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瑞金市：共和国摇篮旅游区红井景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旧址

西游记

红井景区

位于瑞金城西的沙洲坝镇沙洲坝村，这里伟人史迹丰富，文物景观独特，“红井”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驻沙洲坝后，这里成为中央政府等党政领导机关在瑞金的第二个驻地。现有革命旧址和纪念性建筑物2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处。毛泽东、张闻天等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伟大实践，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领导机关从这里迁往瑞金云石山（长征第一山）。

1961年3月4日，“瑞金革命遗址红井革命旧址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旧址

位于瑞金沙洲坝红井革命旧址群。该旧址原为杨氏宗祠，建于1785年，是瑞金境内为数不多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未遭破坏，保存完整、完好的革命旧址。

200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在瑞金叶坪成立，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管苏区财政工作的行政机关，内设会计局、公债管理局、税务局、国库管理局、没收征发局、总务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等。其职责是执行国家经济政策，计划岁入岁出，管理国库公债、钱币、会计、银行、国有资产、合作社等事项。邓子恢、林伯渠先后任部长。1933年4月，该部从叶坪迁往沙洲坝，1934年7月，再迁往云石山。

旧址大门

天井

会议室

警卫值班室

没收征发局

主要职责是制订法规、训令，没收土豪劣绅、封建地主及官僚资本家等一切剥削者的财产。适当地向富农和资本家征收财物，分配房屋、土地给贫苦农民居住和耕种。邓子恢兼任局长。

公债管理局办公室

主要职责是掌管关于公债之计划、发行推销、还本付息、买卖抵押、登记注册及各种证券的管理和取缔等事项。

总务处

主要职责是负责伙食管理，生活用品的添置、保管和分发，以及文件起草，公告印刷及其他后勤、文秘事项。处长李六如。

税务局

主要职责是掌管关于各项税务之计划，整理和征收，各级税务机关之建立和监督。内设农业税征收科、商业税征收科、工业税征收科、关税征收科和财会总务科，在国家登记局未设立以前，兼管理工商业登记事项。1934年初，随着苏区税收工作的加强，中央税务局开始独立行使税收工作职能，税务干部队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首任局长李六如。

国产管理局

主要职责是对国有工厂、矿石、山林、店铺、房屋、作坊等国有资产进行登记、整理及出租，公款清理、登记和各种租金的征收。

国库管理局办公室

主要职责是管理国家所有现金项目的收入、支出及保管业务，指导国家银行金库的工作。

会计处

主要职责是掌管国家关于总预决算的编制，管理钱币的出纳、账目的登统；制订会计政策，统一记账规则。处长陈光化。

审计处

主要职责是掌管关于总预算的审核、登记及审核国家预备之支出、国家现金存款事项。

邓子恢办公室

1931年11月，在“一苏”大会上，邓子恢同志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1932年5月，他来到瑞金就任上述职务。1933年4月，兼任国民经济部部长。

邓子恢同志在任期间，亲自主持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中央苏区财政税收的政策和法令，对统一中央苏区财政、巩固土地革命成果，作出了重大贡献。后因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批判，降职为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兼没收征发局局长。

中央红军长征后，邓子恢同志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邓子恢住室

林伯渠同志办公室兼住室

林伯渠同志于1932年从苏联回国，1933年3月抵达瑞金，不久任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8月，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

1934年1月，在“二苏”大会上，林伯渠同志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

林伯渠同志在任期间，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广泛开展节省运动，使中央苏区的财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障了革命战争的供给和苏维埃各项建设的需要。

