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观贵州省博物馆（2025.11.14.）

卢良贵

　　2019.2.我曾经参观过贵州省博物馆，2025.11.14.我再次参观了贵州省博物馆，两次参观有不同的收获。上一次参观其陈列重点在展示贵州的民族服饰和古生物化石，其民族文物在中国国内独树一帜，中国苗族服饰库和中国苗族银饰库位居全国第一; 馆藏的贵州古生物化石，如胡氏贵州龙、梁氏关岭鱼龙、许氏海百合等国宝级展品，揭示2亿多年前贵州作为海洋生态系统的生命演化历史。这次参观则是按历史节点，叙述了贵州的进程，厘清了贵州省的发展脉络。

　　博物馆的镇館之宝是东汉铜车马——国内铜车马中最完整、最精美的一件，夜郎国的“劳斯莱斯”。

此外还有以下精品，不容错过。后面我将一一介绍：

1、宋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褶裙‌：中国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实物，宋代苗家女子的“高定礼服”

2、明九凤三龙嵌宝石五翟金凤冠‌，土司夫人的“权力象征”。

3、北宋韩琦《行楷信札卷》‌：韩琦唯一传世墨迹。

4、唐开元投龙铜简‌：唐玄宗为祈福所制，是现存唯一帝王投龙祈寿实物。

5、西汉立虎辫索纹耳铜釜‌，夜郎国的“火锅”。

6、西汉铜柄铁剑‌，独特的“夜郎风格”为研究夜郎文化提供关键证据。‌‌

7、东汉永元十六年青瓷罐‌，贵州境内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青瓷罐。

8、杨辉墓陶俑，阵容最大、形象最丰富的土司仪仗队。

9、平播鼎和平播钟，见证了统治播州725年的杨氏政权的覆灭。

10、清邹一桂《山水观我》册：乾隆年间的“贵州旅游指南”。

　　距今30万年左右的史前时期，已有古人类活动于贵州这块热土，他们谋求生存，探索未知，在适应与挑战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贵州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以洞穴遗址为主，数量居全国前列，呈现出独特而多样的文化面貌。

这块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女性头骨，1981年出土于普定穿洞遗址第四层堆积中。出土时被岩石压成一百余块碎片，修复后可见其额骨较直、眉脊很弱、脑颅较小，骨质表面细腻光滑，结合头骨冠状缝、矢状缝、人字缝均未愈合等特征，推断为18岁左右女性。综合其整体形态特征，属晚期智人。说明距今万年左右贵州地区已有人类稳定栖息，填补了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的分布空白，印证西南地区是古人类迁徙与演化的重要区域，为研究当时人类的体质形态、生存环境、文化行为（如工具使用、丧葬习俗）提供了直接实物证据，打破了“南方旧石器晚期人类活动记载薄弱”的认知。因此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件双肩石锛，出土于盘州市红果镇沙陀村，为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其石材色泽红润，通体精磨，有玉的质感。器形呈凸字形，双平肩，单面刃。其制作十分精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件新石器时代的圆圈网纹彩陶罐，也是国家一级文物，侈口，双耳，溜肩，折腹，平底。上腹部饰黑彩和红褐彩组合的彩绘纹饰。

　　先秦时期，贵州先民以江河为重要通道，同四川盆地、云南高原、两湖平原和岭南地区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青铜文化。“濮人”、“柯”、“黔”等与贵州相关的记载见诸史籍，贵州地域开始融入华夏历史记忆。

　　这是三件商周时期的陶器，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出土，为鸡公山文化代表性器物。

高领深腹陶罐，夹砂黄褐陶，陶色不纯，器表打磨光滑。造型呈喇叭形敞口，高领，溜肩，深鼓腹，小平底。口沿外侧饰粗瓦棱纹。

细颈三耳陶瓶，夹砂红褐陶，陶色斑驳，局部呈黑褐色。喇叭形口，长颈，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和腹下部三环形耳。腹部局部饰三周戳刺纹。

带流陶盆，粗砂褐陶，陶色不均。敞口，平唇，弧腹，平底。口沿上一流，流下一横桥形耳，另一侧肩部对称横桥形耳残。沿下饰数周粗瓦棱纹。

　　这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兽面纹铜戈，战国中晚期，一级文物，出土于威宁中水鳮公山遗址。直内，三角形援。内端图案为一兽面。援中部起脊，穿孔两侧为三角形齿纹，齿纹前方有圆凸。是贵州西北部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兵器。

　　以下三件战国铜钺（靴形铜钺、铜钺、不对称形铜钺）均为贵州省博物馆的一级文物。它们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不仅体现了战国时期贵州地区精湛的青铜铸造工艺，还反映了当时贵州与越南东山文化的密切交流，是研究古代西南地区民族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铜钺，战国，征集于南、北盘讧流域。整体呈“风”字形，椭圆，圆弧形刃，刃两端上翘。钺身近中部有圆形穿孔，外侧有乳钉纹装饰。穿孔下方饰二“羽人”，一人站立，头戴短羽冠，下身着羽裙。另一人头着长羽冠，两“羽人”联手持一羽状装饰。其下饰回纹条带。另一面光素无纹。与越南东山文化关系密切。

　　不对称形铜钺，战国，南、北盘江流域征集。椭圆銎，斜弧刃，下有三角形穿孔。钺身一面饰“羽人”竞渡纹。舟两端上翘，舟上四人头戴短羽饰，持桨作划船状。舟下饰回纹条带。另一面光素无纹。与越南东山文化关系密切。

　　靴形铜钺，战国，南、北盘江流域征集。扁圆銎，弧形刃，钺身不对称。銎上有一方框，内饰卷云纹。钺身一面饰三只小鹿，鹿身用乳丁纹装饰。鹿下饰回纹条带。另一面光素无纹。与越南东山文化关系密切。

　　宽格扁茎铜剑，战国青铜器，一级文物，清水江流域征集。剑身与剑柄分铸，套合而成。剑身柳叶形，剑柄扁圆，首端有一缺口，剑柄与剑身套合处形成宽格。剑柄近宽格中部有两个圆形穿孔。剑柄一面饰米字纹，另一面饰回纹、云雷纹等。与湖南西部文化关系密切。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云贵高原的经略。秦开“五尺道”，西汉武帝时凿“南夷道”，设置夜郎县，夜郎纳入中央王朝统治，贵州地区逐步进入“郡国并治”时代，开启了文化发展和多族共融的新局面。西汉末，夜郎国灭。东汉初年，牂柯大姓“保境为汉”。魏晋以降，中央王朝对南中地区的控制逐渐减弱，出现“七郡斗绝，晋弱夷强”的格局。

　　这是西汉时期的铜提梁壶（左）和铜博山炉，出土于贵州赫章可乐M8和M10号墓。

　　西汉铜戈，赫章可乐M317出土，无胡直内。内上三人联手而舞，援近阑处二人亦作舞蹈状。

　　西汉鎏金三足铜鍪，赫章可乐M122出土。侈口，长颈，球形腹,肩部一环形耳，圜底下接三矮蹄足。通体鎏金。

　　西汉琵琶形错金铜带钩，赫章可乐M356出土。状如琵琶，体型硕大，钩面饰卷云纹，槽内错金。

　　西汉牌形茎首铜柄铁剑，赫章可乐M189出土。剑身铁质，狭长起脊，横断面呈菱形。剑柄铜质，弧形牌饰茎首。扁圆茎中部有箍圈两道，箍圈间有圆穿一个。喇叭状剑格。柄部通体饰卷云纹、云雷纹、辫索纹，造型精美，极具地域特征，是夜郎文化的典型器物。

这把西汉牌形茎首铜柄铁剑是国家一级文物。它是夜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兵器之一，造型极具地域特征，是研究夜郎民族工艺风格、审美观念的重要实物。铜柄与铁剑的结合，反映了西汉时期贵州地区冶铁、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为研究古代西南地区金属工艺的演进提供了珍贵素材。

　　右侧的是汉代一字格曲刃铜剑，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一级文物。此铜剑茎上饰几何形人字纹、卷云纹、心形纹等，剑身起脊，剑刃弯曲至剑身中段，向外撇开，又收束至锋，形成曲刃。剑脊装饰矢状纹，矢末端刻画对称尾羽图案。

左侧的是汉代陶剑茎模，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一级文物。淡黄色细泥烧制。该器为铸造青铜剑茎之内模。整体形状呈圆柱形，茎顶端较粗略成四棱状，往下逐渐变细。茎上刻弦纹、卷云纹、云雷纹和对称几何纹等细密纹饰。

