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往事》的往事

吴伟视野

我的一位朋友，突然间在微信中告诉我，他喜欢我做的音乐视频《晋城往事》，但不小心删掉了，让我重新发给他，我知道他的老家是山西的，他父亲随解放军南下到了南充，后做了一方父母官，他虽长在南充，骨子里仍是山西人，当他听到“晋城往事”一曲，不由他勾起了五十多年前的过往和回忆。我重新把这个曲子的视频发给他后，我又重新根据他的故事再次编辑了【晋城往事】。

他收到我发的原视频后，说他关掉了书房的顶灯，只留一盏旧台灯在桌角晕开暖黄的光，才开始又一次聆听。他说，他需要这昏暗，需要这寂静，才好让那三分多钟的曲子，将他五十年筑起的时间堤坝去冲开一道决口。

他说，乐声如风，刹那间，满室皆是黄土。那高原的沉默，那无边无际、令人失语的苍黄，又一次将他吞没。五十年前那蓝得近乎残酷的天，脚下是纵横交错的沟壑与深不见底的墚峁，他青春的梦想，曾那样笨重而又虔诚地安放在这片土地之上。这曲子，成了永不疲倦的歌者，掠过干涸的河床，卷起历史的微尘，发出低沉的、来自地心深处的呜咽。这呜咽，轻易便撕开了时间厚厚的帷幕，将他抛回那个被黄土所定义的、五味杂陈的青涩年代。

记忆，从来不是尘封的相册，而是潜藏在黄土层下的古生物化石。一旦被掘出，便带着原始的、粗粝的、甚至带着血腥气的质感，扑面而来。

那是六十年代末，他十八岁。一列喘着粗气的绿皮火车，载着一群胸口别着像章、心中燃烧着虚幻火焰的年轻人，轰鸣着西行。窗外的景色，从熟悉的城市街巷，逐渐变为陌生的、广袤的、赤裸着的黄土高原。最初的烙印，不是视觉，是气味。一股混杂着干土、牲口粪便和燃烧秸秆的、浓烈到呛人的复杂味道，随着干燥的风，蛮横地灌满他的肺叶。这气味，与城市里温吞的煤烟与槐花香截然不同，它像一记闷棍，宣告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更为坚硬和真实的生活，开始了。

他的身份特殊，是“走资派”的黑五类子女。这顶无形的帽子，决定了“组织”不会将好的生产队分配给他们这样的“问题青年”。于是，他被“安置”在了吕梁山深处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成了一名特殊的“回乡知青”——回到的，并非他江南的故乡，而是这片父辈血缘上有着关联的、陌生的土地。

三孔依山掏出的土窑洞，便是新家。窑洞的确冬暖夏凉，但也同样阴暗、潮湿。墙壁是未经打磨的、最本真的黄土，用手指一抠，便会簌簌落下。夜晚，躺在铺着芦苇席的土炕上，能清晰地听见泥土微粒落下的细碎声响，仿佛整座大山都在缓慢地、沉重地呼吸。跳蚤和虱子，是比任何老乡都更为“热情”的欢迎者，在第一个夜晚，就给了他一场鲜血淋漓的“入伙仪式”。

生活的第一课，是劳动，是最原始体力的付出。春耕，是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陕北的春天，风依旧像刀子，裹挟着坚硬的沙粒，抽打在脸上、手上，生疼。他跟随着村里话不多的老把式，学习如何驾驭那头沉默而倔强的黄牛。犁铧要插入经过一冬冻结而板结的土地，需要他使出吃奶的力气向下压，身体弯成一张弓，才能让那铁器划开一道深痕。远望高原，是柔和的、母性的曲线；近处亲耕，才知它的坚硬与磕绊。一天下来，他这双原本只握过笔杆的手，血泡摞着血泡，第二天磨破，脓血粘住手套，撕下来时连着皮肉，如此反复，直到最终凝结成一层厚厚的老茧。肩膀被粗糙的犁绳勒得红肿、破皮，汗水混合着泥土，在年轻的脸上糊结成一道道沟壑，像是提前刻上了岁月的年轮。傍晚收工，他拖着仿佛已经不属于自己的身体，艰难地爬上山坡，回望那片被翻开的、散发着新鲜土腥气的土地，在如血夕阳下泛着暗红的光。那一刻，他混沌的脑海里，第一次无比清晰地认识到：所谓“生存”，绝非书本上那些浪漫而激昂的词汇，而是用筋骨与意志，向严酷的自然索取最基础回报的、近乎残酷的过程。

精神的困顿，比肉体的疲惫更为磨人，像窑洞里无孔不入的潮气。在熄了那盏如豆煤油灯的漫长夜晚，远离亲人、前途渺茫的苦闷，便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将他紧紧包裹。他曾在被窝里，就着从窗纸破洞透进来的清冷月光，一遍遍读着家里的来信，直到信纸的边缘被摩挲得起毛、字迹模糊；他也曾因为不小心丢失了仅有的几斤全国粮票——那是他一个月口粮的指望——而像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孩子，躲在打谷场巨大的草垛后面，把脸埋进带着阳光味道的干草里，无声却汹涌地哭泣。那些从城市带来的理想主义激情，在日复一日的原始劳作和基本生存挑战面前，迅速褪色、剥落，露出底下苍白而真实的迷茫与恐惧。