1934年7月，林伯渠同志随中央财政部机关迁往云石山下陂，10月，参加长征。

警卫员住房

工作人员住房

会议室

餐厅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历史陈列馆

前言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使革命走出了低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工农民主中央政权的诞生。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伊始，就组建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并作为苏区最高财政主管机关，领导各级财政管理机构开展工作。财政人民委员部建立后，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废除了旧社会压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建立了各级财政管理机构，制定了各类财税和金融制度，使革命根据地的财政从无到有，从分散走向统一。同时，积极开展财源，保证重点支出，加强财政监督，确保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和革命政权的运转，支持了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及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在财力保障上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历史陈列馆展示的珍贵史料，形象生动地勾画了赤色中国财政发展的轨迹。从中可以看到：苏区财政是一部开拓创新的发展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勇于探索，从苏区革命实际出发，从荆棘中踏出一条适合革命根据地财政发展的新路子；苏区财政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当时战争频繁，生产水平很低，群众普遍贫困，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红色财政担起了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家理财的重任；苏区财政是一部节俭高效的工作史。在敌人疯狂包围残酷封锁的艰难岁月里，苏区财政工作者精打细算，努力节省开支，保障了革命战争与政权建设的需要；苏区财政工作是一部勤政廉洁的光荣史。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央财政部的领导带头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位尊不忘俭朴，权重不奢侈，成为遵守财经纪律的模范，清廉工作的榜样。

红都初创

瑞金，位于江西省东西端，地处武夷山脉南段西簏、赣南闽西交界处，北邻宁都，南毗会昌、寻乌连结广东，西接于都而达赣州，东越武夷山出长汀、龙岩可至闽南出海口。瑞金地势优良，物产丰富，群众富有斗争精神。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谢氏祠堂里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集中了对全国红军和苏区的指挥与管辖。瑞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中国革命的圣地。

图1：叶坪村红军阅兵广场。

1931年11月7日清晨，为庆祝大会胜利召开，中央苏区红军在此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

图2：大会选举情形。

图3: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內景。

瑞金群众和指战员庆祝大会胜利召开的盛况。

一、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的建立

有政必有财，有财政方固。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时，即建立了红色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一财政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成立后，首先是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扫除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苛捐杂税、为革命根据地奠定经济基础；其次在邓子恢等老一辈理财家的辛勤努力下，建立健全各级财政机构，为苏区财政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组织基础；同时中央政府及时颁布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法规，使财政工作有法可依，为苏区财政工作确立了制度保证。

（1）开展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

要建立巩固的苏维埃财政，必须实现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建立新的土地制度。土地革命初期，井冈山、赣南、闽西地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相继颁布了《土地法》，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推翻了封建土地制度，废除了苛捐杂税，为创建苏维埃财政打下了基础。

如图：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图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各地印发的《土地法规》。

图2:1930年3月印发的《兴国苏维埃政府土地法》。

1929年印发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布告阐明了党和红军宗旨，提出“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捐杂税，扫除干净。”等财税方面的政策。

（2）建立财政管理机构

土地革命时期，各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部门只负责本级政府财政、自收自支，上下级之间无隶属关系，整个苏区财政机构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同时成立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省、县、市？区各级财政部门也相信继成立，并设置了内部机构，划分了工作职责，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机构的健全、财政的统一、体系的建立，为苏区财政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图1: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执行委员会印行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

图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中“第四一一财政部”一章规定了省、县、区、市各级财政部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职权范围。

图3: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翻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

图1:1931年12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财字第二号》。训令指出统一财政的重要性，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系统。

图2:《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永新县苏维埃政府颁发的《经济财政问题决议案》。各级苏维埃政府根据财政法规制定的地方财政经济政策。

（3）制定财政和税收法规

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就开始建章立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财政税收和金融管理的政策、法规和条例，为做好财政工作起了法律保障作用。

图1:苏区某部印发的：《苏维埃组织法》《苏维埃法典第二集》。

图2:1931年12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

当年财政人民委员部用过的长手铳、长刀、马刀、雨纸伞、篾箱、电话、算盘、马灯、大土炮、小土炮等物。

二、开辟财源

开辟财源，从财力方面保障革命战争和苏维埃政权的运转，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的首要职责和任务。苏维埃财政收入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取之于敌，即向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二是取之于民，即向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募捐、征税、发行公债；三是取之于己，即发展公营经济的收入和其他收入。土地革命初期，为使苏区群众休养生息，财政收入的主要是取之于敌。随着根据地的扩大，苏区群众经济收入的增加，财政收入的重点转而取之于民；由于根据地公营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扩展到取之于己。苏维埃财政部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开辟财源，为革命战争与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财力保障。

开展筹款活动；动员各界募捐；开征各税；公营经济收入；发行公债。

（1）开展筹款活动

筹款是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形式，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由于战争环境的需要，红军一边打仗，一边向反动剥削者筹款，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由于广大农民分得土地不久，经济比较困难，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苏维埃财政收入仍主要靠筹款来完成，这是特定环境下的财政政策。

