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三）

老长不大

　　我读小学，尤其是初小时的同学，大多数是河头街上的孩子，还有一些住在周边农村（后称勤山、河山大队）的孩子。我上学前就认识其中不少人，有些还是要好的玩伴。

我们小孩那时没有阶级、成份的意识观念，无论谁家经商务农、富裕贫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管谁的成绩好差，聪明愚钝，谁都不会瞧不起谁、贬低谁。全班四十多位同学，无论男女、不分彼此，友好相处，无忧无虑。

我和有些同学关系非常好，常在一起玩。我们那时学业轻松，在校时就把家庭作业做好了，即使留存也只有一点儿，马上就能完成，剩下的时间就是玩，打玻璃弹子、捉迷藏、玩扑克等，反正不到饭点不回家，不到大人叫不回来。

记忆较深的一种游戏叫“不许动”，即两个人以上在规定的一条或几条巷子里，互相隐蔽着逼近对方，尽量不让对方发现自己，当发觉对方离自己不远时，突然喊叫：“不许动”！被喊的人就地站往不能动了。喊的人在自己的脚尖划一道横线，再到对方的位置划道线，然后以自己的横线为起点，向对方猛跨三大步，若达到或超过对方的横线，那么对方就成为自己的俘虏了，反之，则成为对方的俘虏。可见那时候小孩子的游戏，也带有战争年代留下来的时代印记。

我们小孩对军人崇敬，争当英雄，不愿做俘虏；长大后想成为人民解放军是向往之一。这也是那年代的一种价值导向。

大约是1956年，河头镇上临时驻过部队。人数不多，约一个营。时间不长，半年左右。没建营房，暂住老百姓家里。那年“六一”儿童节，部队为我们学校举办了联欢会，演出一些文艺节目，还赠送给我们每班一纸盒糖果（约2～3斤）。虽然分到每人手里只有6～7颗，但那是我们小孩喜爱吃的东西，又是解放军叔叔送的，记忆深到一辈子都忘不了。

部队还会时隔10天半个月放一次露天电影。在文娱活动缺乏的年代，这不仅是我们小孩子高兴的事情，连周边村里的人们都会赶来观看。当傍晚操场上挂起银幕后，我们就在部队座位的前面早早地放好小凳子、小椅子或砖块了。大家能看一场电影是件期盼的事情，都祈祷着放映的那晚千万不要下雨，尤其是在易下雷阵雨的夏天，否则因雨停映或延期而心里难受，我们小孩更甚。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虽然家庭经济困难，没有什么玩具，社会科技水平还不发达，没有收音机、电视机，更别说手机等媒体传播工具，资讯极其闭塞，但由于学业轻松，日子过得倒蛮丰富多彩，心情是愉悦的。那像现在的小学生，家庭作业繁多，学习负担这么重，说什么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有些连星期天都忙着家教补课或上各种辅导班，“卷”得如此严重。不要说玩，连睡眠时间都不足，不但㧪杀孩子的天性，而且影响身体生长，看着都让人心痛。

我有一些要好的同学。徐寅忠是其中之一。他与我同岁、同班，同时加入少先队。他个子矮小，却非常聪明机灵活泼，学习成绩很优秀，一直是班级前几名。

我住的祖父家在河头中街，房子边上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弄堂，宽2米，长约150米，弄堂尽头是农田。徐寅忠家在弄堂底的一排房子里。房子朝东，北边墙外是晒场，收割季节农民用来晒稻谷等农作物。部队驻扎时用作操场，出操、打蓝球、放电影等，就在此进行。操场在河头中街的房屋后面，所以叫它为“后操场”。

弄堂与操场，也是我和寅忠等小伙伴们玩耍的主要场地。弄堂边沿有条相同走向的小阴沟，宽约40厘米，用来排泄雨水和山上下来及农田的水。浅浅的沟水偶有泥湫趴在沟底。我们用一根小竹杆头上缠着能活动的细钢丝小圆圈，悄悄地从泥湫尾巴套进去，再慢慢往腹部上移，然后用力一抽，细丝圈倏然缩小抽紧，泥湫就被紧紧的勒住了，成了我们的猎物。

我和寅忠都喜欢看书。小时候看连环画，用省下来的零用钱，在街上连环画书摊租书看，互相交流，这样每人租一本书的钱，二、三个人一起能够交流看二、三本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我们都是先看了连环画，然后读四、五年级时再阅读这些长篇小说的。

