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乐故事——平乐籍老红军许凤翔的革命故事（之十六）

许建平

　　回 忆 红 七 军 的 女 战 士

写红七军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及妇女运动的先驱，红七军中的女战士。

在旧社会，右江流域城乡人民历来遭受封建军阀的践踏、蹂躏。田南道首府百色，是一座不到万人的城市，更是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码头、苦力、缝纫、革履等行业的女工，月资仅有二至五元，生活难以维继，而且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有些女工因生活困难所逼甚至沦为娼妓。澄碧江的翠舫花艇，太平街的胭脂柳巷，横街的戏院、妓院、赌场和烟馆，都是官坤吃喝玩乐的地方。这里留下了无数妇女被摧残的悲惨故事。每每提起，广大人民和妇女无不切齿痛恨。

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陈炯明率粤军于1921年攻入广西，继而占领右江流域。1922年，他公开叛离孙中山，他们所到之处，烧杀奸掳，无恶不作，有些借故拉夫闯入民房，奸淫妇女，抢夺钱财。地方土匪、豪绅、军阀互相勾起，有的纠合几十人，或几百人，多至上千人乘风而起，打着公民自治军，护桂军的旗号，干尽坏事。右江有刘日福，左江有吕焕发、南宁有林俊、贵县有李宗仁、梧州有冯保初、贵平有贲克昭、玉林有梁伯初、柳州有韩彩凤、桂林有梁堂、钟山有钟明阶、贺县有李飞。规模比较大的有陆荣廷、沈鸿英、刘宸环，这些大小军阀，相互厮杀，几经吞并，最后归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那时的广西，真是“司令满街走、统领多过狗、村村见白旗，处处闻枪声”。他们拐骗妇女，拉去充当小老婆。广大妇女受尽凌辱，痛苦不堪。

1925年春，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余少杰、黄书祥等人，先后在黄埔军校及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陆续回到右江，做了一系列的宣传组织农民的工作和妇女工作。他们在东兰奉议、果德等地区，发动农民组织协会，制定了农民协会的斗争纲领，提出了农民协会入会誓词：“全体肃立起来，遵守会内章程，少数服从多数，愿以纪律制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改造人生问题，就是援助群众解放，维持无产阶级，务求国际少年，促成少年国际。”同时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废出苛捐杂税；打倒军阀、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的口号。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实行男女平等。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

他们的革命行动，得到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设在南宁）校长俞作柏的支持。他暗自资助步枪一百支，子弹五十箱，用于他们返回右江，武装农民军。经过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广大农民和妇女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纷纷建立了群众，投身革命行列。

1929年秋，我党利用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政务时机，大力恢复和发展广西革命形势（力量）。这时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南宁教导总队，由南宁开往右江百色城。在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我党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这些运动提高了群众觉悟，壮大了革命组织，打击了嚣张的敌人。当时工人的工资低，一般工人工资八元，而妇女和童工的月工资更低。工人没有政治权力、生活自由的保障，于是成立了苦力、民船、烟丝、糕点、药材、缝纫、革履、理发等工会，吸引了妇女们踊跃参加到工会来，有的还当上了工会妇女委员，成了工会的骨干。她们制定了工会斗争的纲领，把每年工资由每月八元增长到20块银元。经过斗争，迫使资方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

1926年，右江妇女运动孕育着兴起发展的势头，一些先进的女同志，如赵概民等，积极地向妇女界宣传革命道理，并登台演唱革命歌曲，使广大妇女群众深受教育。赵概民还在果德县号召农民妇女为自由解放而斗争，她组织20多位妇女同志，利用赶场，向农民群众宣讲：“我们贫困劳苦大众的穷根，来源于豪绅官吏的压迫剥削，我们要有饭吃、有衣穿，要过上好日子，就要革命，妇女们要团结起来，和男人们一起，组织农民协会，这样就有力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这样工人才有工做，农民才有田耕，妇女才能翻身。”听众里有个叫王秀珍的妇女，她十一岁时由父母包办订婚，她站出来要求解除婚约，并当众剪掉辫子，报名参加革命。这一壮举，极大地鼓舞了现场妇女，纷纷表示响应她的号召，参加妇女解放斗争。

当时，百色省立第五中学，体育老师杨柳溪是我党地下党员。在他的影响下，一些男女青年学生倾向进步思想，1929年，杨柳溪从外省第二次回到省立五中任教。时值广西形势的变化，正朝着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成立后，省立五中公开进行革命教育，并在先进积极分子当中，开展发展党团员工作。在杨柳溪老师的带领下，女学生张旭、陈佩珩等青年首先报名参加了红军，并分配在政治部工作。军部女同志邓淑和担任秘书处书记，军医处王燕由看护兵升为护士，后有陈英及胞妹陈醒飞在经理处工作，韦荣、田州参加红七军，一直在做卫生员工作。1930年9月，红七军离开右江，向江西中央红军靠拢，考虑到千里转战，病号和孕妇随军行动不便，就动员本地的孕妇和病号在本地亲友家隐蔽下来，或到后方武篆暂时工作。外地的，就动员她们回原籍、到上海或香港找党组织，另行分配工作。唯有张旭、韦荣、田州三位女同志随红七军行动。