　　这是贵州省博物馆的一级文物——石鱼钩范，时代为战国至西汉，材质为青铜，出自普安铜鼓山遗址。它器型完整，仅浇口微残，是古代铸造鱼钩的模具。作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铸造工具，它直观反映了当时贵州地区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尤其是小型器物（鱼钩）的铸造技术，为研究古代西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渔猎经济及金属铸造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科技价值。

　　这是西汉的铜鍪和鎏金铜鍪。

　　套头葬，是用金属容器如帽状套于逝者头顶而下葬的一种奇特葬俗，有的脚端也套一件。所用容器有铜鼓、铜釜、铁釜等。此外，还伴有以铜洗盖面、垫头的做法。这类葬俗国内仅见于贵州赫章可乐、辅处两处夜郎时期墓地。近年来，考古学家在柬埔寨波赫等地也发现了以铜鼓套头、铜洗盖面的葬俗，引发了夜郎族群及其后裔远迁中南半岛的学术讨论。

　　喇叭口鼓形铜釜，战国晚期至西汉，一级文物。赫章可乐M264出土。合范铸造，从口沿至底有两道纵向范缝痕，下腹部有几处用铜液补焊痕。外壁布满烟炱。铜釜内有U形铜钗两件，从放置位置看，墓主发髻位于头顶，两件铜钗从发髻左侧分别插入，在中部交叉。从铜钗和头骨位置来看，墓主头部仅在铜釜的口沿处，形似头套一帽，故称“套头葬”。

　　这是另一件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的喇叭口鼓形铜釜，赫章可乐M25出土，一级文物。喇叭口，束腰，小平底。束腰处有对称条状耳，底有烟炱。出土时内有头骨残骸，上置铜钗三件。

　　这是西汉立耳鼓形铜釜，赫章可乐M91出土，一级文物。铜釜器身形似石寨山型铜鼓，胴、腰、足三段分明，口沿处有对称绳纹立耳。腰间两组对称小条形耳，底有烟炱。出土时铜釜内有头骨残骸。

　　西汉辫索纹耳铺首铜釜，一级文物，赫章可乐M273出土。出土时铜釜侧立套于墓主头部，器壁外布满烟炱痕。敛口折沿，鼓腹，圖底。肩腹处一道折棱，折棱下为一周凸弦纹，两侧对称置辫索纹环形大耳。腹部饰有一对精美的铺首衔环。铺首鼻突出，耳、面用卷云弧线勾勒,

　　这件西汉辫索纹耳铜釜出土于赫章可乐M274，比M273出土的那件大，也是一级文物。铜釜腹上部对称纵向置两只环形大耳，耳面饰辫索纹5组10道。耳与腹壁连接处装饰有10道捆绑状细条。铸造工艺精良，器壁光整均匀，口至底有一道范缝。腹外壁布满烟炱痕。出土时侧立套于墓主足部，釜内保留有少量趾骨，口沿处粘附有部分纺织物。

　　西汉立虎辫索纹耳铜釜是一件极具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国宝级文物，2000年出土于赫章可乐M274号墓。通高32.8厘米，口径44.3厘米，腹径49厘米。这是赫章出土的铜釜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敛口折沿，鼓腹、圜底。其最独特之处在于腹颈铸焊一对立虎，虎首探出釜口，相向而立，虎身斑纹镌刻有力，虎颈还饰有海贝纹项圈。釜腹上部对称纵向置两只辫索纹环形大耳。

它是国内目前为止唯一一件有立虎造型的铜釜，对于研究西汉早期的文化、工艺、丧葬习俗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该铜釜出土时套在墓主头部，这种“套头葬”是夜郎文化特有的葬俗，彰显了墓主人的威严与华贵，推测墓主人应为贵族阶层。器壁外布满烟炱痕，说明它又是一件死者生前使用的炊具。

　　西汉石寨山型铜鼓，一级文物，赫章可乐M153出土。

“石寨山型”铜鼓主要流行在滇池周边的滇文化遗存中。贵州赫章辅处、可乐等地出土的铜鼓，反映着活跃在贵州西部地区的夜郎族群与滇族群之间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此铜鼓出土于赫章可乐墓地，出土时侧立套于墓主头部，被用于套头葬葬具。此铜鼓胴、腰、足三段分明，鼓面出沿，胴部扁圆，束腰，腰足间一折棱。鼓面正中一光体，外有八角光芒，其外晕圈七周，晕间四只翔鹭。胴部为竞渡纹共六组，每组船上站立羽冠舞者数人。腰部共六格，格中饰立牛。

　　西汉人面型铜扣饰，赫章可乐M373出土，其上额及眼、嘴、耳部镶嵌有孔雀石，背后有一横向挂钩。出土时覆于墓主面部。

　　西汉铜洗，赫章可乐M274出土，出土时位于墓主左臂处。

　　西汉铜柲冒，赫章可乐M274出土。戈、矛等长兵器的柄称“柲”，顶端铜帽称“柲冒”。此铜柲冒僧帽形，冒顶铸圆雕立虎，虎身满饰长条斑纹。出土时冒内残留少量木柲碎片，穿内残留竹铆钉。

　　这是四支汉代铜带钩，都是一级文物，出土于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

一为飞鸟形铜带钩，呈展翅飞翔的鸟状，头部弯曲成钩，双爪紧贴腹部，以线刻纹样来表现双翅羽毛。

二为狮形铜带钩，带钩整体为一狮子形,尾平直并向前方弯曲成钩，身背面中心铸有圆形纽。狮昂首，耳略长，大眼圆睁，张口，露出尖牙。前腿趴地，后腿弓起，呈行走状。颈部饰萎形纹，颈身交汇处有条形纹，身上毛为翻卷形态，背部似有羽翼。

三为牛头形铜带钩，此带钩正中为一牛头，牛头左右一对大弯角上翘成弧形，造型颇为夸张。左角背中部的圆形钮，与右角相应位置的钩首，两者同处一侧面，使腰间带头勾结处，巧妙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嘴微张的水牛头。角背的钩钮，既保持带钩作用，又无碍牛头造型的美观，构思颇为巧妙。

四为鲵鱼形铜带钩，带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的挂钩，体现着佩戴者的身份。此带钩整体造型作鲵鱼游动状，故名“鲵鱼形铜带钩”。体侧对称斜出四鳍，正反两面均有细密的阴刻线条纹饰，钮位于胸下。背部阴刻隶书五字吉祥铭文:“日利八千万”，表明了一种生活願望。

　　西汉镶孔雀石铜镯，赫章可乐M341出土，一级文物。共十九件，出土时十件戴于墓主左臂，九件戴于墓主右臂。铜镯面中部凹槽内镶嵌两列孔雀石薄片，铜镯内壁粘附有轻薄网格状纺织物。

　　铜戈，战国至西汉，赫章可乐M350出土，一级文物。条形援，无胡，直内。援上与内上铸人物牵手图案。两面纹饰相同。援后半部整体中空。

　　汉代虎钮铜𬭚于，一级文物。松桃木树征集。该器面盘中部铸立虎为钮。钮盘内铸有双鱼、叶鑑和船形符号及五铢钱纹等。虎钮𬭚于是东周以来巴人等族群使用的乐器。

　　这是贵州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东汉铜车马（辎车），1975年从兴义出土，长1.12米，高0.88米。是目前国内所有汉墓中出土的铜车马中最完整、最精美的一件。该车由300多个零部件组成，马由头、耳、颈、躯、尾、四肢等11部分组合而成，用子母扣和17个销栓固定，作昂首、立耳、竖鬃、嘶嗚、奔腾状；车的结构分驾马、轮与轴、车箱与蓬盖三部分，车蓬盖上的覆瓦厚仅0.1毫米，轻薄如婵羽，显示了高超的制作工艺。铜车马造型自然生动，惟妙惟肖，结构严谨，工艺精湛，外形雄伟壮观，灵活典雅，展现了骏马三足站立，一足腾空，昂首欲奔的英姿，是国内铜车马中的精品！

