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文学——娄东寻梦（第七章：城市边缘）

巴水诗社

娄东寻梦

（麻城农民工娄东奋斗史）

第七章：城市边缘

（一）

他们是候鸟，随季节而迁徙，他们是浮萍，逐水流而生长。他们无奈，为了生存而没有更多的自主决择，他们困惑，为了明天的路该怎么走。

他们是一个特殊，庞大，混杂的群体，他们有很多种称呼：打工族，外来工，农民工。捞仔捞妹（广东白话）。还有他们自诩的南下一族，北漂一族，东游一族。

编织袋与塑料桶是他们鲜明的特点，外来人员务工证和暂住证为他们打上沉重的烙印。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是时代进程和经济浪潮的产物，他们辛勤的付出和低廉的收入，却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他们――打工者，碌碌空间下城市的边缘过客。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潮又落，兴衰荣辱，成功失意，几人能看破。

因为物质匮乏的困扰，因为精神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他们困惑和迷惘，逃避农业生活，逃离土地，进入繁华的城市，但将来怎么办？甚至儿孙们怎么办？

年复一年，长时间的疏离土地，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实际上已经不 存在了，或者是即将不存在了，但进入城市，漂泊异乡，对和土地血肉相连的农民来说，是无根的植物，是浮萍，随水漂流，是柳絮，随风飘荡。

对父辈来说，土地是安身立命之本。他们对土地的感情，甚至超越了其它任何事物，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传统乡村对经典农民的眷恋。

从九十年代初期到二零零零年的十年时间内，因为体制的缺陷与弊端，因为各种苛捐杂说和敲骨吸髓的贪官，因为物质的匮乏，因为精神和心理的双重压力，我们疏离了土地，对守候简朴单纯的农业生活，守候平淡朴实的平凡人生的农民来说，是一种很深的悲哀。

悠闲的田园牧歌，质朴的男耕女织，是过烦了都市浮燥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是无聊文人的一种遥远而空洞的精神寄托，他们不知道现实中的农民，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

因为活得很累、很沉重，所以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也要进入各种城市。但在这二十年的大迁徙中，无数的天涯倦客，异乡游子，他们始终无奈地迷惘地徘徊在城市的边缘。

（二）

笔者于九二年首次来长三角务工，翌年九三年和九四年先后辗转于浙江各地，都是候鸟式季节性的短期务工。到二零零三年六月，才正式开始了在长三角的长期务工生活，一直到现在。

二零零三年六月八日，笔者来太仓后，在板桥小憩了一天，就随姐夫到昆山城北的濂园小区搞道路施工，工程完工后，于十月一日的头天回到太仓板桥，因为妻子打电话说要来太仓，就赶着租房买日用品。

十月一日那天，笔者就在板桥大街小巷寻找租房，满以为花钱租房是挺容易的一件事。但是跑了一整天，房子却没有租下来。离板桥街道稍远的小桥、红旗村和花北村，大庙附近（海天禅寺，湖北人简称为大庙），虽然房价低廉，但是交通和购物不便。我看不上眼。

笔者就想在板桥的长江小区、香花桥，四通路和兴业路附近，想找一间交通和购物方便的小屋，每看到一处有房出租的招牌时，笔者喜出望外，但找房东看房和谈房价时，房东首先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然后问我的籍贯，我就自报家门，并递上身份证。大多数房东听说笔者是湖北麻城人时，马上就变了脸色，丢下一句冷冰冰的话：“湖北人不租。”有的则委婉地借口房价谈不拢推辞了，弄得我一头雾水，不知所措。

十月一日那天跑得脚板酸痛，没有租到房。晚上在弟弟家吃饭时，向来太仓已十多年的弟弟请教。弟弟以教训的口吻说：“在板桥租房，首先要向房东介绍自己是在工厂上班，而且是夫妻一道。你一个大男人，又在工地上做工，东漂西荡，人家肯定不租，既怕你没有经济来源保障不能按时交房租，又怕你不务正业违法乱纪。因为很多湖北人第一个月交了房租，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在工地做活不能结账，遇上房东逼房租，马上就卷铺盖跑了，很多房东吃了那样的亏，所以对湖北人的印象非常不好，甚至畏之如虎。

