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是何人？

空军一号

“君”是何人？

——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

高 立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这旋律，这词句，像一道刻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疤痕。每当歌声响起，总让人心底泛起难以名状的惆怅。而这惆怅背后，是曲作者刘雪庵跌宕的一生。仿佛应验了那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谶语。

《何日君再来》原是一首现成的探戈舞曲。1936年，导演方沛霖拍摄电影《三星伴月》，选中刘雪庵的这支曲子，交由编剧黄嘉谟填词，由周璇演唱。谁也没想到，这次词与曲的邂逅，竟铸就了一首跨越世纪的悲歌。

刘雪庵笔下的探戈节奏，配上婉约的歌词，恰是那个年代上海滩的缩影——浮华与仓皇交织，欢愉与离散并存。这最初的结合，本是一段纯粹的艺术缘分。

然而，这首歌的命运很快便脱离了创作者的掌控。它被日本歌手李香蘭演唱，在沦陷区飘荡；又被填上抗日歌词，在另一条战线上传唱。“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同一段旋律，承载着截然不同的情感与诉求。刘雪庵第一次尝到了作品“身不由己”的滋味。若这仅是艺术的多元诠释，倒也罢了。可时代的洪流，从不曾在意个人的悲欢。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前夕，有人曾邀请刘雪庵前往台湾，飞机轮船任他选择，但刘雪庵最终选择投奔光明，留在大陆。

他未曾想到，《何日君再来》会成为命运的转折点。那些婉约的歌词，在日后的政治运动中，竟成了他的“原罪”。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后，处境更加艰难。这首歌被斥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更因抗战时期的复杂传播经历，被上纲为“汉奸歌曲”。

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批斗会上，这位温文尔雅的教授被强按着头，戴上高帽子。人们厉声质问：“你为什么要写这种消磨革命意志的曲子？”他试图解释：这只是一支探戈，作词者另有其人，填抗日词的也是他人……可辩解声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口号中。

他被关进“牛棚”，接受无休止的批斗和劳动改造。昔日在琴键上飞舞的双手，被迫去打扫厕所、清理垃圾。更荒诞的是，连他那首激昂的《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也一同被打入冷宫。艺术的命运，在那个年代竟是如此不由分说。

荒唐岁月里，甚至有人追问：“《何日君再来》的‘君’是指谁？”初听可笑，细思却耐人寻味。在男女情爱中，“君”是即将远行的爱人；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那个“君”是太平与团圆。境遇不同，理解各异。国人唱了，日本人以为是思念“国军”；日本人唱了，国军以为是呼唤“皇军”；后来邓丽君唱了，大陆批判其为“靡靡之音”。可怜这“君”生不逢时，白道黑道红道，竟无人识“君”。一首简单的抒情歌曲，就这样成了一面时代的镜子，映照出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沧桑。

晚年的刘雪庵，陷入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黑暗。他的眼睛渐渐失明——不是突然的黑暗，而是在漫长折磨与医疗匮乏中，被一点点夺去光明。据家人和学生回忆，一把椅子几乎成了他的整个世界。椅座被凿了一个洞，下面放着马桶，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坐在那里，面对永恒的黑暗。

更令人心碎的是饮食的窘迫。家人将干粮系在椅旁，有时是两个馒头，悬挂在扶手上。饿了，他就用颤抖的手摸索着取食，一点点啃咬。那曾谱出《何日君再来》和抗日战歌的手指，如今只能用来寻找馒头的位置。有人路过时，常看到馒头已经干硬，但他似乎浑然不觉，只是静静坐在放着马桶的椅子上，在真正的黑暗里，仿佛在聆听什么。

一缕迟来的春风，终于在1979年3月吹向了蒙冤二十余载的刘雪庵。他的“问题”在会上得到了口头“改正”。然而，这声宣告轻飘飘的，未能完全驱散笼罩他半生的阴霾。直到1982年，那份姗姗来迟的书面结论才递到他手中，彼时他已无法看清这个世界。更显吊诡与残酷的是，这纸为他恢复名义的文书，竟依然墨守陈规，将他那首萦绕了半个世纪的《何日君再来》，冰冷地定性为“黄色歌曲”。

1985年3月，刘雪庵病逝，终年八十岁。他死在冤屈中，死在失明的黑暗里，死在那把放着马桶的座椅上。没有慷慨激昂的控诉，只有无声的际遇，诉说着一个时代对艺术家的亏欠。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当政治的硝烟散尽，当批判的浪潮退去，那些真正触及人性灵魂的艺术，却如同在寒夜中蛰伏的种子，重新破土而出。《何日君再来》的旋律穿越了世纪的尘埃，至今仍在世界各地被温柔传唱。它早已超越了诞生它的那个具体时代，成为所有离别与期盼的永恒象征。

艺术，是黑暗中最耐寒的花。它比任何批判更长久，比任何风暴更坚韧。这，便是刘雪庵的幸运，也是艺术最伟大的胜利。

2025.11.237

《何日君再来》首唱周璇

演唱《何日君再来》的日本歌手李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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