这件东汉铜车马具有极高历史价值，是汉王朝在西南设郡置吏的有力佐证，证明了东汉时黔西南已是中原文化在云贵高原的中心，是两汉时期中原文化与夜郎文化交融的珍贵物证。

　　1987年贵州省又出土了一件东汉铜车马（轺车），也是该馆的重要馆藏文物之一 。出土于贵州兴仁市雨樟镇交乐6号墓。国家一级文物。

总长180厘米，通高116厘米，通宽118厘米。由铜马与铜车组成，铜车由驾马、轮轴、车舆三部分构成，车輢较低，四面敞露，是一般官吏乘坐的轻便马车。所用构件达200个以上，采用浇铸、锻打、延压、扣合、焊接等复杂工艺。铜马由头、耳、颈等11个部位组成，除耳部外，其余部分多为沙模空心浇铸，通过子母扣套合及销栓固定，可随意拆装。

它是汉代社会制度的实物见证，反映了当时严格的车马等级制度，也体现了中原文化与贵州本地文化的交流融合，对研究汉代交通、青铜铸造工艺等具有重要意义。

　　铜甬钟，战国至西汉时期，征集于贵州正安。中国古代打击乐器。钟体厚重，形瘦长，呈合瓦状。甬为圆柱形，甬下部有旋和干；钟体两面各有18个钉形枚，较长，每面的枚分为两区，每区有三组，3枚为一组；钟身三分之二处有圆箍一道，上宽下窄，篆间及旋饰羽状纹，鼓部饰螭纹，干部饰兽头纹，鼓部约占钟体的三分之一，铣斜直，于作月牙形。

　　西汉铜鼎，赫章可乐M48出土。带盖，盖已残缺。器身敛口，口沿外侧有双立耳，圆腹，圜底，腹上部一圈凸弦纹。形制与中原地区的秦鼎接近，类似铜鼎在务川等地也有出土。

　　汉代“武阳传舍比二”铭铁炉，赫章可乐征集，一级文物。因炉身内壁铸“武阳传舍比二”六字隶书铭文而得名。“武阳”（今四川彭山），属犍为郡。“传舍”是官府在交通线上设置的食宿站，用于接待过往官吏、驿传人员等。该炉是汉代四川盆地与贵州高原交通往来的实物见证。

　　东汉车马纹砖、车牛纹砖。

　　汉代干栏式陶屋模型，赫章可乐M24出土，一级文物。干栏式，两面坡顶。上层檐前有廊，廊柱上置斗拱；下层悬空，内置脚礁。“干栏”是中国古代对底层架空式房屋的称呼，为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建筑。该陶屋模型生动反映了汉式建筑与民族建筑的融合。

　　漆盘，西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一级文物，清镇M56出土。麻胎，黑地，朱绘，唇边铜扣鎏金。盘身内壁绘夔纹图案，外壁绘海潮纹图案。平底中央线描凤鸟纹样。口沿针刻隶书铭文“元始四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羽画丝黄扣饭盘，容一升。髹工则、上工良、铜扣黄涂工伟、画工谊、羽工平、清工郎造。护工卒史恽、长亲、丞冯、掾忠、守令史万主。”共61字，详细记载该器制作时间、地点、工序、工匠及管理人员姓氏等。

　　汉代羽人神兽铜熏炉座，清镇MS5出土。熏炉局部，仅存四兽、跽坐羽人所组成的炉座。座底承盘与上部乘炉均缺失。

　　东汉刻龙纹铜樽，兴仁交乐M6出土，一级文物。桶形、三足、双铺首、带盖（盖现存黔西南州博物馆）。腹壁精刻上下两组游龙，樽底三足均铸成侧体立虎状。樽是古代盛酒、温酒之器。今人常将奁与樽弄混。

　　东汉镂空铜豆，兴义万屯M8出土。该豆盘为碗状，器身上有一圆柱状环形把手，覆盆圈足座，器和圈足皆镂空。圈足为竖条状镂空，器身由上中下三个环形条以及围绕器身之“Y”形条组成。此铜豆通体镂空。

　　东汉龙首柄提梁铜壶，兴义万屯出土，一级文物。腹饰双铺首，肩有对称环耳与龙首提梁相接，外底有铭文“公”。

　　西汉龙首柄铜釜，六盘水黄土坡出土，一级文物。敞口，束颈，鼓腹,圜底，肩部一侧有一环耳，另一侧伸出一龙首长柄。造型精美。

　　东汉酱釉陶壶，清镇琊珑坝M16出土，一级文物。造型优美，通体施釉。盘口，长颈，鼓腹，高圈足略微外撇。腹上饰对称的铺首衔环贴塑，肩上部另有桥形耳一对，腹下部饰刻划纹一圈，纹如柳叶。

　　汉代三足铜盉，一级文物，赫章可乐M177出土。盉，古代酒器，流行于商代至汉代。此盉造型甚简洁，但执柄上微微一折，以及流口的蛇头造型，仍显现了铸造者的机巧匠心。

　　东汉刻划龙凤纹长颈铜瓶，兴仁交乐M6出土。从瓶口至瓶底满铺细密的刻纹。刻纹共7组，上边6组均为两层首尾相接的奔龙，两层奔龙方向相背，间有飞凤穿插其间。最下边1组为单层奔龙。每组之间以菱形纹、齿纹等几何图纹分隔。錾刻工艺精细。

　　东汉铜跪人灯，兴义万屯M2出土。底座为一跪坐人物，头部有螺旋发髻，腰部、裆部系带。双手各持一杯状物，头顶正中顶一中空长杆，灯盘已残。

　　东汉铜镜。

　　东汉抚琴陶俑，黔西M12出土。跽坐，身穿右衽长袍，琴横置于双膝之上，双手抚琴。低首，神态悠然。

　　东汉陶镇墓俑，黔西M18出土，头有三角，口吐长舌,颈绕长蛇，形象怪诞，用以镇墓。

　　东汉陶镇墓兽，黔西M12出土，一级文物。墓中放置镇墓兽的目的是驱避厉鬼侵扰，汉唐时期较为流行。该兽外形似狗，胸颈系带。

　　东汉盘龙座跽人铜连枝灯，原件来源于兴仁交乐。呈树状，由灯座、灯柱、灯枝和灯盘几部分组成。灯座含龟、二盘龙和跽坐人。灯柱中空，上盘一龙；灯枝四分，枝端作龙首形，枝上饰乐人、凤鸟等；柱、枝顶各插三足带柄行灯（一盏已残）。分铸套接，造型优美，乃汉代连枝灯中的精品。有学者认为其与广汉三星堆青铜神树反映的神话信仰相关。

　　西汉龟座踞人铜灯，一级文物，清镇M15出土。由龟座、踞人、灯杆、灯盘（残缺）组成。龟背踞坐顶灯之人，高鼻大目，有超凡脱俗之相，应属仙人之类。龟、人造型极佳。

　　这是金沙汉画石棺，是1995年在贵州金沙发掘出土的东汉时期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一座被盗的东汉晚期石室墓内，发现多块汉画像石，其中第二石至第七石可复原为汉画石棺。

石棺上的画像内容丰富，包括拜谒图、双阙图、掷丸图、乐舞图、击鼓图、柿蒂图、伏羲女娲图等。这些画像不仅展现了人物拜谒、歌舞杂耍等生活场景，还描绘了神树、伏羲女娲等神仙世界的形象，是汉代儒学传入贵州的生动实践。

在门西侧封门石内壁上刻有修墓题记，竖行阴刻“□冢直二万五”，表明修这座墓花费了两万五千枚铜钱，可见墓主身份不凡。

这是贵州迄今发现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东汉画像石棺，填补了贵州汉代文化研究的空白。画像融合中原汉画风格与西南地域特色，线条古朴、题材多元（生活+神话），是汉代西南石刻艺术的孤例，是研究汉文化传播、汉代石刻艺术等领域的重要物件，是当之无愧的国家一级文物。

　　这是石棺的第七石（伏羲女娲图），位于石棺尾端。伏羲女娲均人首、蛇身、双翼、兽足，作交尾状。女娲头梳高髻，身着交领宽袖衣，一手托月，另一手与伏羲共持规矩（规、矩，均为古代画图、测量、检验的工具）。伏羲头戴冠，身着交领宽袖衣，一手举日，另一手与女娲共持规矩。伏羲女娲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神话人物。伏羲发明渔猎工具、创八卦，女娲补天造人。因伏羲女娲能再造生命，因而受到渴求长生不老的汉代人的特别尊崇，伏羲女娲相交尾，寓意着墓主希望自己生命得以延续和再生的愿望。

