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属国为何多出“白眼狼”？

大漠胡杨

山东德州城北有个北营村，隐藏着一座陵园，赭红色的围墙将市声隔绝在外，古柏的苍绿从墙头探出，滤下了北方明澈的阳光。踏入大门，一座覆盖着青黄草皮的土山赫然入目，这便是苏禄国王巴都葛·叭哈剌的长眠之地。它没有明清皇陵的雕栏玉砌，只有一种朴素的，近乎庄严的厚重。

沿着神道缓缓前行，两侧的石翁仲、石马与石羊默然肃立，它们的缄默，仿佛凝固了六个世纪的时光。

神道尽头，是永乐皇帝亲撰的“御制苏禄国东王碑”。碑文上那些被风雨侵蚀的文字，试图感受1417年的温度。

苏禄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位于今天的菲律宾苏禄群岛上。在15世纪初期，该国由东王、西王和峒王三位王侯共同治理，其中以东王巴都葛·叭哈剌的地位最为尊贵。

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东王率领西王、峒王及其家眷、侍从共三百四十余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友好使团，远渡重洋访问中国。他们抵达北京后，受到了明成祖朱棣的隆重接待，并在京逗留了27天。苏禄东王巴都葛.叭哈喇，亲身跪拜在紫禁城的金銮殿上，向明成祖朱棣递上了一道情真意切的表文。他言道，其国虽远在南海，但心向中华文明，仰慕天朝德政，“愿输心效顺，永为藩属”，恳求皇帝将苏禄纳入中国的庇护之下。这并非简单的政治依附，更像一个孩子寻找精神与文化的归宿。朱棣被其诚意打动，厚赐仪仗、印玺，以亲王礼遇相待。

然而，归国途中，东王不幸病逝于山东德州。永乐皇帝闻讯悲恸，下令以最高规制为其建陵安葬。永乐皇帝为他赐谥"恭定"，并亲自撰写了碑文，勒石以志。

东王下葬后，他的长子都马含随西王、峒王等人回国继承王位。而东王妃葛木宁、次子温哈剌、三子安都鲁及侍从十余人则选择留在德州，为东王守墓。明政府对他们非常照顾，拨给祭田，并派人守护陵园祠庙。

明王朝在苏禄东王去世后，其所作所为堪称 “怀柔远人”的典范，充分展现了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外交道义。

在东王长子都马含回国继承王位后，明朝与苏禄国依然保持着官方的朝贡关系。根据《明实录》记载，在此之后，苏禄国仍数次派遣使团来访中国。

从表面上看，东王之死非但没有中断两国关系，反而因为这段悲壮的故事，使联系的纽带增添了一层深厚的情谊。明朝通过这一系列举动，成功地向周边藩属国展示了一个 “仁义天朝” 的形象。

留华守墓的东王后裔，从此在德州这片土地上扎根、繁衍。他们居住在陵墓旁的北营村，与当地民众和睦相处。王妃葛木宁曾短暂回国，但因对东王的眷恋，次年又返回德州，并在此终老。她和两位王子逝世后，也安葬在了王墓的东南侧。

清雍正九年（1731年），应东王第八代孙温崇凯、安汝奇等人的请求，清政府正式批准守墓人员子孙以 温、安二姓入籍德州，从此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虽然保持着伊斯兰信仰（墓旁建有清真寺），但也逐步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与文化。

尽管在历史上因战乱、水患等因素，陵园建筑曾多次遭到破坏，但温、安两姓的后裔和当地政府一直致力于保护和修复这一珍贵的历史遗迹。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多次对王墓进行维修保护。苏禄王墓在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若从更长远和更现实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东王的去世，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凸显了宗藩关系的脆弱性。

这场特殊的藩属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东王巴都葛·叭哈剌个人推动和维系的。他的远见、勇气和威望是核心动力。他的去世，使得这条紧密的纽带失去了最关键的连接点。尽管他的后代继位，但已经不再拥有其先人那样的热情或权威来持续推动与明朝的紧密联系。

地理的遥远与成本的高昂，也注定了宗藩关系的脆弱性。苏禄群岛远在南海最东端，前来中国的航程漫长且充满危险，东王本人的遭遇就是明证。这种巨大的地理阻隔和航海成本，使得频繁、深入的官方往来变得极其困难。朝贡对苏禄国来说，是一次耗资巨大的远行，其经济和政治收益是否总能覆盖成本，是一个现实问题。

明朝的宗藩体系，其核心是 “册封”和“朝贡” ，而非直接的领土占领和行政管理，这与西方的殖民主义有本质区别。明朝对苏禄国没有领土要求，也不介入其内部治理。这种关系是松散且象征性的，其维持更多地依赖于藩属国自身的意愿，而非明朝的强制力。

16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殖民者逐渐侵占了菲律宾群岛。苏禄国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与西班牙人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这种强大的外部威胁，从根本上切断了苏禄国与明朝之间的直接海上联系。明朝当时自身也面临“倭寇”等海防问题，后期实行海禁，无力也无意跨越重洋去为苏禄国提供实质性的军事保护。直到1898年美国星条旗飘扬在马尼拉湾，华侨商贾仍在岷伦洛唐人街的灯火中，用闽南语书写着不曾中断的商贸密码，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宗藩关系已经逐渐淡化而名存实亡。

综上所述，苏禄东王之死，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古代中国宗藩关系的两面性。

一面是充满人文精神的“礼”，明朝以其高度的文明和道义责任感，完美地履行了一个“天朝上国”在礼仪上的所有义务，甚至超出了常规，留下了德州北营村这段守候数百年的佳话。这体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另一面是受限于现实的“力”：这种关系缺乏现代同盟条约的约束力和保护机制。它无法克服遥远的地理距离，无法应对另一个强大而敌对的扩张性殖民势力的冲击，也最终因双方内部的情势变化而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

站在苏禄国王陵园最高处，耳畔是山东德州的风声，思绪却飘向了那片菲律宾苏禄海。那里的海水是暖调的碧蓝，与德州这片沉稳的黄土地，隔着千山万水。

1974年9月20日至9月29日，菲律宾的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作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使，访问了中国，并在武汉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告别时，毛主席与伊梅尔达身后的那位年轻男孩也握了手。毛主席突然伸出左手，握住了这个男孩的手臂，并且专注地打量了他。这个男孩正是菲律宾现任总统小马科斯，一个极度反华的苏禄国人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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