《五月七日前委，赣西特委及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告第一号》中规定了红军筹款工作的政策和纪律。

图1:湘赣省苏财政部印发的《筹款工作大纲》。

图2:《上犹江口乡苏维埃政府开具的缴款收具》。

图3:《没收征发委员会开具的缴款收具》。

图为：毛泽民漳州调研

1932年4月，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中央财经委员兼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也随部队来到漳州，为苏维埃国家财政筹得大批现款和物资。在此期间，他除了忙于筹款，还抽空找各界群众谈话，听取他们对红军筹款和工商业政策执行情况的看法。毛泽民深入群众进行的调查研究，为苏维埃财经政策的制定和财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2）动员各界募捐

由于苏区经济落后，财政拮据，收入不多，为增加财政收入，除强制性的筹款外，还釆取自愿的原则向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募捐，募捐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取得良好的效果。

（3）开征各税

税收是苏区财政的主要来源。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随着苏区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由过去打土豪为主，逐步转向征收各税为主。征收的税种主要有土地税、农业税、商业税、关税。

图1:财政人民委员部1933年10月印发的《土地税宣传大纲》。

图2:于都县苏维埃1932年7月翻印的《土地税征收细则》。

图3: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印发的《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税征收法》。

苏区群众交纳土地税的《征收土地税收据》。

（4）发行公债

发行公债是苏维埃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另一种形式。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发行了一、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和一期经济建设公债，共计480万元。此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本级苏维埃政府也为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先后发行过地方公债。公债的发行对克服中央和地方财政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

图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

图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券》

油画《群众踊跃购买公债》

（5）公营经济收入

苏区公营经济包括军需工业、公营企业和公营商业。苏区财政积极支持公营经济的发展，为财政培植更多的财源。公营经济收入主要是苏维埃政府兴办了矿产业、印刷业、纺织业等公营企业提供的收入。公营经济收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充裕了苏维埃国家财政。

《红色设计师》雕塑

国家银行成立后，开始筹备发行货币工作。行长毛泽民亲自将会画画、又能写一手好字的原闽西工农银行干部黄亚光调到国家银行，负责设计国家银行货币。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黄亚光精心设计，将象征人民政权的镰刀、斧头、红旗、五角星作为苏维埃货币的图案。这位红色设计师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理想信念描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套货币上。

（6）其他财政收入

为了广开财源，苏区各级财政部门积极组织其他的财政收入，使每个铜板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包括向群众借谷、出租矿产开采权收入及公有店房租收入，还包括缴获敌人的战利品。

图1:为红军流动部队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得粮食供给之用而发行的红军临时借谷证。

图2:粮食人民委员部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证。

图3:财政人民委员部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

图4:国库瑞金分库为九堡区苏维埃政府交纳“群众借谷款”出具的收据。

为国分忧还公债

为了支援红军和革命战争，苏区军民掀起了退还公债的热潮。消息传到红军总医院，一个名叫郑善贵的重伤员，从床上艰难地爬起来，抽出放在贴身口袋里的二元公债券，拄着拐杖就要亲自还，护士欲阻拦，郑喜贵瘸着腿，坚持向外走去。他说：“自己在前线冲锋陷阵，没有落后，退回公债也不能落后。”

三、保障供给

由于频繁的战争和敌人的经济封锁，苏区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经费和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因此组织财政支出，合理分配和节约使用有限的资产，是苏维埃财政理财的关键。苏维埃财政按照“保障重点，统筹兼顾”和“先前方，后后方；先红军，后地方。”的原则，在首先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和苏维埃政府行政需要的同时，积极支持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1）确保革命战争需要

“苏维埃财硬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和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领导工农红军和广大苏区人民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和经济封锁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根本任务，也是苏维埃的首要任务，因此红军的日常供给和革命战争的费用在苏维埃财政支出中比重最大。

图1:苏区某部印发的红军各级机关办公费擦枪费、津费、休养费标准。

图2:《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第一号一一各种费用的规定》。

图3:《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动字第一号一一扩大红军费用和衣被费用的规定》。

图4:《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决战面前的党的紧急任务》。

图5:苏区中央出版局1932年11月出版的《紧急动员法令〉文件要求苏维埃各级财政部门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筹措革命战争经费。