　　下面介绍贵州的铜鼓。中国古代铜鼓的八大类型在贵州基本都有考古发现或流传，其中遵义型、麻江型以贵州出土器物为标型器，其余类型也有不少重要考古实例，具体如下：

　　石寨山型：贵州赫章可乐古墓群曾出土西汉晚期的该类型铜鼓，鼓面宽大、纹饰精美，有翔鹭、羽人等图案，见证了贵州与滇文化的交流。前面介绍套头葬习俗时已介绍了一只，这只石寨山铜鼓征集于赫章辅处，也是西汉时的铜鼓，围家一级文物。双合模浇铸，胴、腰、足三段分明，鼓面稍出沿，胴部圆凸，束腰，腰足间一折棱。腰间四短扁耳。鼓面正中一光体，外有九角光芒，芒间夹圆圈纹和复线三角纹，芒外八晕，主晕间四只翔鹭。鼓胴六组竞渡船纹，船上站立羽冠舞人一至四人。腰分为四格，格内各立长角牛一头。

　　麻江型铜鼓：以贵州麻江县出土铜鼓为代表，流行于南宋至清代，贵州多地均有考古发现。麻江型铜鼓体型扁矮，鼓壁较薄，发音效果好，鼓面和周身有十二生肖、八卦、盘龙等多种浮雕，如今仍是当地少数民族民俗活动中的常用器物。

这两只麻江型铜鼓第一只征集于台江老屯乡长傩村二组，是清代铜鼓。第二支叫十二辰带铭铜鼓，明万历元年（1573）的物件，国家一级文物，1955年抗美援朝贵州分会拨交。鼓面中心十二芒纹，外有十二生肖等纹飾，其中第七圈有四龙和铭文“万历元年孔明置造”。人们将铜鼓称作“诸葛鼓”，相传是诸葛南征时铸造于军中，这反映了后世对诸葛孔明的追念。

　　冷水冲型：作为遵义型铜鼓的前身，在贵州有零星考古发现，其特点是装饰精美，鼓面常带有立体蛙饰等，工艺水准较高。

这只冷水冲型铜鼓，是汉晋时代的器物，由贵州大学李俶元教授捐赠。器形硕大。鼓面中心饰十二芒纹，外围饰变形羽人纹等纹饰，四蛙逆时针方形立于鼓面外缘。胸部及腰部饰弦纹、同心圆纹、乳丁纹、垂叶纹等纹饰。

　　遵义型：以遵义杨粲墓出土的铜鼓为标准器物，流行于东汉至两宋，是铜鼓发展的过渡形态，形制和花纹较早期铜鼓更简化。

该铜鼓出土于杨粲墓男室，因其鼓面出沿、鼓身胴、腰、足分段明显，束腰，腰、足间棱凸起等特征，将其定为遵义型铜鼓，成为中国铜鼓八大类型的标准器之一，国家一级文物。

　　西晋船形木棺，松桃云落屯出土，用整木剖成，悬于崖壁。悬棺葬在贵州境内的发现，对研究船棺葬的分布和族属等具有重要意义。

　　立耳大铜釜，魏晋南北朝时期青铜器，一级文物。山形立耳、盘口、深腹、圜底。耳上端五齿状，盘口内侧有立体蹲蛙四只，间饰鱼纹和缠枝纹，腹部有弦纹五道，间饰云纹、花草纹等纹饰，并有字形符号，外底饰莲瓣纹。

魏至南朝时期的贵州，僚人遍布各地。据《魏书·僚传》记载：僚人“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所记铜爨即为铜釜。

　　青瓷狮形器座，南北朝瓷器，平坝夏云平M9出土。通体施青黄釉，器形作狮状，昂首站立，周身卷毛，尾下垂，狮身内空，背上开圆柱形口。

　　南北朝青瓷鸡首壶，平坝马场平M48出土，通体施黄绿釉，釉色莹润，有开片。浅盘口、鼓腹、细长颈、平底，肩上置鸡首状流，柄装于盘口与肩之间，肩上置桥形耳两个，耳上、下各饰弦纹两周。

　　永元十六年青瓷罐，东汉永元十六年（104年）瓷器，平坝马场平M37出土，一级文物。小口，溜肩，四耳（已残），深腹，平底。灰黄色胎，颇密致，肩部残留米黄色薄釉。下腹刻有三十三字隶书：“永元十六年正月廿五白为舌沈，四耳，褒面，小口，中可都酒，行贺吉祠。古沈直金廿五。”

铭文记载了该罐的制作时间、用途及价格等信息。其中，“四耳，褒面，小口”，描述了罐的形制。“中可都酒”表明其为酒器。“行贺吉祠”，意为以坛盛酒，择良辰以为春祭之贺。“沈”即“酤坛”，即盛酒之坛。“直金廿五”，标明该器的价值。综合起来，其大意为：永元十六年（104）正月廿五日制作此件盛酒之坛。该器四耳，施釉，小口，用以盛酒，并择良辰以为春祭之贺。该件酒器值金廿五。

“永元”是东汉和帝的年号，永元十六年即公元104年，但该墓出土的青瓷鸡首壶、青瓷罐等是典型南北朝遗物，表明这是一座南北朝时期墓葬。故该罐是一件祭祀用器，在使用约三百年后才随主人一起下葬。

　　南朝莲瓣纹青瓷罐，平坝马场平M34出土，一级文物。器身施青黄釉，釉色莹润。肩部置六个桥形耳，腹部饰双层覆莲瓣纹，莲花纹。青瓷罐国内博物馆多有收藏，此罐造型、塑技、釉色犹称精美。

　　晋代提梁铜灯，清镇余家清M83出土。

　　唐玄宗投龙铜简是国内现存唯一的帝王祈寿投龙铜简，也是贵博的镇馆之宝。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53岁的唐玄宗为祈求长生不老，举行盛大道教斋醮仪式后，派人专程到南岳衡山水帘洞（紫盖仙洞）投放此铜简，简文中还暗藏对与杨玉环能成神仙眷侣的祈愿。

该铜简高35.9厘米、宽12厘米、厚0.8厘米，重3270克，通体苍翠如玉且带褐色斑痕。正面5行86字，记录唐玄宗李隆基祈愿长生，命道士孙智凉将简投于南岳紫盖仙洞；背面3行51字，标注了内侍张奉国、道士涂处道等参与投简者的姓名与生辰。

清道光年间，这枚铜简在衡山水帘洞被捞出，后流转至南京古物保存所。抗战时它随故宫文物西迁贵州安顺华严洞，1944年因文物迁移调整留在安顺民众教育馆。1953年贵州省博物馆筹建，铜简被拨交入馆。

这块铜简不只是唐代楷书艺术和青铜器工艺的实物例证，更填补了道教投龙仪式的实物研究空白；同时其流传历程见证了战乱中文物西迁的往事，也为还原唐玄宗的个人信仰及唐代道教的盛行状况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实物依据。

　　唐人写《大般涅槃经》卷三十四，一级文物。长807、宽26cm，此经卷无年款和书写人名款，字迹端庄，笔锋显露，行距整齐；每行约十七八字不等，有暗行届，当为唐人小楷写经之精品。

　　北宋韩琦楷书书札卷，一级文物，也是贵州省博物馆的镇館之宝。 《信宿帖》和《旬日帖》与后世十三段题跋的合裱之卷，是现知的韩琦唯一传世法书。全卷纵867.7厘米，横31厘米，系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

这件国宝原藏于清宫，溥仪离开故宫赴东北时将这件书札卷一同带走，后被藏于伪满洲国皇宫小白楼。1945年日本投降后，书札卷流入东北文物市场，经辗转被伪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刘时范购得。1949年刘时范携带这件文物逃亡至贵阳时被解放军抓捕，这件文物也随之被人民政衬没收。1964年，贵阳市政府将这件珍贵文物正式拨交给贵州省博物馆，它从此成为贵博的馆藏重器。

　　《信宿帖》为韩琦写给同期为官的北宋另一名臣、大文豪欧阳修的感谢信，又名《谢欧阳修帖》或《叙谢帖》，纵30.7厘米，横37厘米，牙色界栏素签纸。楷书，结构严谨，笔画端正,出入于颜柳之间。全文十五行，一百五十余字，除个别字残损外，大多清晰可见。

　　《旬日帖》也是韩琦的墨宝，纸本，纵30.7厘米，横34.5厘米，字迹大多漫漶不清，仅20余字可辨识。

　　《信宿帖》钤乾隆六玺，起首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圆印。下“石渠宝笈”朱文长方印。再右下“御书房鉴藏宝”朱文圆印。左上“乾隆鉴赏”白文圆印。左下“三希堂精鉴玺”朱文长方印。下“宜子孙”白文方印。

