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穿军装，也是“军人”

春★天

那个周末的清晨，扎西广场还浸润在初醒的曦光里。我牵着孩子的小手，沿着石板路缓缓向纪念碑走去。晨风微凉，拂过脸颊，带着高原特有的清冽。就在这时，前方一阵骚动——一位老爷爷踉跄着摔倒在地。人群像被按了暂停键，远远站着，目光织成一张迟疑的网。在这个连善意都需要勇气的年代，每个人都成了困在透明围墙里的看客。我的心猛地一沉，一块冰冷的石头，坠入胸腔。

忽然，一抹橄榄绿划破了凝滞的空气。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身影，毫不犹豫地拨开人群，快步上前。他俯下身，双手稳稳托住老人的臂膀，那样自然，那样笃定。晨光恰好斜照在他肩章上，跳跃着细碎的金芒。

我望着他挺拔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什么叫“脊梁”——那不是骨骼撑起的线条，而是责任淬炼的姿态。这背影，瞬间与我记忆深处那些模糊而伟岸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这份对戎装的眷恋，早已渗进骨血里。几十年来，每当在街头遇见那身挺拔的军装，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追随。那庄严的肩章，那端正的军帽，像磁石般吸引着我。心里总有个声音在问：若是这身象征荣誉的战袍穿在我身上，会是怎样的光景？有时也会暗自推算，若当年走进军营，凭着这些年的历练，或许也能成为堂堂正正的老兵了罢？这念头，是心底一点自我安慰的余温，却也映照着最真实的渴望。

我生于七十年代早期。家门前虽未悬挂“光荣军属”的牌匾，但家族的从军史，是一部无声的传奇。伯娘的讲述里，父亲的形象总伴随着锣鼓与喜报——那位四野的炮兵，足迹踏过抗战的烽火与解放的硝烟。当抗美援朝的号角吹响，因听力受损未能冲上蓝天的他，将身影留在了东北的白山黑水间，投身于剿匪、土改与后勤的无声战场。那本泛黄的四野立功簿，从一等功到三等功，十次战功，是他沉默的勋章。而叔叔的身影，也很早地汇入历史的洪流，1949年参军，随大军挥师西康，继而北上，成为首批雄赳赳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一员。

正是这本沉甸甸的立功簿，为我的童年英雄梦，烙下了最滚烫、最具体的印章。和那个年代的多数男孩一样，我骨子里也沸腾着英雄梦。红军、八路军、解放军——这些名字在我们心中，是战无不胜的象征。和小伙伴们“打仗”是童年最快乐的游戏，而我总被赋予一项特权：用白纸仔细画好五角星，用红墨水涂满，再用别针郑重别在胳膊上。这枚自制的“臂章”，就是我的“委任状”，让我理所当然地成为“好人”一方的“指挥员”。那份纯粹的骄傲，至今想起，仍觉热血奔涌。从那时起，一颗种子便在心底生根：长大一定要当兵，当人人敬仰的解放军！

时光荏苒，少年长成。高三那年，部队来校征兵的消息，像火种点燃了沉寂多年的梦想。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内心雀跃如振翅的雏鹰。然而，现实给了沉重一击。在严格的体检中，视力检查这关，我未能通过。看着身边符合条件的同学兴奋地填着这惹眼的表格，那份难以言表的失落，如潮水漫过心堤——学业尚可，身体康健，却被视力这道硬杠拦在了军营之外。我曾梦想能像父辈那样，在陆军或空军的序列中挥洒汗水，那是何等的荣光！可这扇门，在我最接近的时候，沉重地关上了。

此后多年，征兵年年进行，当兵依旧是这片土地上的至高荣光，但幸运再未眷顾于我。每到征兵季，我甚至会有意无意地躲避，连“当兵”这两个字，都成了不忍卒听的心事。

我的父辈出身雇农，却早早投身军旅，用热血书写忠诚。继承他们的荣光，延续父辈的理想，本是我心中不灭的信念。然而现实冰冷，视力这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亲手扼杀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自主选择、也最为珍视的理想。这份遗憾，沉甸甸地压在心头，直到后来考入大学，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慢慢走出那片阴霾。我的军旅梦，终究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可那份对军人、对军队的深厚情感，却如陈酿，岁月愈久，滋味愈醇。直到今天，我依然本能地喜欢与军人交朋友，大学期间身边也有几位值得托付的军人挚友。他们身上普遍闪耀的坦荡、豪爽、真诚与实在，与我内心的追求深深共鸣。能与那些兵哥们为伍，是人生莫大的幸运，那份源自肝胆的信任，千金不换。在他们身边，我仿佛触摸到了那个未竟的梦想，感觉自己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份陪伴，让心底那份未能实现的向往，得到了一丝温暖的慰藉。

烈日当空，灼人的光瀑倾泻而下，将广场上的石板烙得滚烫，该回家了。热浪蒸腾，远处的景物在扭曲的空气中微微晃动。我牵着孩子准备离开，回身望去，纪念碑在炽白的光线下巍然挺立，轮廓坚硬如铁。

在广场扶起老人的那位年轻军人早已不知消失在何处。可他俯身的那一刻，却像这正午的太阳般直射无疑——没有犹豫，不容置疑，直接照亮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他们，是这人世间的正午，投下确凿无疑的光与影。年深日久，那道青春的缺痕已被岁月磨洗得温润，沉淀为对橄榄绿最深的敬意。而我，便循着这光的刻度和影的方向，在人心的广场上，走出了一生堂堂正正的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