然而，将他从这片精神泥沼中打捞起来的，也正是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村里的王老汉，脸上的皱纹，如同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沟壑一样深，一样布满了风雨的痕迹。他话极少，却用行动教会了他如何通过捏一把土来分辨土地的墒情，如何观察牲口的眼神和粪便给它们治病，如何在乌云压顶前，凭着一股“抢”的劲头，把金黄的谷子收回家。有一次，他因饥饿和极度劳累，在犁地时眼前一黑，晕倒在田埂上。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王老汉的怀里，老汉用他那粗糙得像老树皮一样的手，小心翼翼地端着一个粗瓷碗，给他喂着温水。碗边，放着老汉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仅有的一个玉米面窝头，金黄的颜色，在高原强烈的日光下，刺得他眼睛发酸，泪水混着温水一起咽下。那一刻，这个来自城市的、“有问题”的青年，在这个沉默如土的陕北老汉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超越一切言语、一切阶级标签的、朴素的慈悲。这种慈悲，源于对土地的信赖，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以及对任何降临到这片土地上之“客”的、近乎本能的关怀。

还有那些一起劳作的后生娃们。他们会在歇晌时，扯着嗓子，对着空旷的山谷，唱起高亢而悲凉的“信天游”，那歌声像挣脱了缰绳的野马，在群山间冲撞、回荡，仿佛能将积压在心头的所有苦难都一股脑儿地宣泄出去。他们会毫不客气地取笑他笨拙的农活姿势，叫他“白面秀才”，但在他扶不稳犁、拉不动车的时候，总是第一个默默地伸出手，接过他最吃力的那一部分。从他们被太阳晒得黝黑发亮的脊背上，从他们苦中作乐的笑闹声中，任志常渐渐读懂了什么叫“坚韧”，什么叫“生命的韧性”。

而他，也很快用自己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他那一口带着川音的土话已经足够醒目，而他那个惊世骇俗的习惯——常年打着一双赤脚——更是让他迅速在当地县里“闯”出了名气。无论是走在尖利的碎石路上，还是在刚刚犁过的、带着茬子的田地里，他都光着一双脚板。这在那时的当地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疯狂行为。很快，“那个赤脚的四川回乡知青”成了小范围内的名人。连那些从北京来的、见多识广的知青们，都听闻了此事，好奇地结伴而来，像是观察某个稀有的自然现象一样，跑到他们村里来“参观”他这个“猛人”。他看着那些穿着解放鞋、同样年轻的脸上带着惊诧与不解的北京知青，只是嘿嘿一笑，并不多做解释。这双赤脚，是他与这片黄土最直接、最亲密的接触，是他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表达着对某种束缚的反抗，以及对这片土地一种复杂难言的皈依之意。三年里，围绕着这双赤脚，围绕着劳动、饥饿、友谊和乡情，可讲的故事多了去了，若是一一汇总，其间的荒诞、辛酸与温暖，其密度与强度，丝毫不逊于他后来几十年波澜壮阔的警察生涯。

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从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皮肤白皙的“白面书生”，被黄土高原的风沙与烈日，重塑成了一个能辨识五谷、驾驭牲口、皮肤黝黑、脚下生茧的“准农民”。黄土，不仅改变了他的肤色和体魄，更深刻地重塑了他的精神内核。他学会了沉默，因为大地是沉默的；他学会了忍耐，因为季节的轮换需要忍耐，生命的成长需要忍耐；他懂得了何为最根本的付出与收获，因为这里的每一粒粮食，都清清楚楚地浸透着汗水，来不得半点虚假。

正是这段在苍黄天地间淬炼出的坚韧不拔，使得他在后来的公安战线上，无论面对何种复杂棘手的案件，何种艰难困苦的环境，都能沉得住气，扎得下根，扛得起重压。那无垠的苍黄，早已不是单调和荒凉的代名词，而成为一种深沉的、温暖的、支撑他一生的生命底色。那里面，有他迷失的青春，有他滚烫的汗水，有他彻骨的迷惘与最终踏实的觉醒。那三年，他曾经以为是生命中被放逐的、不堪回首的岁月，如今隔着五十年的烟尘回望，才豁然明白，那其实是一场最深刻的回归——回归到土地的本质，回归到生命本身最质朴、最坚硬的真理。

黄土高原，它不言不语，却用它的广阔与厚重，接纳并改造了无数像他一样曾经漂浮无根的灵魂。它教会他们，生命真正的力量，不在于能飞得多高、多远，而在于能像脚下的黄土一样，有多深的扎根，能承受多重的踩踏与碾压，并且，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依旧能在来年的春天，孕育出新的、倔强的、充满生机的绿色。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猛地推开了窗户。初冬的风，带着城市特有的温吞气息涌了进来。他深深呼吸，试图在那风中，捕捉到一丝记忆中那混合着干土与秸秆燃烧的、凛冽的味道。恍惚间，那风里仿佛真的夹杂了一段信天游的调子，苍凉、高亢，而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如血夕阳下，扶着的犁杖深深插入土地，眺望着远方群山与未知未来的、年轻的自己，那一双沾满泥土的赤脚，稳稳地站在苍黄的大地上，像是已经扎下了根。

他关上手机，乐曲已终，但心中的回声，却悠长不息。

你无需知道他具体是谁，但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