嘉庆、宣统二位帝王鉴藏印：《信宿帖》左上“嘉庆御览之宝”朱文圆印，下铃“宣统御览之宝”朱文圆印。《旬日帖》之上钤宣统皇帝的“宣统鉴赏”朱文方印和“天逸斋精鉴玺”朱文长方印。

此外，通篇钤有清代著名书画鉴藏家高士奇的鉴藏印。

　　韩琦楷书书札卷后的十三段题跋，是元、清两朝多位名家对其书法及人品的鉴赏与推崇，也记录了作品的流传历程，具有重要历史与艺术价值。

这是元代蔡景行的行书跋，赞誉韩琦“忠献平生立朝，大节勋业之盛，炳炳照映穹壤”，其书法“银钩铁画，出入于唐贤颜柳之间，端重刚劲，类乎为人”，并记载萧侯将帖赠予韩琦后裔韩诚之的典故。

　　宋代螭首金杯、金盘，出土时，金杯倒扣于金盘之上，金杯系夹层，双螭缠绕其上，两螭首对称探出杯口成杯柄。金盘纹饰与金杯呼应，盘心为翻涌的浪花，双螭盘旋，口尾互衔。金杯、金盘共同构成教子升天纹。

　　这是南宋时期贵州遵义杨粲墓的复制品。

杨粲系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入据播州（即今遵义）的杨氏鼻祖杨端之十三代孙。宋宁宗嘉泰初年（公元1201年）袭播州安抚使，执掌播事30余年，是播州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兴人物。杨粲墓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坪桥村皇坟嘴，是杨粲夫妇合葬的大型石室墓穴。左为杨粲的男墓室，右为其妻的女墓室。平面布局为南北两室并列，每室包括墓门、前室和后室三部分。两室南北壁和后室后壁的雕刻装饰相互对称，结构严整，很好地展示了南宋时期播州地区社会文化特色，故有“西南古代石刻艺术宝库”的美称。

那根虎柱是杨粲墓的原物，一级文物，位于女主人墓室，与龙柱对称而立。柱高129厘米，直径26厘米，高浮雕，其虎头虎虎生威。

野鹿衔芝石刻也是原物，一级文物。杨粲墓雕有野鹿衔芝石刻4件，男、女室各两件，此件为其一。用低浅浮雕的技法雕刻野鹿一只，口衔折枝兰芝，四足腾起做奔跑跳跃状。

　　这是杨粲墓志残片及墓内出土的白地黑花牡丹纹梅瓶和影青划花碗。

墓志残片是一级文物。仅友现残石8块，残存300佘字，墓志铭正文上半部分主要记载杨氏入播及杨氏世系，下半部分主要记载杨粲生平及治理播州的过程。铭文涉及杨粲任职期间支持朝廷平定四川宣抚使副使吴曦叛乱一事，是研究南宋晚期贵州历史的重要材料。

　　刻符篆镇墓石，一级文物。于杨粲墓男女墓主人像身后填士中各发现一件，均为长方形砂石材质。男室镇墓石正中竖书：“敕太上三台皇天屋土镇坟大吉”；女室镇墓石正中竖书：“敕太上三台皇天屋土永保寿堂”，券石左右两侧分别刻“太上神符”“永镇寿堂”八字。

　　这是遵义播州理智宋墓M2出土的顶棺人、女官、侍女石刻。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的物件。其中顶棺人石刻为一级文物，为一对圆雕女性跪像，头部堑平，脸稍偏。身穿无扣对襟半衣，着短裙。一手抚曲膝，一手支跪腿，作用力状，置于女室棺床下，起承重之用。

　　这是桐梓周市宋墓M1出土的石棺。石棺棺盖以整块巨石挖凿成，背呈瓦脊状，内为空心，长236、宽84厘米，两头均有装饰性石刻图案，重达三千斤。棺室除前挡板是另外装制外亦以一整巨石挖凿而成，长224、宽72、高74厘米，重约四千余斤。棺墙板外壁均有装饰性石刻图案。棺底有棺台。前挡板正面雕刻窗格和花卉。棺盖与棺室用子母扣扣合。整具石棺加工精致，保存完整。用石棺做葬具之俗，起始于西汉，我国河南、四川等地均有发现。桐梓出土的这具石棺，在贵州属首例。

　　这是唐宋时期的泥塑。

　　这是唐代和宋代的铜镜。

　　元代龙纹铜镜。

　　元末侍女图石刻，遵义红花岗赵家坝杨元鼎夫妇合葬墓女室出土，一级文物。长158.5、宽139、厚14厘米。此石刻为整块青石剔地，雕厅堂、门扉、堂屋顶见沟，顶上有半圆形屋脊内雕缠枝花朵。堂屋内雕设太师椅一把在正中心，六侍女各立两旁，前排左右二人拱手肃立，头挽高髻，后四人梳双髻垂于耳后，左一人捧奁，左第二人手捧油壶，右二人一人手持圆镜，一人持物不明。

　　明代，对贵州的历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明王朝为经营西南，维护边疆稳定，于永乐十一年（1413）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标志着贵州成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强化了国家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建省后，贵州经济、社会、文化等得到较大发展，科举人才辈出，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特别是“阳明心学”发端贵州，形成独树一帜的黔中王学。

　　黔府青花罐，为明万历十五年（1587）制，一级文物。通高53.5、口径22.7、腰径40、底径25.1厘米。器底器底楷书款识“万历丁亥年（1587）造黔府应用”十字。

“黔府”为沐英一族在昆明的府邸。沐英字文远，安徽定远人少孤，朱元璋收为养子，从朱姓。及长，授帐前都尉，稍迁指挥使。从大军征福建，战功颇多，朱元璋命其复姓沐。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伐云南蒙元梁王势力，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功成，沐英留镇云南，“黔府”即沐英家族于云南营建的府邸。贵州设省，其目的是维护云南的稳定，而明初诸多军事机构的设置，也与傅、蓝、沐用兵云南相关。沐英死后，沐春及其弟晟相继袭西平侯爵，后沐晟以军功晋黔国公，沐氏自此为世袭公爵。万历丁亥（1587），袭爵者为沐昌，该青花罐即为沐昌祚袭爵期间制成之物，对研究云贵两省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铜点，明弘治十二年（1499）造。云板，又称“云版”或“点”，为报时、报事的响器。常悬于寺庙，用以计时颂经或约集众人。该器为传世品，可能也出自贵阳某寺。（民国）《贵州通志》载：“云状铜点，形制甚古，贵阳古物陈列馆各器中具年代可考者，以此为最古。其高二尺，宽处约一尺六寸，厚一寸二分，重二十五斤，正面中间铸‘弘治十二年秋七月吉日造’十一字。”

　　杨辉墓陶俑是1988年出土于贵州遵义团溪杨辉墓的一组彩釉陶俑，国家一级文物。杨辉为播州第二十四世土司，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袭播州宣慰使之职，卒于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

这组陶俑共70件，为泥质釉陶，由33件骑马俑和37件步俑组成。骑马俑高者通高29.5厘米，步俑高者通高27厘米。陶俑种类丰富，有佩剑骑马俑6件、捧印骑马俑1件、吹号骑马俑4件、持物骑马俑14件、背物骑马俑8件、牵马步俑1件、持物步俑14件、敲锣打鼓击镈步俑9件、侍步俑13件。陶俑生动模拟仪仗队伍中各种人物姿态，面部表情细腻，栩栩如生，穿着的服饰也颇为讲究，有传统交领服饰，也有圆领窄袖长袍，从侧面反映出明代的服饰特点和文化风貌。

这是贵州境内发掘的阵容最大、形象最丰富的彩釉陶俑仪仗队，是播州土司文化的真实写照，既吸收中原地区陶俑制作技法和风格，又融入西南地区文化元素与审美特点，为研究明代丧葬习俗、服饰着装、雕塑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明代金镶宝五凤三龙冠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贵州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54年出土于贵州省遵义市高坪镇的杨相墓，杨相为播州第28任土司，推测这顶凤冠是他为其夫人所打造。凤冠共出土2件，形制相似，大的一件重达1388.8克，高29厘米，宽38厘米。