图1: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的《中国工农红军》。

图2: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印的《红军教育与管理》。

图3: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印的《暂编红军步兵教程》。

图4:工农红军学校编印的《军事问答》第一册。

图5: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出版的期刊《革命与战争》第六期。

图6: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期刊《红星画报》第三期。

（2）保障苏维埃政权运转

各级苏维埃政府是苏区行政事务的主要承担者，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转是苏区财政的重要任务，行政经费是苏区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行政经费的开支主要是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政府办公经费，为了规范政府行政经费开支，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制定了低于红军的统一供给标准。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与红军一样过着战时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的生活。

图1: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实话》、《斗争》。

图2: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

苏区党和政府机关用于出版报纸刊物印发文件的宣传费用在办公经费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图1: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图2: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工农报》。

图3: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湘赣》副刊第三期。

图4:闽浙赣省委、省苏维埃、军区政治部、省总工会机关报《红色东北》。

苏区党和政府机关用于出版报纸刊物印发文件的宣传费用在办公经费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3）支持公营经济

苏区公营经济主要包括军工企业、公营企业和公营商业。公营经济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而且在打击奸商、保障军需民用、支持革命战争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地创建之初期，财政用战争缴获、打土豪取得的财物给公营经济以支持。随着根据地的发展，财政以投资和拔款方式作为支持公营经济的主要手段。

1933年1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训令第十八号《中央政府修路计划》，决定动员群众修筑二十二条干路及各县、区、乡支路，并规定修路中的有关费用将由中央财政支付。

红军被服厂制作的军服。

图1:红军斗笠厂生产的斗笠。

图2:蜈溪乡熬盐厂办公簿。

图3:熬制硝盐用的陶罐。

红军兵工厂修理制造的枪械和手雷。

（4）支持农业

农业是苏区的经济基础，苏区财政虽然十分困难，仍然尽力支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各级财政在劳动互助、购买生产资料、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保护山林、推广农业技术，组织春耕，保护秋收等方面实行减税免税或提供资金的政策，农业生产因而取得显著的成效。

（5）支持苏区经济建设

经济的发展是苏区巩固与扩大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苏区财政收入的源泉。苏维埃各级政府财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尽力支持苏区的经济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投入是苏区财政支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财政部门支援农业生产、建立和扶持国有企业、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对外贸易。为了支持苏区经济建设，发行了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财政部门在苏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春耕运动画报》

（6）发展合作社经济

合作社是由苏区群众集资经营的股份制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形式多样，分为三大类：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经济对解决就业，改善群众生活，繁荣苏区经济，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支援革命战争具有重大意义。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从1932年起直接负责领导合作社的工作，1933年2月，改由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负责后，财政人民委员部继续以税收豁免、财力物力倾斜方式支持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图1: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合同社暂行组织条例决议》。

图2: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翻印的《发展合作社大纲》、《组织各种合作社工作大纲》、《生产合作社简章》、《消费合作社简章》。

图3:苏区各地印发的《信用合作社股票和消费合作社入社证》。

（7）开展对外贸易

苏区的对外贸易主要是苏区和白区的商品交换，保障苏区产品的出口和必需物资的进口。1933年4月之前苏区的对外贸易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处管理。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总局成立后，财政部门仍以实行优惠的进出口税收优惠、投资发展公营商业、加强进出口货物和现金的管理等措施，积极支持对外贸易工作。由于切实有效地开展了红色贸易，从而打破了敌人的封锁，活跃了经济，保障了苏区军民的供给。

图1：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吴亮平给湘赣省苏国民经济部长甘泗淇的信，信中要求湘赣省苏加强对外贸易的发展。

图2:有关部门发给出入苏区经商人的通行证和介绍信。

图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外贸易总局赤水县分局”印章（赤水县为今广昌县赤水镇）。

图2:苏维埃对外贸易局从白区输入的食盐。

苏维埃对外贸易局从白区输入的布匹。

（8）促进社会事业发展

苏区各级财政安排一定的经费预算，积极支持文教卫生和社会救济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创办各类学校，普及义务教育，进行社会教育；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建立各级红军医院和一些地方医院；建立救助机构，救济贫困群众，对伤病残和死亡红军及其家属实行优待与抚恤，充分体现了红色政权的优越性。

