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来的光影

原创/刘印军

　　

那是一台最小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如今想来，屏幕大约只有一本摊开的课本那么大。可就是这方小小的、闪烁着雪花的玻璃匣子，成了我家隔壁东油店巷中那个院子里最神秘的磁石。去新梅家看电视，那是一台请人组装的小电视机，就这，也是需要一点“拼搏”精神的。傍晚时分，她家那扇门总是洞开着，里头外边早已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影，门口、窗台，都扒满了邻居，像一层层密不透风的墙。我人小，在外围急得打转，只得踮起脚，脆生生地喊一声“梁新梅！”她听见了，便会从人堆里奋力钻出来，一把拉住我的手腕，嘴里嚷着“让一让，让一让”，几乎是把我硬生生地“拔”了进去，最后将我安顿在门边一小块冰凉的水泥地上，墩了下来。

　　霎时间，我便忘了这挤拥的辛苦。屏幕上，正是《地道战》，民兵们在那交错的地道里神出鬼没，枪声、呐喊声，还有那嘹亮的背景音乐，将我整个魂儿都摄了进去。屋子里弥漫着一种混合的、温热的呼吸，所有人都屏息凝神，只有电视机里传来的声响，和偶尔因剧情而起的、压抑着的惊叹。我看得那样走心，早忘了身边那些大人的腿，忘了还有别的小孩，那方小小的、明灭闪烁的光影，就是我的全部世界了。后来，我又去了好些回，直到有一晚，屏幕上不见了热闹的故事，而是沉痛的哀乐与肃穆的面容，播报着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满屋子的大人都静默着，有婶婶在悄悄抹眼泪。那种弥漫在狭小空间里的、共同的悲伤，是我第一次通过这方屏幕，感知到一个宏大而真切的情感世界。

　　后来，院里的白婶婶家也添了一台“熊猫”牌电视机。我便常跟着母亲，去她家看那些引人入胜的连续剧。日本的《排球女将》里小鹿纯子的“晴空霹雳”，《血疑》里幸子的命运，都让我们牵肠挂肚。母亲是极有分寸的人，若是觉得去得太勤，扰了白婶婶一家歇息，她便不好意思再登门，而我，自然也失去了去的理由。那份想看而又不得不忍耐的心情，像是有只小猫在心头轻轻抓挠。

　　再后来，便是我的好同学海宏家了。她家在小南街，离得稍远，但我几乎是天天晚上都要跑去。海宏的母亲杨大娘，是我记忆里顶顶温暖的人。我一进门，她便会亮开那爽朗的嗓子，对满屋的邻居笑道：“快，给小林让个好地方！”仿佛我不是个不请自来的小客人，倒是他们家的一个正角儿。不一会儿，不是一把香喷喷的葵花籽，就是一小捧难得的西瓜子，便会塞到我的手心里。嗑着瓜子，看着电视，那滋味，比现在的任何珍馐都要美妙。有时看得入了迷，直到戏都散场了，海宏一家人都铺炕睡下了，我还恋恋不舍地坐在当屋的小板凳上，把声音拧得低低的，守着那一片清辉。母亲后来告诫我：“别看那么晚，招人讨厌。”我把这话学给海宏和杨大娘听，他们全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杨大娘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你就是我们家的孩子，看多晚，也不嫌气！”

“不嫌气”这三个字，带着那份朴素的乡音，我一直记到今天。那是一种毫无条件的接纳，一种纯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善意。

　　许多年后，我家也终于有了一台“长虹”彩电，屏幕更大，色彩鲜亮，声音也立体。我可以安稳地坐在自家的沙发上，看任何想看的节目，再不用挤，不用等，不用心怀忐忑。然而，不知为何，那份独自占有的快乐，却似乎总也比不上从前那“借来”的光影。

我总会想起那些夜晚，那些挤在一起的温热的身体，那些共享着悲喜的呼吸，那把塞过来的瓜子，那声“不嫌气”的朗笑。那时的我们，物资是那般匮乏，一块小小的屏幕，需要一整个院子的人来分享；可我们的情感，却又那般丰盈，丰盈到可以毫无保留地赠予一个邻家的孩子。

儿时看电视的那一幕幕，仿佛犹在昨天。那借来的光影，早已黯淡；但那光影里蕴藏的温度，却穿透了数十年的岁月，至今，仍暖暖地照着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