凤冠为金银铜合金材质，以金为主，采用打胎、累丝、錾刻、宝石镶嵌、锻造等细金工艺制成。冠上饰有五只金凤，正面居中是一朵大牡丹花，冠顶有三龙腾飞造型，左右有横栏花耳，背面居中为芙蓉造型，还镶嵌有348颗宝石和115颗珍珠，工艺精湛，造型华丽。

据《明史·舆服三》记载，一品命妇可佩戴五翟冠，播州杨氏土司夫人按制无资格佩戴，但却拥有此冠，体现了当时土司在其辖区内较高的地位与极大的权力，是研究明代土司制度及等级制度的重要实物例证。也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仅次于明定陵皇后凤冠的稀世珍品。

　　平报德之钟、平播安黔之鼎，均为国家一级文物，铸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是贵州巡抚郭子章为铭记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而铸，见证了统治播州725年的杨氏政权的覆灭。

平播报德之钟：简称平播钟，为铜质，通高78厘米，底径62厘米，重70.5千克。钟纽是双龙首四足蒲牢造型，钟肩铸有篆书“平播报德之钟”六字，钟体布满280字篆书铭文，记载了郭子章征讨杨应龙及称关帝托梦相助之事。最初此钟被悬挂于贵阳武庙，是研究明代中央与西南土司关系、关公信仰传播的重要实物。

平播安黔之鼎：也称平播鼎，同样为铜质，呈圆形深腹样式，鼎足为兽首柱状，鼎的口沿面上铸有“平播安黔之鼎”六个大字。它与平播报德之钟相互呼应，共同见证了“万历三大征”中播州之役的结束，以及播州杨氏土司世袭统治的终结，对研究明朝西南地区治理、土司制度演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永祥寺铜钟，铸于成化六年（1471）。成化初，贵州西堡苗叛乱，朝廷以郑忠为镇守太监，以南宁伯毛荣充总兵官镇守贵州，成化五年（1470）乱平。原贵阳西南隅有潮音寺（古名观音堂），有拜经和尚主持潮音寺，戒行端谨，郑忠重之，为其建寺，并向朝廷请额曰“永祥”。此铜钟即寺成后，郑忠率众铸悬市内之铜钟。钟身铭“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法轮常转佛日增辉”等四行大字，每字约三寸。另有小字五十字，即：“钦差镇守贵州都知太监郑忠/监造官指挥李钺/百户陈纪/□钟祥/于澄/水东长官司胡连/成化六年六吉旦江西吉安匠人洪飞”。

　　明雪山大士铜造像，释迦牟尼成佛前在雪山六年苦修，是佛传故事的重要环节。该造像螺发大耳，身形消瘦，脊肋毕现，跣足，左腿下垂，右腿上支，双手相叠于右膝上，作伏膝枕领冥思状，应该正是雪山苦修的写真。类似造像又被称作“释迦牟尼像”或“释迦伏膝冥思像”等。

　　明代“建文”款凤纹炉。

　　明代饕餮纹兽耳铜簋。

　　明代篆文铜盘。

　　明“宣德”款象耳铜炉。

　　清代是贵州历史上剧烈变革的时期。政治上，调整了贵州省域，开展“改士归流”，设置“新疆六厅”。经济上，引入新品，疏浚商道，近现代工业萌芽，贵州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上，多族共融，人文蔚起，英才辈出。晚清社会风云激荡，贵州儿女行不甘后，纷纷投身救亡图存的浪潮。大汉贵州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封建帝制在贵州的终结，开启了社会新篇章。

　　鄂尔泰奏请清庭，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司世袭为流官治理），通过废除土司世袭特权，委派流官（朝廷任免、定期轮换）治理，将西南边疆正式纳入中央行政体系，实现“大一统”管控。改流后，朝廷清查田土、规范赋税制度，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通过兴修水利、疏通交通（如乌江航运），推动西南与中原的经济交流，减轻百姓苛捐杂税负担。同时传播中原文化与生产技术，逐步打破民族隔阂，促进西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多民族融合。

　　贵阳甲秀楼铁柱是原立于甲秀楼前的两根铁柱，现移存于贵州省博物馆。两根铁柱分别为“鄂尔泰铁柱”和“勒保铁柱”。“鄂尔泰铁柱”铸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是云贵总督鄂尔泰镇压黔南、黔东苗族同胞起义后，将收缴的义军武器熔化铸成的“纪功柱”，柱高3.14米，直径0.5米，重1715千克，呈六面体。“勒保铁柱”铸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是云贵总督勒保镇压南笼（安龙）布依族王囊仙起义后，用收缴的义军武器铸成的，稍矮于鄂尔泰铁柱。

“鄂尔泰铁柱”铭文为“帝德光被，臣功赫煜，八万古州，生苗帖服。熔干销戈，铁柱矗矗，表烈垂漠，载瞻载肃”。“勒保铁柱”铭文为“圣武维扬，诞及蛮荒。兴义洞洒，挞伐用彰。功成锡爵，苗俗安良。剿抚永制，铭柱重光”。

这两根铁柱是清朝统治者镇压贵州少数民族起义的铁证，是研究清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以及贵州地方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这些是館藏清代瓷器。

　　清代荔枝飞蝠端砚，一级文物。该砚运用圆雕、线雕及浮雕等技艺，刻凿成荔枝、飞蝠等物象，能恰如其分融为一体，各极其妙。不失为一件珍贵的端砚艺术品。

　　《黔苗图说》是一部介绍古代贵州少数民族的图说文本。今藏于贵州省博物馆，一级文物。该画册为白宣纸蝴蝶装裱本册页，每页中缝对折，画心纵21.4厘米，横26.7厘米。内页一图一说，绘图为中国设色画，兼工带写，绘有人物、山水、房屋等，反映贵州古代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婚丧习俗等。图的空白处题写文字，以楷书为主，兼有行书，文字内容与画图意境基本贴切。

画册中记载了倮罗、白苗、青苗、打牙仡佬、瑶人、侗家苗等约80个贵州少数民族或民族支系，对每个族群的活动区域、生活情景、耕种狩猎、婚丧习俗等都有描述。《黔苗图说》兼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中国民族学、民俗学的珍贵资料。但由于历史时代限制，其中也存在一些丑化和诬蔑少数民族的糟粕内容。

　　黄向坚《寻亲图册》，清顺治年间。“寻亲图”是黄向坚以寻亲途中所见景物入画的作品的统称，共百余幅。展出的《寻亲图册》共八幅，依次为：1.鸡足山俯视金沙江；2.历浪穹道苗民渡索穿山；3.响水关土民设堡守险；4.过罗鬼甸；5.下凯楼坡；6.过龙泉县涉水借宿；7.过相见坡；8.冒雨渡湘水。其中4-7在贵州境：罗鬼甸在今修文龙场镇附近，凯楼坡在今岑巩县客楼镇南，龙泉县在今凤冈县龙泉镇，相见坡即今施县甘溪乡鹅翅膀山。

黄向坚（1609 - 1673），江苏苏州人，是明末清初兼具孝行美名与高超画艺的山水画家。1643年其父黄孔昭赴任云南大姚县令，后因明末战乱与家人失联。1651年他毅然徒步寻亲，历时两年多、跋涉两万五千余里穿越六省，克服战乱、险境等诸多困难，最终在1653年迎回父母。寻亲途中的滇黔实景成了他的重要创作素材，画风也由此大变，开创了纪游山水新范式。《寻亲图册》是最早表现贵州的传世作品。这些作品既以画笔记录了西南边陲的山川风貌与人文景象，是珍贵的地理文献，又具备极高艺术价值，被故宫博物院、贵州省博物馆等多地收藏。

　　黄向坚墨笔盘江图轴，该画创作于1658年前后，尺寸为107.4x49cm。画作描绘了一座蜿蜒险峻的山脉，湍急的盘江水在深谷间轰鸣，撞击从水底凸起的岩石。中景是建于明代的铁索桥，它处在连接贵州和云南的要道上。左下角的山脉，连着铁索桥，和对面城墙里的山脊构成了一个连续的S形，被抬高的地平面让动势更为清晰，凸显了山脉的气势和险壮。黄向坚还在画中题字：“盘江波涛洶湧，向崖拔壑陡峙。鐵索架橋，險阨甚於天塹，入滇要害處也……”。