笔者心中涌起一股淡淡的悲哀，在南方，经常在一些工厂门口的招聘告示上看到某某省份免招的特别说明，也曾在南方一些媒体上看到一些有识之士对这种地域的歧视口诛笔伐。但笔者在激动愤慨之余，在心底深处有一丝无奈的苍白无力的认可，因为南方开发最早，渲染的外洋风气极浓，有着强烈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气氛。

而长三角是人文荟萃之地，优良的地域文明和惇朴典雅的民性，从无数先贤的只字行间流露出的文明江南，人间天堂。泛滥的赞歌和舒适的意识，早已沉淀在笔者的脑海深处。但在租房这样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的反馈上，笔者却不由开始感到困惑。是经济浪潮锈蚀了江南民众的善良习性，还是湖北民工做得实在过火。

第二天笔者又跑了一天，仍然没有租到房，在第三天也就是十月三日，笔者无奈之中，找了一位同村的年龄相仿的女性扮作夫妻，装作亲热的样子，终于在四通路的妙桥小区找到了一间简易的铁皮房。

房东审视了一番我和临时女伴，我马上一一说明在某厂上班，并且是长期居住，又先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并承诺了房东的种种条件：不高声吵闹，不带乱七八糟的人串门，搞好卫生，防火防盗，按时交纳房租。

十月四日早晨，妻子来到板桥，买了简单的日用品后，当天晚上仍在弟弟那儿吃饭聊天，很晚才回到租来的新家。第二天早上漱口刷牙时，站在二楼的房东看到情况不妙，忙下来问笔者，笔者只好把租房的苦衷和现实情况坦诚相告，并承诺不给房东添麻烦，房东仍怏怏不快地紧盯着笔者和妻子看了老半天。

安定下来后，妻子随笔者一道先在东郊某工地做事，后又到江北启东做了两个月。这期间，尽管仅仅才住了一个月的新家就空置了两个月，但笔者委托在板桥的弟弟代交了房租。在二零零三年的腊月，笔者和妻子回到板桥的家，看到房东一家满脸欢悦地迎候着，心中涌起一股惬意，尽管笔者与房东少有沟通，但因为房租的诚信，多少消除了一些本地土著对外地人的误解和偏见。

从二零零三年十月三日起，笔者蜗居在妙桥小区直到现在。

（三）

出租房屋的房东与租房栖身的民工，其性质虽然是商品交易的等价交换，是现实生活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却是本地人与外乡人相处的第一个焦点。和谐相处与纠纷矛盾，是本地人衡量外地人的一幅天平架，抑或是外地人对本地人的接近认可。

因为语言习俗的差异，也因为个人文化素质和所处环境的差异，造成本地人歧视外地人，或是外地人敌视本地人的现象。

西郊伟阳村，麻城蔡店河乡宋某的租住地。开始半年，宋某因在工厂上班，收入稳定，每月房租按时交纳。但半年后宋某被工厂解雇，在建筑工地做临时工，每月仅有的四百元生活费，只能维持宋某的生活开支，房租只有欠着，当拖欠到三个月的时候，宋某与房东因房租发生争吵，房东下了最后通牒，而宋某所在的工地未完工，每月只能支取生活费。面对房东日夜追要房租的宋某，无可奈何之下，在一个夜晚，拿走简单的行李和日用品，逃之夭夭。

板桥长寿路口某朱姓房东，拥有几间临时街面房和十多间租房。麻城民工租住了一半的房屋。在二零零二年到二零零五年间，房客中有几位是混一族赌一族的青年人，自身生活没有保障，又整天无所事事，东游西逛，好逸厌劳，经常无缘无故地失踪，把租房当成旅馆，偶尔回来住几天后常常找不到人影。朱姓房东老于人情世故，看到追要房租无望，同时也为了家人安宁，而不愿过分逼迫，于二零零五年上半年大度地将他们请了出去，虽然损失了几千元，但减少了烦恼，换来了安宁。

大庙附近（湖北人对海天禅寺的称呼）的王某，拖欠房租上千元，王某在房东追要欠下的房租时，曾许诺建筑工程完工后一次付清，但当王某所在的工地完工后，已经拿到全部工资的王某，面对一千多元的房租不甘心了，一千多元对做泥水工的王某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要起早贪黑做一个月。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清晨，王某拿走了租房内稍为值钱的东西，逃之夭夭。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王某在板桥兴业路上购物，与苦苦寻找他的房东不期而遇，房东揪住了王某，但王某和两个同行的亲友将房东推到后威胁一番，又大摇大摆地走了。

