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聚焦：萍庭鹤莫言的作品怕鬼的故事（萍庭鹤）

湖南作家萍庭鹤

绘画：王三宝，杜甫草堂常驻著名画家

人祸猛于鬼：穿透历史阴霾的人性拷问

文/萍庭鹤

莫言在文字中撕开的，从来不是陈年旧事的结痂，而是一个民族集体记忆中最灼痛的伤口。当他写下“比鬼更可怕的是丧尽天良的人”，这句看似朴素的断言，恰似一柄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阶级斗争年代最荒诞的病灶——不是制度的偶然失序，而是人性在权力异化下的集体沉沦；不是鬼怪传说的虚无惊悚，而是现实中同类相残的切肤之痛。那些被剥夺的教育权、被监视的日常生活、被拷打的凄惨哀嚎，早已超越了个体苦难的范畴，成为丈量人性底线与社会病态的标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特殊岁月，阶级斗争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整个社会裹挟进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中。莫言的祖父不过拥有十几亩土地、一头毛驴和公牛，这样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家业，却成了后代“原罪”的证明。五年级便被赶出学校的少年，从此失去的不仅是课本与课堂，更是一个孩子应有的天真与安全感。这种基于出身的权利分配，本质上是对“人生而平等”底线的公然践踏——一部分孩子因祖先的贫困获得特权，另一部分孩子却因祖辈的小康遭遇歧视，如此荒诞的逻辑，却在特定年代被奉为圭臬。更令人齿冷的是，这种不公并未止步于资源分配，而是演变成了赤裸裸的人身压迫与精神摧残。村干部与打手们在办公室里施加的暴行，那些穿透墙壁的凄惨声音，成为了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比起鬼怪故事的虚幻恐怖，这种源于同类的恶意更具摧毁性，因为它真实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无处可逃，无力反抗。

莫言母亲的话道破了世间最残酷的真相：“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虎狼伤人源于本能，鬼怪传说止于想象，而人对人的伤害，却带着清醒的恶意与制度的纵容。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内乱，正如党史所明确记载的，是一场“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内乱”，其根源在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与个人崇拜的泛滥。当“打倒一切”的口号席卷大地，当“成分”成为划分人群的唯一标准，人性中的贪婪、嫉妒与暴虐便找到了合法的宣泄口。公社革委会以“收檩条”为名设下圈套，让渴望微薄收入的社员在违法的罪名面前百口莫辩；红卫兵小将以“破四旧”为旗，抄家、批斗、毁坏文物，将暴力包装成“革命行为”。这些行为的执行者，并非天生的恶人，他们可能是邻居、同乡，甚至是沾亲带故的熟人，但在权力的催化与群体心理的裹挟下，他们丧失了基本的同理心与良知，沦为伤害同类的工具。这种“好人作恶”的现象，远比天生的恶棍更令人恐惧，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社会鼓励告密、美化暴力、压制理性，任何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恶的参与者或帮凶。

病态的社会往往会对残酷行为给予病态的褒奖，这正是那个年代最核心的悲剧。那些监视“四类分子”的积极分子，会因“立场坚定”获得表彰；那些拷打“坏人”的打手，会因“革命有功”得到提拔。当暴力成为晋升的阶梯，当迫害成为忠诚的证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曲。莫言在《酒国》中描绘的荒诞图景，恰是这种社会形态的文学隐喻——烹饪学院将食人行为包装成“美食创新”，宣传部将罪恶粉饰成“文化成果”，当知识体系与权力机器共谋，恶便获得了制度化的永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恐惧不再是个体的偶然感受，而是弥漫在整个社会的集体情绪。莫言“小心翼翼，谨慎言行”的生存状态，是无数受害者的共同写照。他们不敢随意说话，不敢与人交往，生怕一语不慎便给家人带来灭顶之灾。这种长期的精神压抑，比物质的匮乏更具毁灭性，它磨蚀着人的尊严，扭曲着人的心灵，让整个社会陷入沉默的窒息。

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创伤却并未随之消散。当莫言多年后回到家乡，面对当年横行霸道者的满脸媚笑，依然会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路过那间破败不堪的施暴房屋，依然会感到不寒而栗。这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并非源于记仇，而是创伤后应激的本能反应。那些声称“时代已经过去”的旁观者，永远无法理解幸存者的隐痛——就像明知小石桥上没有鬼，却依然要奔跑吼叫一样，创伤记忆早已内化为身体的本能。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当年的施暴者，大多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变换了面具，从横行霸道者变成了笑脸相迎者。这种“无代价作恶”的历史，恰恰是对正义的无声嘲讽，也是对未来的潜在威胁。正如莫言在作品中反复呈现的，阶级斗争的年代虽已结束，但人性中的恶并未消失，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便可能死灰复燃。

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莫言，最终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反而成为了被人尊敬的作家。支撑他走过黑暗岁月的，是对未来的希望——“由恶人造成的恐惧越来越少，但有鬼怪故事和童话造成的恐惧不要根绝”。这番话蕴含着深刻的智慧：鬼怪故事与童话中的恐惧，源于对未知世界的敬畏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包含着文学与艺术的种子，滋养着人的想象力与同理心；而恶人造成的恐惧，源于人性的沉沦与社会的病态，它只会催生仇恨与绝望。莫言用文字为民族立传，将个人苦难升华为集体记忆，正是为了警示后人：永远不要低估人性之恶的破坏力，永远不要让阶级斗争的悲剧重演，永远要守护那些让社会保持温度的价值——正义、良知、同理心。

有人曾指责莫言的作品“过度渲染苦难”“迎合西方叙事”，将其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但这种指责恰恰忽视了文学的本质使命。文学不是粉饰太平的工具，而是直面现实的镜子；不是歌颂功德的赞歌，而是拷问灵魂的警钟。莫言笔下的苦难，不是为了贩卖悲情，而是为了探寻人性的底线；他对黑暗的书写，不是为了否定历史，而是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正如他在《生死疲劳》中借六道轮回的故事解构阶级斗争史，在《檀香刑》中用暴力美学叩问人性深渊，他的“审丑美学”本质上是一种清醒的批判，是对异化人性的沉痛反思。那些批判者们或许忘记了，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不是直面苦难，而是掩盖真相；不是反思错误，而是粉饰太平。

回望那个充满恐惧的年代，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比鬼怪更可怕的，是丧失良知的人；比制度失序更危险的，是社会对恶的纵容；比历史苦难更难承受的，是对苦难的集体失忆。莫言的文字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因为他敢于直面那些不愿被提及的往事，敢于揭露那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黑暗。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健康的社会，绝不能让“成分”决定命运，绝不能让暴力成为常态，绝不能让恐惧主宰生活。

如今，阶级斗争的口号早已成为历史，但人性中的恶与权力的异化依然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命题。当特权思想依然存在，当告密文化偶有抬头，当网络暴力肆意横行，我们便不能说，莫言所描述的恐惧已经彻底消失。守护一个没有恐惧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坚守良知的底线，需要制度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需要历史记忆对现实的警醒。正如莫言所希望的，让恶人造成的恐惧越来越少，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多，这才是对那段黑暗岁月最好的告别，也是对未来最负责任的承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莫言的文字如同一盏明灯，穿透了历史的阴霾，照亮了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真相。那些关于恐惧与希望、苦难与坚守的叙事，不仅是个人记忆的忠实记录，更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铭记历史中的苦难，反思人性中的幽暗，我们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才能构建一个真正公平、正义、温暖的社会。毕竟，我们最该恐惧的不是虚无的鬼怪，而是忘记历史教训后，人性之恶的再次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