　　邹一桂《山水观我册》是贵州省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邹一桂（1688-1772），江苏无锡人，著名画家，擅画花卉，学恽寿平画法，风格清秀。邹一桂于乾隆元年至乾隆七年（1736-1742）任贵州提督学政，在黔六年，饱览贵州山水。任满回京后，他追忆在黔经历，于乾隆癸亥八年（1743）创作了《山水观我册》。该册页共22幅画，前五幅为湘西风貌，后17幅皆为黔中景色，包括玉屏山、关索岭、飞云岩、铁锁桥、黔灵山等贵州名胜。每幅画均有画家自题的诗或文，诗情与画境有机结合。

《山水观我册》兼工带写、形神并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它是少见的古代名家描绘贵州风景的画册，为后人留下了乾隆年间贵州的山水风貌和风俗民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此册页咸丰年间为遵义蹇铣所得，民国时流入北京，1960年贵州省博物馆从荣宝斋购归。

　　袁思韡设色山水册是贵州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之一。袁思韡（1837-1888），字锡臣，号稚岩，是贵州贵阳人，同治八年举人，曾入张之洞幕府，工诗文，擅绘画，精书法。

这套设色山水册共有十二幅作品，或水墨画成，或在墨稿上再上色。画面题材丰富，有远山亭榭、夕阳归鸟、江中帆影、山壑村居等，构图各异，技法丰富多变，集中反映了袁思韡在山水画上对古人风格的借鉴，展示了其深厚的山水画功力。

　　“贵阳周起渭字渔璜印”，清康熙寿山石印，一级文物。印面为朱文篆体：“贵阳周起渭字渔璜印”，印背浮雕双龙云纹。

周起渭（1664-1714年）字渔璜，又字载公，号桐埜，贵阳青岩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乡试解元，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曾任《康熙字典》纂修官。善诗文，著有《桐楚诗集》。参与《贵州通志》《皇舆表》《渊鉴类函》等编纂。

　　周起渭行书七言联，此联写于描花蜡笺上，联文：“名传翼北三千里，地近蓬莱尺五天。”款“渔璜周起渭”钤“周起渭印”白文印，“渔璜”朱文印。上联右下有现代贵州书画名家桂诗成题跋。

　　《傅衡临衡山设色山水册》是清代贵州画家傅衡的作品。傅衡，字虎生，贵州贵阳人，清同治六年举人，曾任广西左州知州，工诗善画，有《师古堂集》等诗集传世。这套山水册共八页，均为对临明代画家文徵明的作品。画作绘于绢上，采用青绿重彩技法，线条挺劲，略有皴斫，展现出文徵明山水画的风格特点。

　　严寅亮行书苏轼《和王晋卿送梅花次韵》立轴。严寅亮（1854-1933），字弼丞，别号剩庵，是贵州印江人，著名书法家。其书法宗法晋唐，心契东坡、松雪，风格雄浑壮美、朴拙典雅。严寅亮以书写颐和园榜额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这件立轴作品以苏轼的《和王晋卿送梅花次韵》为内容，通过其流畅的行书笔法，将诗句的意境与书法的韵味相结合，既展现了苏轼诗作的文学之美，又体现了严寅亮高超的书法艺术水平。

　　赵以炯楷书七言联。

赵以炯（1857—1906），字仲莹，号鹤林，贵阳青岩人，1886年参加光绪丙戌科殿试，获一甲第一名，是云贵两省科举史上首位文状元，与曹维城等并称为清代贵州“三状元一探花”。先后任翰林院修撰、四川乡试副考官、广西学政及会试同考官。二十六年（1900），回乡丁忧，主讲于贵阳学古书院。平生工文善诗。

这副对联是清代贵州首位文状元赵以炯的书法作品，笔画雄浑厚重，结体宽博大气，字里行间尽显状元书法的庙堂气与文人雅韵。联文为“振挺文如曾子固，清高品是席君从”，是他赠予宗兄丹来同年的书法精品。上联以北宋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作比，赞誉对方文章刚健挺拔，有曾巩的文风特质。下联借东汉名士席肱（字君从）的清高品质，夸赞对方品行高洁脱俗。

　　这是清代贵州状元夏同龢的行书八言联，联文为“与物咸熙春融膏润，宅心醇粹秋澄月清”，是他赠予“御民仁兄”的书法精品，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夏同龢（1868-1925），字季平，号用清，又号狮山山人，贵州麻江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殿试一甲一名，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湖南副考官、北京政法学堂监督。三十二年（1906），公派日本留学，是我国第一位状元身份的留学生。编写中国第一本近代行政法学书籍《行政法》，创办中国最早的近代法政学堂一—广东法政学堂（今中山大学前身之一）。

　　这是清代名臣丁宝桢的楷书八言联，联文为“春秋谨严取以为法，洞庭滂汗大放厥词”，是其书法代表作之一，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今毕节织金）人，是晚清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以刚正不阿、务实革新著称，是贵州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任山东巡抚时，他智斩权宦安德海，震惊朝野，尽显铁面无私；主政四川期间，他创办四川机器局，推动洋务运动在西南落地，还改革盐政、整饬吏治，被百姓称为“丁青天”。他创黔菜“宫保鸡丁”（因获封太子少保，人称“丁宫保”），成为黔菜经典，也让其名字与美食文化相联结。

　　这是“中国近代教育之父”李端棻的八言联和五言联。

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苾园，贵州贵阳人，是清末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京师大学堂首倡者。1896年，李端棻向清廷呈上《请推广学校折》，第一个提出并设计了新教育体系的办学方案，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堂，为北京大学的创立立下汗马功劳，有“中国近代教育之父”的美誉。

第一副：“秋月照人如镜临水，春雨润木自叶流根”，上联喻指为人处世应如镜般明察、如水般澄澈，下联暗喻品德修养需由表及里、固本培元。此作用笔遒劲稳健，结体端庄规整，既具馆阁体的严谨规范，又融入李端棻个人对欧、赵书风的融合，字里行间尽显其作为维新领袖的儒雅气度与文人风骨。

第二副：“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联文出自唐代诗人于良史的《春山夜月》，上联“掬水月在手”描绘出以手捧月、月影在掌的空灵意境，下联“弄花香满衣”则呈现出把玩花枝、香气盈袖的雅致场景，整体营造出一种超然物外、诗意盎然的生活情趣。

　　这是晚清贵州“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黎庶昌的楷书节录《荀子·劝学》文稿。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禹门人。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外交官，黎庶昌是贵州“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历任驻英、德、法等使馆参事，游历欧洲十国，两次出任驻日本公使。黎庶昌善诗文，也是著名散文家、书法家。这件文稿落款“丁亥三月”（1887年），是他为友人“敬亭世六兄”（刘汉英，曾随其出使日本）所书。 此作是黎庶昌楷书的典型代表，融苏东坡的沉着苍劲与欧阳询的典雅静穆于一体，笔画刚劲有力，结体恢宏端正，墨色浓润饱满，既具楷书的端严，又有“楷中带行”的灵动。这件作品体现了他“心手相应、气力相和”的书风特点，是晚清文人书法中“学者字”的典范。

　　这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行书七言对联。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出生于贵州贵阳，是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官至湖广总督、军机大臣。他不仅是政治、军事、实业领域的关键人物，亦精于诗文、书法，其书法融合颜体的雄浑与米芾的灵动，自成一格。

上联“无数云山供点笔”：以辽阔云山为创作素材，体现文人以天地自然为纸砚、寄情笔墨的雅趣；下联“满江风月不论钱”：将满江风月的绝美意境视为无价之宝，彰显对自然之美的珍视与超脱世俗的情怀。两句对仗工整，以“云山”对“风月”，“点笔”对“论钱”，画面感与哲思兼具，是传统文人“以景寄情、以文抒怀”的典型表达。

　　这是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赠予友人“効蘇吾兄”的行书诗文轴，内容为自作诗。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是戊戌变法核心人物、近代“新史学”“新民说”的倡导者。诗中“天下纷纷未一家，贩缯屠狗尚雄夸。东阳岂是无能者，独傍青门手种瓜”，以“贩缯（经商）”“屠狗（市井职业）”的豪杰气象，对比“青门种瓜”的隐逸情怀，暗喻乱世中不同人生选择的价值，既有对英雄气概的推崇，也隐含对淡泊处世的思考，是梁启超“以诗议政、以文抒怀”的典型表达。

此作为梁启超行书代表作，笔画劲挺洒脱，结体疏密有致，融合碑学的雄健与帖学的灵动，兼具学者的儒雅与改革家的锋芒。

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是贵州学者、教育家李端棻的丈婿，与贵州名人志士多有交往，“效苏吾兄”很可能就是一位贵州人，这也可能是这副作品入藏省博的缘故吧！