自认倒霉的房东，从此再也没有找过王某。只是有一次房东和本地几人在街上遇见了王某。单身一人的王某心虚欲逃，但房东只是敌视了他一眼，毫无要钱的意思。接着用呱呱难懂的本地话对王某叫嚷了一番，虽然王某听不清楚房东的话，但他感到脸红，因为他明白房东对他的鄙视和敌意。

浏河桃源村的房东沈某，是个热情好客的中年人，家里也有几间房子出租，自然少不了麻城人。

汪某租住在沈某家的一排平房内，汪某对房东沈某很反感，因为三十多岁单身的汪某，经常带一些女人回家串门或过夜，而每当这个时候，房东沈某热情地掺杂进来，问这问那，眼睛也充满渴望地扫描着女客人，弄得汪某很不愉快。

有一次汪某带女人回家过夜，做完那事后出门小便，却意外地发现房东沈某竟然趴在窗户上偷窥，不由恼火万分。第二天汪某很不客气地警告房东沈某，不要再骚扰他。当看到沈某尴尬的样子，就笑谑说：“如果你想搞女人，下次我带一个给你，少一个月房租怎么样？”

汪某本是一句戏言，却不料平时畏妻如虎的沈某竟然满口答应，并急切地要求帮忙成就美事。

几天后，汪某真的带回了一个女人，房东沈某追不及待地钻进汪某的租房，汪某则非常识趣自觉地站在门外为沈某站岗放哨。事后，沈某真的免除了汪某一个月的房租。

生活窘迫的汪某由此发现了一条免除房租的捷径和生财之道，并用手机摄下了沈某的荒唐镜头。而一念之差的房东沈某从此有苦难言，他不仅免除了汪某近千元的租金，反儿被汪某和一个女人讹诈了二千元现金。更可悲的是，汪某在同乡中大肆传播他的这一无意中滋生的经验，让这一肮脏丑恶的现象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租房是多数外来工必不可少的需要，尽管是临时的简单的家，却是外来工的一个避风的港湾，抚慰心身的小天地。出租房屋，是本地居民创造利润，方便外来人员的一种等值交换。也因为如此，出租与承租，形成的一种契约，演绎了本地居民与外来工的一种平等互利的交易，成了沟通双方融合双方的第一道门槛。

排斥与接纳，通过租房和日常琐事进行着。尽管麻城籍民工也包括所有的外来工，逃避房租或是因此而滋生的种种纠纷矛盾，是很少的小部分，但造成的影响，无形地造成了本地居民对外来工的反感，歧视，偏见和排斥，由此产生的隔阂和鸿沟，在心理上观念上意识中根本无法消除。

对外乡人来说，暂住地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驿站，是挣取财富的一个过往旅馆。对租住地的舒适感决定着他们的迁徙与安居，决定着他们的奉献精神与索取程度。在二十年漫长的风雨岁月里，绝大多数的麻城民工，早已把太仓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挚爱太仓的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本地居民更为深刻。他们关注太仓的发展，关注太仓的一切。这一切虽然与他们的利益休戚相关，但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被官方善意地称呼为“新太仓人”的外地民工，其激昂的精神风貌和意识的积蓄与沉淀。

（四）

生存的窘迫，是外来民工一个沉重的话题，从熟悉的故乡和熟悉的职业，转变为漂泊陌生的异地，从事陌生笨拙的工作。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被动嬗变，无疑于一次分娩的阵痛。有的人分娩之后顺利平稳地生长，完成了蜕变的过程。而有的人在阵痛之后，仍然不能畅快淋漓地生产，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那种难产的阵痛意识，始终侵蚀着他们的灵魂与肉体的重新更换，始终难以进入一个全新的角色。

堂弟胜洪是个木讷老实的青年，在外漂泊的十多年间，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挣一点钱，和找一个平凡的女人。