　　1957年夏季，正当我们无忧无虑成长的时候，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学校组织我们参观乡政府举办的一些反右活动图片与文字展览。因我还不懂政治，印象与感觉是肤浅的，也不知道我乡有没有反出什么“右派分子”？后来听河头上街余家的同学说，在省政府办公厅任职的余某某被划为“右派”，从杭州遣返回原籍河头老家。曾经是乡亲们引以为豪的省府官员，现在谈“右”色变，唯恐避之不及。但他在我们小孩子的心目中，是一位了不起有文化的大人物被打倒了，至于后来结局与去向如何？就不知道了。

1958年，我10岁，上小学四年级，对社会的事物与现象已有清晰的印象，也有些肤浅的认知能力了。那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开始在我国大地上高高的飘扬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后，党中央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的口号是“争取15年赶超英国，20年赶上美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当时，天真无邪的我，遵循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正在努力学习各种知识，只觉得政治课有关“三面红旗”方面的内容特别多，并且是考试的重点。社会上也呈现出浓浓的“大跃进”气氛。学校附近与街上的墙头，到处都是豪言壮语振奋人心的标语和宣传画：“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等等，多得难以尽述。虽然连我们小学生都觉得夸张到离谱，但人们更多的还是热血沸腾和积极响应，所以，我对此记忆特别深刻。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此后，人民公社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在全国成立。

我们家乡的人民公社就是在那年10月1日国庆节成立的。那天的场面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统一组织庆祝的游行队伍长达数公里。队伍里有歌舞、花灯、舞龙舞狮等表演节目，真乃普天同庆，欢天喜地。人们确实是真心实意地热烈庆祝公社的诞生。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成立大会与游行活动。我和同学们参加了上万人的公社成立大会，会后拿着小红旗，跟着游行队伍走了10多里，高兴的劲儿甭提了。

公社成立后不久是秋收农忙时节，学校放农忙假去支援秋收，我们干的农活是割稻，以后每年农忙假都如此。手拿沙尖弯腰割稻是件非常累人的农活，主要是腰背酸痛，而且一不小心会割破手指，那是很疼的。小孩子腰功好而且恢复快，故多被指派割稻。上了年纪的人割稻更累更吃不消。所以，在我们一带的农村孩子，最早学会的农活往往是割稻。

公社为了体现“公”的优越性，极大地解放妇女劳动力，成立不久纷纷办起了集体大食堂。一段时间里“吃饭不要钱，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大家都在食堂吃饭，都到地里干活。食物一平两调，从各家各户拿来共同享用，一切东西都是公家的，个人没有独享的权利，不管谁家种的蔬菜，都可以拿来供食堂使用。人们在食堂吃饭不要钱、不记账、不留名，到了吃饭的时间就去食堂吃。

记不清从哪天开始，我们小学生也可以任意选择到学校附近的公社食堂不用钱去吃饭。这可把我们乐坏了，约上要好的小伙伴，凑成八人一张八仙桌就吃。初始菜肴不错，隔天轮番换新鲜，吃得我们嘴巴流油直叫好。

可是，这样的日子没有几天！

这种毫无经济基础条件的乌托邦理想做法，折腾了没几天，吃饭不要钱的食堂撑不住了，改用每人按饭菜票结算。后来也挨不了多长日子，家乡公社化办的食堂在1959年灾荒来临前，都彻底解散了。

1960年下半年，我们六年级开学前，可能出于国家为度过灾荒，压缩城镇人口的政策，我县有关文件规定，超过一定年龄的学生不能再读书了。因此，我班有不少超龄的同学被迫辍学而务农了，原有的一个年级两个班缩减为一个大班。

六年级下半学期的后两个月，语文、算术等主要课程基本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复习和模似考试。我和徐寅忠等同学都是开足马力冲刺着，历史、地理的一些重点内容都记牢背熟，练习写记叙、议论、说明等各种体裁的作文，迎接升初中的考试到来。

最后，人生第一次的大考结束，我和徐寅忠等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取得较好的成绩。令人遗憾的是，偏偏那年我校没有升镇海中学的名额；以往历届多少都有些人入读，不知道镇海中学为何对我们这届停招？而且上骆驼中学的人数也很少，我清楚地记得我校只有九人。因此，当我收到骆驼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不是高兴，而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