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滨海到宝鸡--一段淬炼成钢的新兵岁月

锦绣山河（李成曙）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岁月的长河不断流淌，许多往事都在这无情的流逝中渐渐模糊。然而，1970年11月份到1971年3月份那段从校园迈向军营的经历，却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我记忆的天空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入伍时的李成曙

　　1970年11月，我正在江苏省滨海县中学高一（五）班读书。彼时，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当时来滨海县征兵的部队有好几个，有特种兵、乙种兵、普通兵。其中，5911部队的影响力最大，征兵人数也最多。接兵部队人数众多，规模远超其他来滨海县征兵的部队。他们还特地带来了篮球队，在滨海县城老灯光球场与滨海县篮球队进行了几场精彩的篮球比赛。我每场都到现场观看，赛场上双方球员们激烈角逐、互不相让，比分紧咬，互有胜负，那热烈的氛围至今仍历历在目。

　　5911部队的宣传口号极具吸引力，他们强调自己是北京的总后勤部部队，在滨海县接的兵都会被分配到北京的后勤部队。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能够到北京去当兵，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向往。而我，年仅16虚岁，还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由于当时高考已经停止了四五年，未来是否会恢复高考，谁也说不准。在这种迷茫的情况下，受到部队宣传的影响，我心中也萌生出了报名应征入伍的想法。

当年我住在滨海县蚕桑场的家

　　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他们经过一番考虑后，最终同意了我的决定。于是，我在我家住地县蚕桑场所在地的果林公社报了名。当时，5911部队派到果林公社接兵的是江苏沙洲的王新祥和陕西西安的赵祥生。他们住在果林公社提供的宿舍里，与我家所在的蚕桑场紧邻。我父亲是蚕桑场书记兼场长，母亲是蚕桑场保管员。我家门口有个篮球场，王新祥和赵祥生没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打篮球。我也热爱篮球，一来二去，我们便熟悉起来，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们得知我报名参军的想法后，都非常鼓励我，还跟我分享了许多部队里的故事，让我对部队生活更加憧憬。

　　我的哥哥李成旭当时20岁，1970年高中毕业，他也报了名。果林公社报名参军的青年们都在蚕桑场提供的厂房里参加了体检。我和哥哥都顺利通过了体检。然而，在定兵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些波折。负责接兵的王新祥、赵祥生主张我们弟兄两个去一个。我的父母亲希望我们弟兄两个都能去，如果只能去一个，他们准备让哥哥去。果林公社人武部长廖凤章也主张让哥哥去，因为他各方面条件都合格，而我有两个方面不符合条件：一是年龄太小，未满十八周岁；二是我还是在校生，高中尚未毕业。

当年在蚕桑场的这幢场房里进行征兵体检

　　但是，王新祥和赵祥生对我父母亲表示想让我去。他们觉得我热情开朗、积极向上，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父母亲看到接兵的人这么喜欢我，想让我去，也就同意了。然而，果林公社人武部长廖凤章却有些为难，因为有人向公社反映我年龄未到和还是在校生，不符合入伍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到县人武部向肖一波政委反映了此情况。肖政委当场表态：只要是接兵部队要的都让去。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既激动又感激，终于，我被确定应征到5911部队去当兵了。

　　1970年12月19号，对于果林公社应征入伍到5911部队的18个人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我们在公社换上了崭新的军装，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这18个人中有王克海、詹古兵、陈雷、周亚平、史星、任剑、周至富、李道龙、单康贵、段立春、王尔富、仓定忠等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我或者我哥哥的初高中同学。我们穿着军装，站在一起，仿佛看到了未来在部队里并肩作战的模样。

蚕桑场通往204国道的场区道路

　　20号早上，我们早早地穿上军装到果林公社集中。在王新祥、赵祥生的带领和公社人武部长廖凤章等人的陪同下，我们徒步走到滨海县通榆中学操场上集中。一路上，我们步伐整齐，精神抖擞，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当天下午，县里在通榆中学操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县委、县革委会、县人武部的领导和5911部队接兵团团长梁子明、政委师志坚以及所有接兵部队成员、1500余名应征入伍到5911部队的新兵出席了欢送仪式。操场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气氛热烈而庄重。领导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我们到部队后要好好学习、刻苦训练，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这些新兵们个个热血沸腾，心中充满了对部队生活的期待。