但是直到现在，他的这两种并不奢侈的愿望一样都没有实现，他孤独的身影仍然疲惫地在长三角飘荡着。

因为口舌笨拙，他不能清楚地表达他的具体意愿。因为执着于得失，他在工厂和建筑工地都干不上半年。因为不善与人沟通，他没有知心的朋友，难以让人接纳甚至厌恶他。因为居无定所，长时间的颠沛流浪，自然难以有机会接触知心的女子和赚取稳定的收入。

他经常抱怨着，向笔者倾诉他打工坎坷的历程和披露他孤僻的情感之路。

他在太仓、苏州、上海、昆山、常熟、无锡，先后进工厂二十多次，时间长的不到四个月，时间短的只有三个小时，大多是工厂辞退他，有几次是他自己炒了自己。

他也经常嘲笑自己，在长时间进厂做工的历程中，他总是试用工期的学徒工，从来没有做过正式的工人。他总是拿着试用工期的微薄工资，有的工厂他甚至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他经常在沉重的失落下，回到麻城老家。可是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又重新跑到太仓。他万般无奈地对笔者诉苦，家里留守的除了少数经济富裕的农户，大多数是老人和小孩，年轻的男女都在外面打工，呆在家里没意思，找不到年轻的男女谈天谈地谈心事，更找不到年轻的女人谈情谈爱谈人生。

就这样他不停地往返于太仓·长三角和麻城老家，不停地颠沛流离着。他始终没有改变 他的人生概念，也始终没有实现他心目中的两个愿望。

太仓，是麻城籍十万民工在长三角务工的中心枢纽。他们的辛勤劳作，换取的一笔笔汇款，填补了家乡的贫瘠和空白。但是，也因为他们大量地迁徙长三角，而使家乡大批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大量地流失，农村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农业产业链条在萎缩，经济发展的产业体系难以形成。农业体系的一蹶不振，更加拉大了城乡的差距，导致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

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是时代进程不可阻拦也难以解善的问题，而一个同样不容回避的严峻事实是，这些被称为农民工的外出农民，绝大多数至今也不可能从城市得到一个真正平等的待遇和有尊严的身份。各地政府管理民工的政策重点，几乎都是考虑如何把民工管住，管严。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都只是防止流动人员犯罪，确保城市的稳定和安全。许多地方甚至把农民工视为“流动人口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对象，看作是社会治安综合整治的对象，并且把责任交给了公安机关。

因为歧视农民工的现象，歧视性的管理倾向，严重地制约和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一个歧视农民工的误区。

因此没完没了的加班却没有加班费，损害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劳动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设施。很多人则常常上当受骗，干了活却拿不到工资，更有因工负伤、患病，致残，被简单粗暴地处理。

当无数外来的民工，用他们的汗水、泪水、心力交瘁地创造着一座座城市的辉煌与富足。但城市的人民歧视排斥农民工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却始终难以改变。同在一片蓝天之下，人与人之间那种应有的平等、互助、友爱、尊重和谦让，被无情和麻木彻底地打碎，始终没有为他们留下一丝怜悯与温情。

笔者有着二十多年的吸烟史，是支老烟炮，嗜烟如命。因为经济的羞涩，每天二三包劣质烟是必不可少的消耗，也因为香烟的低劣档次，经常遭受别人的白眼。在二零零五年十月的某天晚上，笔者在板桥如海超市里，花十元钱买了五盒上海产“大前门”香烟，身旁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手中拿着一盒刚买的高档香烟，向营业员炫耀中，并用笔者听不懂的本地话嘲讽着笔者，笔者不友善地碰了此君一下，将他撞倒，此君爬起来拉扯着笔者，并报了警，在派出所呆了两个小时，挨了一顿臭骂，又写了一份检讨，笔者才得以出来。

二零零六年六月，在太仓新区裕胜鞋厂B栋三楼部门办公室里，某客户与女文员在玩网上游戏，笔者的工友熊胜国无意中凑过去看了一眼，那客户马上大发雷霆。部门女主管训斥道：“你们打工的给我滚出去。”

工友熊海高按捺不住反击道：“我们是打工的，你不也是个打工的？凭什么你侮辱我们，就因为你坐办公室穿干净衣服吗？你看不起打工的你怎么不去做大老板？”

“相打无好拳，相骂无好言。”对峙的双方在淋漓尽致地攻击着对方，宣泄着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无形的压力，宣泄着他们自认为是十分委屈的意向。在无情地剥夺着对方脆弱的人性伪装时，剩下的只是人性的卑微和自我的空虚与失落。

