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之内，两位至亲相继远行——记曾祖母与祖母的离去

李斌

3.13:一月之内，两位至亲相继远行——记曾祖母与祖母的离去

具体是一九六八年的深秋，还是一九六九年的初春，如今已记不太真切。只记得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寒气还凝在屋角，我刚从太奶奶暖和的被窝里挪出来，拢着衣角正准备去上学，没走几步，就听见她屋里传来含糊不清的唤声：“育娃、育娃……”声音轻飘飘的，带着说不出的无力。母亲听见了，脚步匆匆地跑过去，推开门就见太奶奶趴在冰冷的地上，嘴角淌着口水，身子怎么也动弹不得——后来才知道，她原是在喊我的小名“斌娃”，只是病得厉害，口齿早不清爽，听着竟像“育娃”。

从那天起，我可怜的太奶奶，就再也没能说过一句话，再也没能自己迈一步路，就那样静静地躺在床上，一躺便是将近一年半。

家里至今还珍藏着一张老照片，照片的边角已经泛黄卷翘，上面用钢笔工工整整写着：“曾祖母七十有七与曾孙们合影”。那是太奶奶病倒后没多久，爷爷特意托了好几层关系，从通化公社请了照相馆的师傅，专程到家里院子里拍的。照片上，太奶奶坐在一把旧木椅上，身边密密匝匝围着她当时所有的曾孙辈，数一数，整整十一个。她走后，家里又添了四个重孙，可惜她没能亲眼见见。那时我是最大的，刚满十二岁，和小我三岁的二弟并肩站在最后面；最小的三弟兰勇和妹妹李珍，还不满一岁，被大人们放在最靠前的木制婴儿车里，小脑袋歪歪的，眼神懵懂；红梅堂妹、李文堂弟、李武堂弟刚学会走路，站得摇摇晃晃，小手要么紧紧拽着太奶奶的衣角，要么攥着衣角发呆；宝珍表妹、红卫表妹，还有李军堂弟、李学堂弟，有的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盯着镜头，有的被旁边的动静吸引，扭头扯着小伙伴的袖子。照片上的太奶奶，嘴角微微耷拉着，乍看像在抹泪，实则是笑得合不拢嘴——那份儿孙绕膝的欢喜，藏都藏不住；倒是那几个小不点，有的咧嘴笑出豁牙，有的咧着嘴哭鼻子，闹哄哄的，满是烟火气。如今想来，太奶奶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十一个曾孙绕膝，也算是一桩难得的福气。

为了不让长期卧床的太奶奶长褥疮，父亲特意从北京寄回来好几块厚厚的海绵垫，足有十几公分厚，铺在床上软乎乎的，垫着身子格外舒服。在当年的村里，这海绵垫可是稀罕物，谁家也难得有，乡亲们来串门时瞧见了，都忍不住伸手摸摸，啧啧称奇。即便躺在床上不能动，太奶奶心里也总惦记着我们这些孩子。旁人送来点好吃的，哪怕是一小块掉了渣的糕点、几颗裹着糖纸的糖果，她也总要费劲地哼哼着，含混不清地喊着我们的小名，执意让大人们省下一口，留给我们这些馋嘴的娃。

可偏偏祸不单行。太奶奶倒下还不到半年，本身就身子弱、常年小病不断的奶奶，就被家里的重担熬垮了。送她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刻，全家人都懵了——肺癌。那两个字像一块沉甸甸的巨石，狠狠砸在每个人心上，天仿佛一下子就塌了。我可怜的奶奶，那时还不到五十八岁啊，一辈子起早贪黑，忙里忙外，竟没享过一天清闲福。