　　随后，我们这些新兵就随着接兵部队登上了停在通榆轮船码头的拖驳船上，开启了前往部队的旅程。在我们准备出发前几天，县里就组织东坎地区的烧饼店，打了许多烧饼也一并随船带走，作为我们路上的干粮。坐在拖驳船上，看着渐渐远去的家乡，我心中既有对亲人的不舍，也有对未来的憧憬。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将告别校园，告别家乡，踏上一段全新的征程。

航行中的拖驳船队（图片来自于网络）

　　登上轮船后，我们果林公社入伍的18个人被安排在一条驳船上。同条船上还有大套公社入伍的一部分人，大概有四五十人。驳船船仓里铺上了厚厚的稻草，我们分成两半边，两人一组，一床被子铺在稻草上，一床被子盖在上面。坐着的时候，我们并排背靠着船仓板；睡觉的时候，我们通腿而眠。驳船上面用大油布覆盖着，为我们遮风挡雨。

　　一个船队由一个轮船头拖着十几条驳船组成，当时一共有三个船队。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第一次坐着这样的船队出行，心中满是新奇与期待。晚上，船队从通榆出发，向南航行。晚饭吃的是烧饼店里打的烧饼，第一顿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吃，而且不限量。长这么大，我们从未放开肚子吃过这样的美食，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5911部队新兵团团长梁子明

　　吃过晚饭后，我们便开始休息。驳船上面的船头上放着马桶，要大小便时需请示经同意后由人陪同着到船头上去，其余时间是不允许到船头上的，以确保安全。就这样，我们在驳船上度过了两夜一天。

在航行过程中，船队上的喇叭不时传来声音：“到了宝应闸、邵伯闸，江都闸……”“船队进入了大运河、船队进入了长江……”我们才知道到了哪里。几顿饭都是在船仓里吃的烧饼，后来感觉到越来越难吃，难以下咽。船队过长江时，所有人都不准到船头上来，防止发生意外。坐在船上两夜一天，整个人都在来回晃荡中度过，那种感觉就像在大海中漂泊的孤舟。

　　第三天早上，船队终于在镇江市区停了下来。我们排着队分批有序地下船，被带到镇江火柴厂的大仓库里坐下来休息，等待上火车。整个人还是感觉在船上晃荡一样，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星期左右。

当天下午天要晚的时候，我们在镇江火车站上了火车。火车车厢是装货的闷罐车，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大铁门。我们从敞开的大铁门上车，车厢内铺着稻草，我们又像在驳船上一样，分成两半边，两人一组，一床被子铺，一床被子盖。坐着的时候背靠车厢板，睡觉的时候一人一头，通腿睡觉，脱下棉裤当枕头，棉袄棉大衣盖在被子上面御寒，身穿衬衫衬裤和绒衣绒裤，倒也不冷。

闷罐火车（图片来自于网络）

　　坐在闷罐车里要大小便时，就把大铁门打开，由里面的人拉着膀子和手大小便，防止掉下车去。当天晚上在镇江发车后，接近半夜时，有人提醒火车即将到达南京长江大桥，我们都醒了打开大铁门观看一下外景，只看见一些灯光和桥柱子，其它也没看到什么。

在火车上吃饭，原来在滨海县带的烧饼吃光了，就吃饼干，咋吃饼干也感到很好吃，但两顿一吃也发够了。有时到了某火车站停下来也能吃上部队早已安排好的热饭热菜，那才叫香啊。

　　在镇江发车后的第二天快要到中午时间，列车到了徐州。我们估计经过徐州后，火车会向北开往北京方向，但没想到过了徐州后火车却向西开去。我们抱着怀疑的心情问王新祥和赵祥生，不是说到北京的吗，火车怎么往西去了？他们说到郑州后再向北到北京。火车一路走走停停，有时为了会车，会在小火车站等上几个小时，等对面火车过了后再开。