生活中往往如此，因为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一个渺视的眼神，一个不友善的举动，带给自己或别人无穷无尽的烦恼，无形地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人类的不平等与互相排斥，是人性的一种悲哀，因为有金领白领蓝领灰领的打工等级，因为有豪宅名车的大老板，因为有衣衫褴褛的苦力和卑微的职业操作者，因为有下里巴人才能烘托出阳春白雪，因为有赵本山之流恶意搞笑而导演出的笨拙滑稽的中国农民。因为有太多高尚的冷漠，麻木，高尚的无知、歧视，中国农民工才深深地沉沦在社会的最底层

（五）

徘徊在城市与财富的边缘，一步之遥却是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及。但冷酷无情的现实生活，民工们无法拒绝。他们在长久的期待积蓄中，默默地进行着自己的历程，用他们的血汗，默默地换起属于自己的一点点微末的收获。

人生有许多无奈的等待，有许多无奈的忍耐。

等待是一种韧性的战斗，忍耐是医治磨难的良方，同时也是一种意志和毅力的磨炼，是战胜危难和险恶的有利武器。

为了生存就必须忍耐，忍耐的目的地是为了获得，而获得之前必须学会忍耐。包括合理和不合理的，生活不是一块处处有理的净土，正是因为它的复杂和无理，忍耐才显得重要，忍耐的同时不要放弃希望和陷入麻木。

学会等待和忍耐，就是学会了生活，也因等待和忍耐，生活才更有其意义从少年时的无奈辍学，到流浪于豫、冀、陕、甘，后又在珠三角厮混了六年，继而辗转漂泊在长三角。弹指一挥间，二十年宝贵岁月从笔者身旁无情地逝去。不堪回首，颠沛漂泊的流浪岁月，获得的只是对人生命运无限辛酸的感叹和惆怅。尽管始终难以泯灭的希望与梦幻在心中不竭地徘徊着。

因为生存的艰辛和无奈，笔者从九八年直到现在，没有回家过年，为了省下春运昂贵的往返车费，只有在夏秋两季农忙时抽空回家一趟，当每次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出门时，女儿和儿子迷惘无助的眼泪，父亲母亲沉重失落的眼神，无声地撕裂着笔者的心。

感谢电话这个方便快捷的现代信息工具，它能让我们及时准确地交流和沟通故乡与异地的信息。对亲人的眷恋，对故乡的缅怀，都无声地融合在无形的网络之中。

故乡，尽管贫瘠、偏僻，却始终是我们梦绕魂牵的地方。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们的心始终维系在故乡凝重的山水，故乡古朴的村落，故乡惇朴的亲人身上。在灯红酒绿喧嚣浮燥的城市里，在长三角被钢筋水泥建筑大片大片地蚕食着绿地的城市群中，在它们的边缘地带，生活着无数的异乡过客，生存着无数的形形色色的梦幻。

笔者的两个姨表姐，在九零年就来到太仓务工。九六年她们分别借款在陆渡买了二房一厅和三房一厅的房产，原本计划在太仓扎根创业，但因为医疗教育和各种昂贵的开支，迫使她们将买下的房子转租给别人，自己租住便宜的租房，将孩子送回湖北老家读书。

两位表姐说，等将来年老体衰，就回麻城老家定居，孩子们继续在太仓打工。买下的房子每年有笔出租的收入，如果房价上涨的话，就脱手卖掉，生来是山里人的命，过不了外面的富日子。

十万麻城民工中的佼佼者，在太仓打拼多年，拥有四百多万资产的彭兴平，在二零零五年身体患病的时候，开着他购置的“北京现代”牌私家车，专程回麻城老家治病，尽管他是十万麻城民工成功创业的头号人物，但长三角各医院的高昂医疗费用仍让他望而生畏。

高昂的医疗费用，是普通的打工者难以承受的。因而普通的占绝大多数的打工者，只有小病自己吃药，而大病则拖着等死。

笔者妻子患有高血压、心脏病，逐渐恶化到动脉硬化。最后一次检查是在二零零三年八月，确诊的结果为主动脉瘤。无助的笔者面对好学上进的女儿和儿子，面对生活的艰辛处境，也曾消极颓废了一段时间。但倔强的妻子每天拖着脆弱的病体，去工厂拼死干活，拿着微薄的工资，每当工资长了十元二十元，妻子总是欣喜不已，而治疗手术费需要十八万，对笔者和妻子来说是一个神话般的天文数字。