奶奶这辈子，是家里最操劳的人。太奶奶的饮食起居，我们这些孙辈的吃喝拉撒，全靠她一手照料。她就像家里的顶梁柱，悄无声息地撑起一片天，可这根顶梁柱一倒，整个家瞬间就乱了套。太奶奶在床上要人端水喂饭、擦洗身子，奶奶住院要有人日夜陪护，弟弟妹妹们又都还小，一个个离不开人照看。奶奶先在河津县赵家庄卫生院住院，后来病情加重，又转到了万荣县南张卫生院。我记得在南张卫生院看她那次，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颧骨高高凸着，眼窝陷得深深的，喘气时胸口起伏得厉害，像揣了只扑腾的小鸟，说话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叫，可她的手却紧紧拉着我，指腹磨得粗糙，却带着让人安心的暖意，攥得紧紧的，久久不肯松开，像是怕一松手，就再也抓不住我似的。

那段日子，家里的人像是被拆成了好几瓣，兵分几路地忙。有的在家守着太奶奶，细心伺候；有的在医院陪护奶奶，不敢有半点怠慢；还有的四处奔波，挨家挨户敲门借钱，托遍了熟人找稀缺的药材。那时候，不光家里钱紧得叮当响，就连“连霉素”这种治病的常用药，也难觅踪影，往往要跑好几个公社卫生院，托好多人情，才能找到一点点。全家人就在这样的焦虑和奔波中，一天天熬着，熬了半年多，可终究没能留住太奶奶，她还是走了。

太奶奶出殡那天，我哭得肝肠寸断，嗓子哑得发不出完整的声音，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擦也擦不完，胸口憋得像要炸开。后来舅舅跟我说，那天村里好些乡亲，看着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也都忍不住红了眼眶，悄悄抹起了眼泪。

谁也没想到，太奶奶走后还不到一个月，奶奶就也跟着她的婆婆去了。奶奶走的那晚，我和老姨、姑姑、父母亲、叔婶一大家人，都守在她身旁。后半夜，我实在困得睁不开眼，大人们劝我回东房睡会儿，我刚沾着床沿睡迷糊，就被轻轻叫醒。跑到奶奶床边时，她已经没了气息，可眼睛却睁得圆圆的，像是有满腹的牵挂没来得及说，又像是放心不下我们这些没长大的孩子。我和姑姑蹲在床边，用手一遍遍轻轻揉着她的眼皮，指尖带着凉意，揉了好久好久，她那双圆睁的眼睛，才慢慢合上。村里人都说，奶奶是带着牵挂走的，她放心不下这个家，放心不下我们这些还没懂事的娃。我可怜的奶奶，走时才五十九虚岁，一辈子忙忙碌碌，没吃过一顿安稳饭，没享过一天清闲福。

奶奶出殡那天，我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滚烫，昏昏沉沉的，连站都站不稳。大人们都说，这是奶奶在牵挂我，舍不得我走。于是，他们照着村里的老法子，做了场简单的法事：在一只粗瓷碗里盛满清水，把三根筷子立在碗中间，嘴里念念有词，大意是让奶奶安心上路，别再惦记家里的娃，我们都会好好的。念完后，又烧上一叠黄纸，算是送她最后一程。

两位老人治病，尤其是奶奶的医药费，再加上口棺材和雨位老人丧葬的花费，让本就拮据的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太奶奶的棺材，早在我记事起，就停放在北房的墙根下，用旧布盖着，大概是老辈人早早就备好的，算是了却一桩心事。而奶奶的棺材，是她走后，家里东拼西凑才临时买的。前几年回老家，跟二叔聊天时，才知道当年家里一共欠了九百多块钱。在那个连窝窝头都未必能顿顿吃饱的农村，九百多块钱，简直是压在全家人心上的一座大山，沉甸甸的，喘不过气来。

送走奶奶后，家里人凑在一起，开了个简短又沉重的会。父亲皱着眉头，烟抽了一根又一根，声音沙哑地提出，要把我家住的东房卖掉，先还上治病和丧葬的债。后来也确实来过几个看房的人，出价大概三四百块钱，可不知是因为全家人舍不得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屋，还是别的原因，那房子最终没能卖成。

那段日子究竟是怎么咬着牙扛过来的，如今再回想，心口依旧沉甸甸的，像压着一块浸了泪的石头，挪不开，也忘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