到了郑州后，火车还是继续向西，这时我们也想到了不会往北京去了，也就不再打听到什么地方去了。到了第三天的早上，火车在陕县停了下来，一停就是七八个小时。我们都下了火车，在站台上吃了热气腾腾的早饭和中饭。我们在站台上经常看见坐在客车上的装运新兵的火车，比我们坐这个闷罐车子好多了，但他们没有我们好睡觉。

刚入伍时的辛立和战友

　　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开开停停，直到我们从滨海出发后的第五天晚上十点多钟，我们终于到了陕西省宝鸡市火车站。全体人员下了火车，我们被带到了184医院的一幢四层楼上。我们果林公社来的18个人被编在新兵一连二排五班和六班，排长是王新祥，副排长是赵祥生，我所在的六班班长是1969年入伍的四川籍的张班长。

我们住下来后，遥看远方灯火辉煌，鳞次栉比，心里想，宝鸡这个地方也不错，像个城市的样子，比我们滨海小县城好多了。我们新兵一连住在四楼，新兵二连住在三楼，新兵三连住在二楼，院子里头的礼堂里住着新兵九连和十连。

　　就这样，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开始了。新兵连的日子，是政治学习与军事训练的双重淬炼。那个年代，学习毛泽东思想是首要任务，《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老三篇”，要求每个人熟读成诵，毛主席语录更是要活学活用。每天清晨的“早请示”、夜晚的“晚汇报”是雷打不动的仪式，再加上军事条令的学习，让我们这些庄稼汉渐渐懂得了军人的职责与使命。

刘斌战友在放电影

　　军事训练则充满了酸甜苦辣。立正稍息、看齐转向、齐步正步跑步走，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让不少战友闹了笑话。有人向左转向右转总把方向搞反，面对面撞个满怀；报数时有人紧张得卡壳，甚至把“七”喊成“八”；走队列时，还有人手脚同步，活像“顺拐”的鸭子。最狼狈的是紧急集合，第一次哨声响起时，大家从睡梦中惊醒，有的穿反了衣服，有的抢了别人的裤子，有的背包打得松松散散，跑着跑着就散了架，最后只能把被子披在身上狂奔，洋相百出。

　　我倒是占了些“先天优势”——家里的蚕桑场每年冬天都有部队进驻训练，我耳濡目染学了些基本功，1966年去北京串联时还接受过十几天的队列训练，所以这些动作很快就上手了。队列训练在医院的操场上进行，射击和投弹则要去北面的渭河滩。从小就爱扔烂泥块、砸钱堆的我，投弹成了强项，耕田用的梨花尖子，土话叫残头碑，我随手就能扔出五六十米远，投手榴弹自然不在话下。新兵训练快结束时的实弹射击，我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进行100米卧姿射击，9发子弹打出85环的成绩，其中六个10环、两个9环、一个7环，虽比不上最高的88环，却也让张班长在班务会上表扬了我。手榴弹实弹投掷我投了五十多米，而战友中有人创下了六十多米的好成绩。

新兵训练时部分战友留影

前排:曹志友（左一）、曹正连（左二）、徐岳龙排长（左三）、何水保班长（左四）、李古春（左五）、葛步爱（左六）。

中间一排:尹开美（左一）、陈明付（左二）、宣龙根（左三）、严于岭（左四）、王效足（左五）。

后排:王军（左一）、仇恒帮（左二）、仇耀明（左三）、刘兆昶（左四）。

　　整理内务是另一门“必修课”，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像块豆腐块，床单要铺得平平整整，鞋子、茶缸、腰带、帽子都得摆成一条直线。为了叠好被子，我们跟着张班长学用双手慢慢挤叠，有时还得用小板凳反复挤压，才能做出棱角分明的效果。被子叠好后，白天绝对不能上床，中午休息只能趴在床沿上眯一会儿，生怕把好不容易整理好的内务弄乱。

