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绍兴蔡元培故居：蔡元培生平剪影

好奇

趁着江南的热浪刚刚退去，盛开的桂花满街飘香之际，我怀着敬仰的心情，参观了我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蔡元培先生的故居。

蔡元培故居坐落在绍兴越城区笔飞弄13号。蔡元培故居主要建筑有门厅、大厅、座楼，占地1856平方米，建筑面积1080平方米，砖木结构，花格门窗，粉墙黛瓦，青石板地。

笔飞弄，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据悉是王羲之因自己的墨宝被骗后懊恼的将那支飞狐笔掷向窗外。该笔破窗穿户飞过整条弄堂，于是后人便将这称为“笔飞弄”。

蔡元培故居的门厅坐西朝东，门楣悬刘海粟题"蔡元培故居"匾额。

大厅一堂两弄，上方悬毛泽东题"学界泰斗"匾，周恩来撰沈定庵书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以生动形象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光辉伟大的功绩。两侧厢房现为"蔡元培生平史迹陈列室"。

绍兴蔡元培故居是蔡氏祖上自明末迁居山阴（今绍兴）后，于清道光年间购置并世代聚居的台门院落。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在此出生，28岁进京任翰林前一直生活于此，此后每次返乡仍回此处居住。

整座建筑乌瓦粉墙、花格门窗、青石板地，高墙深院，呈典型绍兴台门风貌，1988年起对外开放，现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蔡元培的书房兼卧室位于东次间。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仲申，又字鹤卿、民友、孑民，号寉庼（hè qǐng），小名宜哥，小字意可，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馀，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25岁成进士，被点翰林院庶吉士。

1898年戊戌政变后弃官南归，开始接触西学。1901年任上海澄衷学堂代理校长；9月受聘为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

1902年与蒋智由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在上海创立光复会，任会长。1905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为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　赴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开始四年留德生活。1911年11月　武昌起义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　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912年7月　因不满袁世凯专权辞职，旋赴德、法等国考察。1915年6月　与李石曾等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倡勤工俭学。

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9日，发表就职演说，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长”，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延揽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人物，使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荣誉博士学位。

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民国十五年（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蔡元培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

民国十六年（1927年），蔡元培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

民国十七年（1928年），蔡元培任交通大学校长、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兼任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院长，以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蔡元培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晚年，蔡元培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蔡元培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在寓所不慎失足倒地，口吐鲜血。虽经名医诊治，但因年高体弱，救治无效，于3月5日9时45分溘然长逝。3月10日，香港举行蔡元培灵柩安葬仪式，全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致哀。他的遗体被安葬于香港仔华人公墓，永远地留在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

中共中央在唁电中誉其为"老成硕望"、"勋劳卓著"；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赞其为"高年硕学"、"万流景仰"，国共两党都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蔡元培一生不置产业，按说他大半生都身居要职，薪俸很高，在北大任校长时月薪600元，而当时在图书馆任管理员的毛泽东月薪8元，但在蔡元培逝世时，他还是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筹措下才置办了棺椁，另外还欠医院1000多元的医药费。从这一点上看蔡元培绝对是廉洁的，从他手上要经过多少钱财呀！就冲这一点，他就值得我辈后人敬礼！

蔡元培的骨灰至今未归葬北大，其后人认为应留在香港。北大方面以文物保护为由未予迁葬。

蔡元培先生的历史贡献可归纳为：①执掌北大，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奠定现代大学精神。②聚拢新文化精英，推动新文化运动，催生育才高峰。

③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系统推进艺术教育。④首任民国教育总长，废止读经、建立现代学制。⑤设中央研究院，开创中国现代科研体制。

另据史料记载，1927年4月2日，蔡元培主持召开会议，审定通过了一份179人的共产党员名单，要求尽快逮捕，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4月9日，蔡元培与吴稚晖、张静江等人联名发表通电，提出“清党”的十一条理由，呼吁清除党内共产党势力，为政变制造舆论基础。

蔡元培不仅参与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的秘密反共会议，还在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亲自为其授印并发表演说，公开支持南京政府、否认武汉国民政府。政治立场转向反共：尽管蔡元培早年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自由，但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际，他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认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路线不适合中国，主张通过“清党”实现国民党的“纯洁化”。

因此，蔡元培不仅在舆论和组织上支持了“四一二”政变，还在政治立场上明确转向反共，成为蒋介石清党行动的重要合作者。

蔡元培1940年在香港病逝后，毛泽东即发唁电，称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既是对蔡元培教育、学术功绩的肯定，也体现了中共策略上对战时中间势力的团结，但并未改变对1927年清党事件的基本否定。

毛泽东对蔡元培支持“四一二”政变持批判态度；同时出于抗日大局和对其教育贡献的尊重，在私人信函和公开唁电中仍保持礼节性评价。

蔡元培经历了从“合作支持”到“失望疏离”的转变。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蔡元培出面调停，结果蒋介石扣押了应邀来京的李济深，使他意识到自己在南京政府中“并无说话余地”，仅是“花瓶”。此后八年，他基本不过问政事。

蔡元培病逝后，蒋介石在日记中仅称他在教育上“但有罪过而已”；而中共中央则致电吊唁，尊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种反差，被视为蔡元培“一心追随的人未留良言，誓死反对的人给予哀荣”的历史讽刺。

蔡元培的历史地位是复杂的，但总体上是高度正面的。他的教育改革、思想启蒙和社会活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尽管在某些政治决策上存在争议，但这些争议并不能掩盖他在教育、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卓越贡献。历史主流评价对他的高度肯定是基于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和卓越贡献。