光阴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现将当年从广西参加红七军的几位女战士的简要经历，记录如下：

张旭，百色人，是广西省立五中的学生积极分子，后来参加革命，一直随红七军行动，曾与我（许凤翔）在红七军政治部工作。她担任秘书处干事，无论作战还是行军，她都做宣传工作。休息时，她又做地方工作，轮到她值日时还要带队行军、参加会议。她早上跑晚上讲评，和男同志一道执行执勤任务，从不叫苦叫累，像个女汉子。

红七军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她与政治部主任许进结婚，依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她从来没有骑过马，每天行军到达宿营地后，她和大家一样打扫卫生、洗衣服，做宣传和妇女工作。粉碎第三次“围剿”后，许进同志被“左”倾”错误的肃反路线迫害，张旭同志受到牵连，从此下落不明。

韦荣，恩隆人，壮族。她因包办婚姻，17岁就被迫嫁给了伪政府顾员为妻，数月后逃回娘家，毅然参加了农会，脱离了婚姻，获得了新生。她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高唱革命歌曲，宣传革命道理，决心为妇女的解放而奋斗不息。

1927年秋，她与黄五娘等十几名妇女英勇地参加了攻打思林伪县府的战斗。她和李开明等6名女同志还参加了隆安战斗。红七军离开右江北上江西时，她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她在55团卫生队担任卫生员，又兼宣传员。

在抢救伤员中，她冒着敌人的炮火，奋不顾身地奔赴前线。她用嘴把伤员的脓血吸出来的动人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部队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汇合后，韦荣同志调到中央红军后方工作。她刻苦学习医疗技术，进步很快，红军长征时已担任军医。有的说，她在过草地时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有的说，她在红军开始时就牺牲了，牺牲时年仅27岁。

田州同志（又名梁保英），奉议人，出身于贫苦家庭。她和韦荣一样是在苦水伴着泪水中泡大的。开初，她在地方工作，以后在红七军55团卫生队工作，到达江西后又在后方医院工作。在医疗药品极端缺乏时，她把旧棉絮，旧蚊帐消毒后当作药棉、纱布用。往后不知去向。

陈英同志和她的胞妹陈醒飞，原籍广东罗定人。姐妹二人都在百色生长，都仅念过小学。她们先后参加了红七军，均在经理处工作。红七军北上时，陈英因为怀孕在身，不能随军行动，便隐蔽在平马老百姓家中。群众把她藏在只能容纳一个人坐着的夹墙中，她在暗处能看见敌人，敌人搜查逼近，她就滑下垃圾堆里。敌人数次搜查，都在老百姓的掩护下，得到成功逃脱。就这样，她提心吊胆地躲过了三个多月后，化装坐船到南宁，辗转回到罗定老家。陈英的爱人云广英是我的老战友，西安事变时，他接受党的指示，到两广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这一段时间他们夫妇在阔别六年后，才又重聚在一起。此后 ，夫妻俩先后辗转广州、香港、韶关，桂林工作。后定居广州，新中国成立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邓淑和其爱人陈淑度，都是百色城里人。陈佩珩是陈淑度的胞妹，和许卓结婚，邓淑和与陈佩珩是姑嫂关系，都是因为身孕留在右江，后来到南方局联系，不知什么原因邓淑和留在了香港，陈佩珩回到南宁，与他人组建了新的家庭。

孙醒浓是南宁一中学生 由于思想进步受到当局拘留。俞作柏、李明瑞坐镇广西时，把她释放出来。她随张云逸的队伍到了右江，在红七军政治部工作，后与政治部秘书处长佘惠结为夫妻。因怀有身孕不能与佘惠随军北上，后到上海找到党的关系后，又失掉联系。在坚持寻找组织中，她找到了亲人便以在国民党中任会计的身份作掩护，得以潜伏下来。佘惠同志在江西萧反时含冤牺牲，而孙醒浓因为各种原因，生活长期处于困境之中。

青年妇女参加红军，在中国军事革命史上是较为罕见的。她们是无疑是广西妇女革命运动的先驱，开创了妇女参军的新纪元，更是广西妇女界的佼佼者。群众称赞她们是“女中君子、巾帼英雄”。红军女战士为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永垂千史……

（图片说明：除头尾两幅照片由许凤翔家人提供外，其余来自网络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