　　黄干夫缩临董诰山水小册。这件作品是贵州近代名士黄干夫临摹清代书画大家董诰山水画的册页精品，现以捐赠形式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黄干夫是贵州安顺人，既是达德学校创始人，也是兼具中西艺术视野的画家。而董诰作为清代乾嘉时期的书画巨擘，是清代正统山水画的代表。黄干夫选择缩临他的山水，既是对传统正统画派的致敬，也是自身锤炼山水技法的重要实践。黄干夫的缩临并非简单复刻，一是“缩”得精妙，在保持原作构图神韵的基础上压缩尺幅，却能保证山峦、亭台、林木等景致的比例协调；二是“临”得传神，既贴合董诰枯笔长皴、拙中带秀的笔法特点，又暗融自身接触过的西洋绘画的光影质感，形成“仿古而不泥古”的特色。

　　这是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的清代苗族独木龙舟，是清水江地区保存至今历史最悠久的龙船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

它以三根高大杉木掏空后拼装而成，中间“母舟”长约24米，两侧“子舟”长约13.5米，保留了独木舟的古朴形制。龙头雕刻精美，龙角宛似牛角，上面常写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吉祥语，还装饰着红色绸带，色彩艳丽且富有仪式感。

这艘龙舟不仅是苗族工艺的精湛体现，更是研究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民俗活动的珍贵实物，承载着清水江两岸苗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族群记忆。

　　下面介绍贵州的少数民族服饰。

贵州少数民族服饰以“多彩形制、工艺繁复”为核心特点，是民族身份与生活智慧的直观表达。苗绣的打籽绣、辫绣，水族马尾绣，侗族亮布染织，辅以银饰（苗族银冠、水族银项圈）、蜡染、挑花，一针一线皆藏匠心。以龙凤、花鸟、几何纹隐喻祖先迁徙、自然崇拜（如苗族“蝴蝶妈妈”图腾），色彩上苗红、侗蓝、彝黑各成体系，尽显民族个性。这些服飾的制作大多口传身教，世世相传，其核心工艺已成为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明代鹭鸟纹蜡染衣、裙，是贵州省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为国家一级文物。1987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在安顺平坝桃花村苗族洞葬遗址的第415号棺中发现了这套衣裙，墓主为一名成年女性，专家推测其可能是位蜡染高手。

这套服饰由上衣和下裙组成，采用了拼布、蜡染、刺绣等工艺。上衣为右衽，主体为棉布，缝线以棉线为主，少量麻质。领口与袖口由三色棉布拼成，丝线铁贴休锁边，肩部、前胸装饰双鹭、单鹭、翔鹭等彩色蜡染图案，周围饰卷草纹和米点纹。下裙为百褶裙，裙腰为白色麻布，裙身是棉布，装饰有彩色蜡染和挑花，蜡染纹样有翔鹭纹、卷草纹、米点纹等，挑花则以黄、蓝、绿、白、黑各色线为料。

这套服饰是贵州境内发掘的、我国目前最早的古代彩色蜡染实物，距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对于研究贵州蜡染史、古代贵州民族服饰及其演变有着重要的实证作用。同时，其承载的鹭鸟纹等图案，也为研究苗族的文化、风俗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清代彝族土司绣龙长袍，絲质，该长袍衣长142.5厘米，袖口49厘米，腰围76厘米。大襟右衽，齐肩圆领，阔袖，左右开裾。浅蓝色的领、袖、下摆缎面上绣有龙云花蝶、海潮鱼虾、石榴花、梅花、牡丹花、八卦、变形龙纹等，纹饰十分精美。这件彝族土司服是赫章安姓土司遗物，它以实物的形式呈现了清代中央王朝与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关系及其政策制度，成为国家统一的历史见证。

　　镇宁布依族织锦蜡染，三级文物。该服饰类型主要分布在镇宁、六枝、普定、关岭等地区，着此服饰的少女形象曾被印在1980年版贰角人民币上。上身着织锦蜡染对襟短衣，下身穿长及脚踝的蜡染百褶裙，裙外围织锦围腰，系绸缎腰带。该支系以头饰区别婚否，未婚则以粗发辫盘扎锦头帕，已婚戴“假壳”。布依语“假”即笋壳，“假壳”以布匹包裹笋壳，前圆后方，形如撮箕。

　　松桃苗族银饰盛装，该服饰上装为圆领右衽大襟衣，衣襟、衣摆、衣袖均镶饰刺绣花边，主要有贴布绣、平绣、钉线绣等工艺。上衣外披刺绣银云肩，下身着裤，裤口饰刺绣花边。而改装前，下身为色织布绣饰凤凰、牡丹等纹样的绣花裙。

　　雷山西江苗族刺绣龙纹银饰飘带裙盛装，该套服饰主要流行于雷山西江地区。上衣为对襟型，以蓝缎为底布，衣领、肩、袖、下摆均使用锁绣、皱绣、数纱绣等刺绣花饰，另在袖囗、背部、衣摆处钉缀大量的银衣饰。下身为飘带长裙，由二十余条花带排列而成，花带分上中下三段，绣有不同纹饰。内衬黑色百褶裙。

　　花溪苗族挑花贯首服盛装，一级文物。该服饰上衣为贯首服型，前短后长，大袖，白布包边翻领，领口开向右肩一侧。衣袖与衣肩处相连，腋下留口。下身为青布百褶裙，外围双层围腰，围腰底边饰薏仁珠穗。腰裙之间系挑花腰带。整套服饰全部采用挑花工艺装饰。2006年，贵州省贵阳市花溪苗绣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丹寨苗族蜡染铜鼓纹盛装，三级文物。该服饰主要流行于都匀、丹寨和三都等地。上衣为大型方领左衽款，衣肩、衣领和襟边以红布为底，绣以花鸟、蝴蝶等纹样。衣背靠近领围及两侧接袖处绘双旋涡纹彩色蜡染图案。穿着时，腰系红绸带，下着红绸缎彩绣筒裙。

　　荔波瑶族男子套装、荔波瑶族女夏装，该服饰主要分布在广西南丹、贵州荔波等地。女装上衣为贯首服，无袖，由两片方形衣料缝合，前片为纯色黑布，后片则用、绣技法装饰。下装着茧片绣百褶裙。男装上衣为对襟型，无扣，交襟穿着时用腰带固定。下装着白色麻布中长裤，裤裆宽松，于膝盖处收紧裤脚。男子戴头巾是已婚的标志。

　　榕江苗族刺绣百鸟纹鼓藏服，二级文物。该服饰主要分布于榕江、丹寨和三都等地，是都柳江流域和月亮山地区苗族在鼓藏节活动中的礼服。2006年，苗族鼓藏节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上衣对襟，两片衣襟以细带连结，衣袖宽大，衣摆下接十余条绣花飘带，飘带末端坠饰白色羽毛。下身配一条刺绣飘带裙，飘带末端也坠饰羽毛。衣裙均用茧片绣工艺装饰。

　　黎平侗族缠线绣盛装，该服饰上衣有两件，内层为长袖交领左社长袍；外层为右衽琵琶襟短衣，衣长及腰，袖口宽大，短至手肘。衣外披云肩，云肩以领口为中心，展开呈圆环状，边缘点缀红、黄、蓝、绿、紫等色的穗饰和银铃铛。下身着裙，裙外围长方形围腰，围腰外系缠线绣飘带裙。

　　贵州省少数民族银飾。

　　山峦不语，历史留音。

贵州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是生命的重要起源地，是早期人类的宜居家园，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十三个行省，也是多种观念、文化和制度的诞生地与试验田。这里六山磅礴、六水绵长，山水相宜、人地相洽，多族和谐、城乡和美，书写着团结进步的中国故事。贵州历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方热土上的创造与实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贵州智慧。

漫步贵州省博物馆，仿佛穿行于黔地千年时光长廊。馆内藏品琳琅满目，既有承载远古文明的文物瑰宝，更有近现代名士的笔墨华章。从自然奇珍到人文精粹，从民俗风情到革命记忆，每一件展品都在诉说着贵州的灵秀与厚重。它们串联起黔地的历史脉络、文化根魂与精神传承，让人流连忘返，在静静观赏中读懂这片土地的深沉底蕴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鉴往知来，黔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