妻子无数次安慰自己，也安慰笔者：活一天做一天事，挣一分钱，我们这一代没有别的希望了，只有把希望寄托儿女身上，我们辛辛苦苦打工挣钱，是为了儿女的幸福生活，多挣一分钱，就为儿女多挣了一份家业。

宽容的心态，通俗的话语，小学三年级就辍学的妻子，追求的是朴实的人生，以平凡之心应对命运的抗争。

笔者的同村同学李文安，幼时父母早逝，他和弟弟相依为命。随着麻城民工东游长三角的大潮，他和弟弟一样，携着妻子儿女，全家都来到太仓。

在艰辛的务工日子里。李文安对吃苦受累遭白眼这一切都能忍受。他的妻子原来在板桥多多玩具厂上班，因而他把家租住在板桥，儿子女儿在板桥就读。后来多多玩具厂搬迁到新湖，女儿在新湖附近上学，为了方便接送在新区中学就读的大儿子，李文安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五点多就起床送儿子上学，下午五点接儿子回家，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初来太仓时，李文安从事基础工程打桩。后来为了方便儿女们上学，学习做油漆工。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固定的收入。但李文安竭尽心机，合理地安排好儿女们的读书问题。午休时间他从来没有休息过，为的是下午五点钟能准时接送放学的儿子，有时候耽误了时间，就晚上加班。

因为教育体制的局限，外地学生必须回原籍参加高考，在二零零七年，李文安全家将回到麻城老家，以便于儿子参加高考，而对于高考，李文安感到很激愤，但又无可奈何。

在高考录取线中，湖北省的录取线分数之高为全国之冠。笔者曾查阅有关资料，发现二零零五年青海省高考第一批本科录取分数为理工430分，文史442分，而湖北省二零零五年第二批本科分数为理工475分，文史460分，青海考生和湖北考生相比，第一批只能上第三批。同样在二零零五年，青海有有关学科第一批录取线为344分，而344分在湖北根本进不了大学门。

湖北经济条件和教育条件不能与京沪大城市相提并论，并无法与珠三角长三角及东南沿海富裕地区比较，但高考录取线的高冠却无情地不公平地压在湖北考生的头上。

笔者曾经质疑过，是否国家投入湖北的教育经费最多？但笔者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务工历程中，看到珠三角与长三角的教育硬件与软件，湖北教育都是望尘莫及。在笔者家乡麻城，甚至是麻城市的上级行政区黄冈地区，有些地方还没有解决温饱，有些校舍属于危房，还有因无钱上学的孩子，还有长时间拖欠教师的工资。孩子们翻山越岭，在风雨寒暑中徒步上学，许多学生只有在电视里看到过电脑，更别奢望在夏日炎暑，严寒冬季里拥有能调节冷暖的空调。

因为父母出外打工而留守家乡的孩子，他们的日子更是凄苦，他们的精神负担更为沉重，他们幼稚的心态又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和同情呢？

二零零五年夏季的某夜零时，已经安睡的笔者被手机铃声惊醒。接通后就听到电话那端儿子是抽泣声，笔者惊骇地文儿子有什么事？儿子抽泣着说放学途中被大雨淋湿，过家门口那条小溪时因大雨而涨水差点被水冲走。他一个人睡在一间房子里，刚才做了个恶梦，吓醒后怎么也睡不着，而且心里越想越害怕。

笔者握着手机的手恐惧地颤抖不已，儿子清晰幼稚的哭泣声就在耳边。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笔者恨不得在腋下装上双翅，飞回家中，拥抱抚慰着可怜的儿子。

那夜，笔者和儿子伤感地交谈了很久，直到笔者的手机断电，耳边犹自响着儿子幼稚颤抖的童音：“爸爸，你和妈妈早点回家，我好想你们啊！

（六）

人类是最大群体最文明的群居性动物，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老谚语演绎下的规律，在数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人类始终难以冲破自我的束缚，冲破古老谚语诅咒下的无形的规律。