　　夜间紧急集合是大家最怕的科目。第一次紧急集合，全连花了十几分钟才到齐，蒋连长严肃地批评：“像你们这样，敌人早打进来了！以后必须在两三分钟内集合完毕！”此后，我们总结出了经验：夜里睡觉只脱棉袄棉裤，衬衫、绒衣、袜子都不脱，鞋带系好，背包带打好结放在枕头边。哨声一响，立马起床穿棉衣、蹬鞋子、背挎包水壶、扎腰带，边往楼下跑边打背包，到操场报告后再扣纽扣子、整理装具。到后来，最快一分多钟就能集合完毕，再也没人敢拖沓。

1973年西安战友在火车站留影

　　新兵连的日子里，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抢着打扫卫生、抢着劳动、抢着打饭打菜，就盼着能在班务会上得到张班长的表扬，谁也不想被批评。那个年代，不少人在家吃不饱饭，当兵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能填饱肚子。开饭时，大家像小猪抢食一样踊跃，二两一个的菜包子，我一顿能吃六个，最能吃的战友居然吃了十三个。每月四十五斤粮食根本不够吃，多亏新兵团梁子明团长、师志坚政委动员老兵连送来节省的粮食，我们才能顿顿吃饱，安心训练。

　　初离家时，大家都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兴奋得忘了想家。可日子一长，思乡之情便悄悄蔓延，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躲在角落里抹眼泪。我12岁时曾去北京串联，离家二十多天，这次算是第二次远行，还算适应。可在1970年除夕那晚，我却忍不住哭了。那天晚上，大家都以为过年不会有紧急集合，睡得格外沉。没想到十一点多，紧急集合哨声突然响起，我们全副武装跑到操场，随后一路向东向南跑步前进，还爬了一座山，直到凌晨一点多才回到营房。躺在被窝里，我想起在家过年时的温暖，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谁能想到，三十晚上还要受这份苦呢。

陈雷战友

　　我们住的184医院地理位置很好，东面是宝鸡电厂，西面是宝鸡钢管厂，北面是渭河，过了河就是宝鸡市区。周末休息时，我们会徒步或乘公交车去市区逛逛，尝一尝当地有名的羊肉泡馍，那醇厚的香气至今难忘。站在宿舍窗前，向北能看到陇海线上的蒸汽火车在半山腰穿行，向南能望见宝成线上的电动火车——宝成线要翻越秦岭，每列火车都得靠两三个电动车头前拖后推才能爬过去，那壮观的景象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当时常去宝鸡电厂的浴室洗澡，万万没想到，三年后退伍，我竟被安置到了盐城电厂工作，也算与“电厂”结下了不解之缘。

　　新兵训练快要结束时，我们尊敬的王新祥排长调离了新兵连，后来我在团部警卫排时偶遇过他，得知他调到了宝鸡兵站，还提了干，真心为他高兴。赵祥生副排长也在训练结束前退伍了，后来我在西安办事处通信站电台服役时，见过他几次，他被安置在西安市某机械厂工作，过得挺安稳。

一九七一年三月，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圆满结束。新兵团在184医院操场上召开大会，宣布分兵命令。首批三十名新兵被分到西安办事处（军级）机关，其余的分配到5911部队（工建205团）各连队。我被分到了团部警卫排，果林公社的战友们，五班的去了五连，六班的去了十五连。命令宣布后，我们登上等待已久的汽车，向着宝鸡西边一百多公里外的秦岭山区东口——205团团部驶去。

史星战友

　　汽车驶离184医院时，我回头望了望那幢四层楼，想起了张班长的教导、王排长的严厉、赵副排长的温和，想起了队列训练的汗水、实弹射击的紧张、紧急集合的慌乱，还有战友们的欢声笑语与思乡泪水。这段新兵连的时光，像一把烈火，将我们这些普通青年淬炼成了合格的军人，那些日子里的苦与乐、笑与泪，都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永远镌刻在秦岭脚下的岁月深处。

1971年李成曙在陕西省西安市钟楼前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