没有给她点透。她也是个聪明人，自此，每当我回去，她便早早地买好了鱼，称好了羊肉，笑吟吟地，算是交了“学费”，要继续投资学习这羊肉与酸菜鱼的做法。

　想到此节，我忍不住笑了。灶台间的烟火，原来也如这人生，藏着些许不足为外人道的、可爱的机锋。从那个因生油味而懊恼的孩童，到如今被人追着“偷艺”的掌勺人，这其间的路，竟也走了这么长了。那一路上的油盐酱醋，早已不是简单的滋味，它们是我生命的流年，被慢火细细地煨着，炖出了一锅名为“家”的、浓稠而温暖的汤。而爷爷那句“活不了狗的”的嗔怪，如今听来，竟成了这烟火人间里，最亲切、最朴素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