图1:苏区编印的教科书，红色初级小学儿童读本。

图2:1934年印行的《苏维埃教育法规》，全本分“小学”、“师范”、“中学大学”、“社会教育”、“参考材料”5个部分。收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教育行政法规24仵。

图3:苏区编印的教科书《列宁国语读本》、《识字课本》。

图1:苏区发行的期刊：《反帝拥苏》、《青年实话》、《少年先锋》。

图2:苏区印发的《五个月卫生工作计划》、《卫生防疫问题决议》、《卫生运动纲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发的红军家属优待证。

图1:苏区印发的：《红军优待条例》、《红军抚恤条例》、《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扩大红军与执行优待红军条例决案》。

图2:《中华苏维埃革命互济会会员证》。

图3:苏区印发的《革命互济会纲要》、《救济条倒》。

图1江口对外贸易分局使用过的码头。

图2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关税征收细则》。

图3瑞金的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旧址。

江口贸易

赣县江口位于赣州东30公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外贸易总局在这里设立了分局。江口分局是外贸总局下设的最大分局，每日有20多条木船往返于白鹅墟、三门滩和江口之间，运送出口钨砂，每月平均进出口额在210万元左右，赣南各县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各机关所需的物资、70%以上是江口贸易分局以各种方式釆购的。

图1:西江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发放给商人欧克著前往瑞金经商的通行证。

图2:赣州城内的攀高铺染布坊，名为染布，实与江口外贸分局做钨砂出口生意。

图3:国家政治保卫局为便于商人进行赤白贸易发放的出境护照。

四、金融业的建立和发展

为发展苏区金融事业，苏维埃政府建立银行，发行货币，废除高利贷剥削，取缔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建立了自己的金融体系。苏区金融体系是工农民主政权强有力的工具，它在支援革命战争，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建立国有银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先后兴办了东固平民银行、闽西工农银行、江西工农银行、湘赣工农银行等苏维埃银行。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隶属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管理，任命毛泽民为国家银行行长，李六如为副行长，同时设置了银行内部机构。其后各地苏维埃银行大多改为国家银行分行。

（2）发行苏区货币

为稳定金融市场，统一苏区货币，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建立了造币厂，开始印刷和发行货币，到红军长征为止，苏维埃国家银行共发行苏维埃货币800万元。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在苏区得以流通，苏区货币得以统一。

图1:《存折款》《闽西工农银行股金收据》。

图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送金簿》。

图3: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刊物《省委通讯》第十八期登载的文章《发动广大群众的拥护国币运动、严格镇压反革命破坏金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纸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硬币）。

（3）开展金融业务

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后，逐步开展了储蓄和信贷业务，积极鼓励群众储蓄，以增加信贷资金，同时、实行低利借货政策，金融业务的开展引导资本进入流通领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油画：千金难买一条路

两名小商人，携带贵重礼物找到筠门岭关税总处主任杨占先、想打通筠门岭关税处这个关节好向白区贩运粮食，杨占先巧妙地说服了这两个小商人，使他们主动为公安队带路，从来将其背后的主使人一一逃亡奸商朱德坤一伙走私集团一网打尽。关税处有力地扭转了苏区边境奸商横行、白银外流，走私漏税及市场混乱的局势，强化了进出苏区货物的管理和税收工作。

（4）维护苏维埃货币信用

国家银行根据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法律法令，积极开展货币兑换、促进货币流通，保证苏区货币通用。同时开展了打击假币的活动，积极维护苏维埃货币的信用。

五、加强财政管理与监督

加强财政管理与监督是财政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提高财政资金效率的有力保证。苏维埃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釆取了建立统一财税管理制度，强化财政监督，严格财政纪律等措施，使苏区的财政管理从分散走向统一，从临时措施变为固定制度，从自筹自用转向规范统一的管理。

（1）改变分散经营，实行统一管理。

为了使苏区财政从自筹自用分散经营的状态转向统一管理，建立起国家财政系统，苏维埃中央政府实行了统一财政的政策，加强财政现金收支管理；实行预决算制度，坚持量入为出原则，统筹安排全国财政收支预算；统一税收政策，税则由中央政府颁布；规范科目、簿记、收钱、管钱、用钱分开，统一会计规则；健全机构，统一领导。