因而大多数麻城民工聚居在一起，如太仓的板桥、陆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各种配套的服务业相继发展起来，为方便麻城民工子弟而建立的学校，有红旗村的湖北育英学校，沙溪麻城民工子弟学校。由汪剑月蔡向东承担的麻城民工往返太仓――麻城的客运服务。还有为方便麻城民工医疗而躲躲藏藏、被称为黑诊所的医疗点，还有专门替产妇接生的接生婆，为方便麻城籍亲友聚会的麻城饭店，娱乐休闲的牌室茶座、浴室，替人专职护理幼儿的“野幼儿园”，介绍工作的服务中介，挂鄂J牌照方便快捷的“摩的”，在集贸市场专门制作麻城名吃――肉糕的菜贩子，更有无数间方便实惠的便民杂货店点缀在太仓城乡各地。

形形色色的服务业，在太仓能够生存和发展，固然与麻城民工的大量聚居太仓有关，但更多则是贴近麻城民工的消耗水平，和服务麻城同乡的浓郁特色。

因为风俗与习惯，因为语言与沟通，因为物价的比较，因为熟悉与陌生，形形色色的服务行业，能够夹着尾巴生存，但仍避免不了管辖地的行政干预。

二零零五年，大多数黑诊所在行政执法部门的从严重处下，撤离了太仓，少数仍坚持下来的也是展开“游击战”。麻城邻县罗田某接生婆替该县某女接生，产妇大出血而死，某接生婆被依法处理。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日，麻城木子店镇汪某，因无证非法行医，为江西新余县三十四岁产妇接生时被抓获，该产妇翌日在太仓医院产下一个八斤半重的男婴。

这些都是太仓电视台曝光的新闻，诸如此类或是别的和麻城民工相关的新闻，大多以负面形象见诸于电视台和报刊媒体。

无论是负面形象的曝光，还是悲剧性的批评。在太仓这块肥沃的江南丽园，麻城民工仍一如既往地生存下来，尽管猥琐卑微地生存着。

在板桥苏果超市门口，经常看到早起的民工在徘徊等待着，为了买到廉价的肥膘猪肉，用以炒菜和熬炼猪油。

在板桥的几家手工艺社门口，经常看到一些下夜班的女性麻城民工，排队领取需手工缝纫的毛绒玩具，拿回简陋的租房，一针一线地绣着，绣着希望的长长夜曲。

在喧嚣的街市和宽阔的马路上，经常看到白天在工地做活的工友，利用清晨和夜晚的休息时间，骑着摩托车营运载客，赚取辛苦的收入。

在某些出租房和某些茶室开设的赌局上，经常看到某些混日子的同乡，在挥霍着亲人们也包括自己苦挣的血汗钱。

在熟悉的同乡租房内，经常看到一些别的熟悉和不熟悉的打零工的同乡，在打听着哪里工价高，或是互相邀约到某工地做事。

在一些小杂货店，经常看到早熟懂事的孩子，利用早晚的空闲时间，帮助大人们售货或者洗衣服做饭，用他们幼稚真挚的心灵，为辛劳的父母负担一份生活的负担。

生活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这些看似简单平淡甚至无聊的日常细节，在平淡地演绎着麻城民工在太仓生存的朴实故事。

（七）

在每年的春节前后，和暑假期间，都会出现一道温馨的风景线，往来麻城――太仓的客车，载着顽皮懵懂的孩子，孱弱的皓首老人，因长途颠沛而疲惫的身姿，却掩盖不住激动欣喜的神态。

他们就是留守家园的孩子和老人，他们凄苦的守候，殷切的期待，都溶化在这一年两季的探亲大潮中。

颤抖的呼唤，激情的抽泣，深情的凝望，无言的拥抱。在血肉相承，朝思暮想的骨肉亲情重逢的瞬间，真情流露着人性的真善美。

而在太仓艰苦拼搏，节衣缩食的亲人们，每当在这时候，他们毫不吝啬地慷慨地消费着。漂亮的衣服鞋帽，玩具和学习用品，给老人买的大多是滋补的药品和可口的食物。在短暂的重逢期间，他们双方长久的积累与期待，都尽情地释放着，相互溶合在温馨的珍贵无比的亲情之中。

而分散在太仓各地的亲朋好友，会按照麻城老家的风俗，请从家乡来的老人和孩子吃饭，丰盛的酒饭之后，就给孩子买玩具衣服或吃的东西，还给二十三十零花钱，给老人买的都是滋补品和零用钱。

务工条件好工资高的亲友，则大方地把孩子和老人带到各个风景点游玩一番。如太仓的人民公园，南园，板桥的海天禅寺，浏河的郑和纪念馆和浏河口看海，稍远一点的去看人间天堂苏州和东方大都市上海。

赏心悦目的锦绣江南，肥沃富饶的平原水乡，蓬勃发展的发达经济，典雅文明的江南风情，给老人和孩子都留下深刻和美好的印象。

对于初次来的孩子们，和也许是一生中仅有一次或是最后一次外出探亲的老人来说，故乡和异地的差距同样是有关悲哀的难解的心结。然后感慨之后，孩子和老人更多是则是关注亲人们的生活与工作。一些父母借此良机，将孩子带到工厂或是带到建筑工地，让孩子们亲身经历在工厂的紧张工作节奏和加班加点的疲惫与无奈，让孩子们看到在建筑工地做工起早贪黑，风吹雨淋，高温暴晒，以此现实教材来诱导孩子们专心学业，积极向上。

二零零四年腊月十三日，笔者的女儿和儿子来太仓探亲。二零零五年正月初三他们含泪登上回家的客车，回家后懂事的女儿在日记中写道：

经过这次太仓的旅行，我发觉爸爸妈妈真可怜，他们活得很累。爸爸在工地做事，天未亮就起床，用开水泡一碗剩饭，吃完就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下班后去菜场买好菜，天就黑了。妈妈每天加班，晚上十点才下班，下班后就坐在那张破藤椅上，老半天不说话，眼睛里流露着疲劳和无可奈何，但当妈妈的眼睛看着我和弟弟时，她呆滞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

我要好好学习，同时也要监督弟弟用心读书，来回报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而顽皮懵懂的儿子，在老师命名的《最难忘的日子》作文中写道：

那天，爸爸带着我和姐姐到太仓城里玩，在人民公园有很多漂亮的亭子和老房子，还有游船，我和姐姐想去开船，爸爸不同意，说天气太冷，开小船不安全。回来时看到一处很高大的房子，上面写着“花园酒店”四个大字，爸爸说这座大房子是十二个麻城人挑起来的，真厉害。

而爸爸妈妈住的房子又矮又小，上面盖着一层铁皮，下雨的时候，咚咚当当地响着。刮风的时候，门窗都关好了，那风却还是跑了进来。

爸爸喜欢偷懒，那天早上下着雨，房顶的铁皮瓦当当地响着，妈妈要爸爸起床干活，爸爸说下这么大的雨干什么活。妈妈说天气预报是小雨。我打开房门跑到外面一看，真的是小雨，原来房顶的铁皮瓦象个扩音器，将小雨变成了中雨。好啦！爸爸偷懒不上班，又可以带我去玩了。

笔者后来看了女儿的日记和儿子的作文，禁不住苦涩地笑了。女儿对外面打工沉重的见解，因此而激发的自勉自励，令笔者感到欣慰。而儿子天真无邪的叙述中、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也许儿子还不懂这些，只知道玩耍，只希望爸爸妈妈时刻陪伴着他。

从板桥四通路的妙桥小区，拐上五洲路，再从常胜路由北向南直到尽头。笔者从二零零四年四月直到现在的两年时间内，早六点出发晚六点到家，始终连续着这一机械的作息。在常胜路的终端及附近，在笔者投身参与的建设中，大庆锦绣新城、华源上海城、太仓百米巅峰高尔夫花园、华侨花园、宝龙城市广场，这一大片太仓今日最辉煌的建筑群，都留下了笔者和大量麻城籍民工及广大外来工的辛勤汗水。

每当欣慰地看着参与建设的一幢幢楼盘封顶竣工，浏览着太仓东区这片辉煌气派的建筑群时，心中有股莫名的自豪感，因为那是我们的心血和灵魂浇灌而成的结晶，尽管它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这个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尽管在心中掀起无限的波澜和迷惘，尽管我们始终徘徊在城市与财富、现实与梦幻的边缘，但希望不灭精神不死，总有一天，我们，我们的子孙，会走进成功，走进城市，走进文明，走进财富与期待的现实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