（2）加强粮食管理，做好调剂工作。

随着红军队伍的日益扩大，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红军和苏区群众的粮食供给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在1933年3月粮食调剂局成立之前一直负责苏区粮食调剂工作。在财政部与粮食调剂局先后共同努力下，通过建立粮食合作社，发放借谷证、买谷子期票、调剂余缺、统一分配粮食等办法，加强了粮食的征收与管理、促进了粮食生产，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红军和苏区群众的粮食供应。

（3）加强财政监督，严格财政纪律。

财政纪律是执行党的经济政策的保证，是财政工作的生命线。苏维埃财政主要是通过党和政府的监管、审计监督和群众监督三个渠道强化财政监督，及时发现财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贪污舞弊等违法乱纪行为。同时对违反者严厉惩处，以儆效尤。苏区财政部门严格执行财政纪律，严惩贪污腐化分子，公开财政，接受审计和群众监督的历史经验，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油画《腰缠万贯的讨米人》

这位衣杉褴褛的乞讨者，形容消瘦，但目光坚毅，柱根拐杖行走在街头巷尾，谁也想不到他的腰间居然藏着一大包金钱。他就是红军撤退时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三年后，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成立，他才将精心珍藏的金银丝毫无损地交还给党组织。

（4）开展节省运动，反对贪污浪费。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苏区各地始终实行节省方针，反对浪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裁减冗员，核减党政机关行政经费，减少供给项目，降低供给标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节省运动，不仅节省了开支，而且培养了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图1:中共湘赣省委印发《关于节省运动的决定》。

图2:苏维埃中央政府1933年印发的《为节省五万担谷子卖给红军告瑞金、会昌、博生、石城四县群众》。

图3:《党的经费问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印制钞票的石印板。

兴国县高兴区工农检查部控告局设置的控告箱。

箱子右侧写有：“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

财政人民委员部办公用的油灯。

战略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之一：突击扩大红军。

战略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之二：大量征集粮食。

战略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之三：筹措经费和收集军用物资。

油画《惜别红军》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共8·7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财政人民委员部委员林伯渠率工作人员也随之出发。苏区群众扶老携幼，箪食壶浆，与红军依依惜别。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抓住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

油画《送别》

别梅坑 林伯渠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尊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林伯渠的《别梅坑》一诗，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他在江西瑞金云石山梅坑与战友何叔衡分别时所作。

《别梅坑》以质朴语言记录生死离别，既承载战友深情，更展现革命者在逆境中的乐观与坚定。今日重读此诗，仍能感受到跨越时空的理想光芒与信仰力量。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印章

现在陈列的是原印章1:1仿制品。原印章为圆形，由印面、印台、印柄组成。印面直径10·5厘米，印台高1·8厘米，方形印柄长9·7厘米。印面用白银精制而成，印台、印柄为硬木质。印面有两颗五角星间隔的隶书字体：上部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部为“财政人民委员”。文字圈内是麦穗和稻穗相接环抱地球，地球上刻有铁锤和镰刀。该印章先后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林伯渠同志掌管，现藏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文化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长征中，中央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同志兼任中革军委征发委员会主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1931年9月15日，在红军攻打腊子口天险前夕，在迭部县（该县为藏区）卓尼杨士司的世袭领地一一下迭部的崔古仓“开仓分粮”时，不慎将该印遗失。1988年夏天，迭印县电朶乡麻古村藏族农民安告在修整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了该枚印章。于是，这枚“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官印”，又奇迹般惊现于世，并在当地被尊称为“红军印”。

此印戳于2007年9月9日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文化馆用原印章所盖。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任财政部部长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人在苏区掀起了革命风暴，是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预演。在这个演习过程中，财政先辈们铸就了“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廉洁奉公”的苏区财政精神，创造和积累了治国理财的宝贵经验：一、财政必须始终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二以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是财政的基本方针；三是节省开支、统筹兼顾、集中财力办大事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方法；四、严格财政纪律，严惩贪污腐化，强化财政监督，是做好财政各项工作的有力保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新中国的雏形，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级财政部门是我党学会治国理财艺术和培养治国理财人才的实验基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开创的光辉业绩成为奠定人民共和国财政事业的基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建设的经验对我们现在的财政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苏区财政精神是指导我们做好各项财政工作的一面旗帜，是财政人克服困难不断前进的动力，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不仅属于瑞金，也属于全国；不仅属于财政战线、也属于各行各业。苏区财政精神将代代相传，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